沈敬东与廖明明：相似的趣味与不同

陈履生

在五花八门的当代艺术之中，艺术家们各有各的高招，正可谓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当代艺术的态度也正如同当代艺术的本体一样，基于不同的立场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而这之中的差异，还是取决于论者对于艺术本体的把握。在诸多的当代艺术家中，沈敬东与廖明明是比较能够理解和认识的两位。他们好像不需要剑走偏锋，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化解时尚与潮流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他们的作品像文人画那样，不以阔大的气局取胜，而是以深具内涵的小情小景而获得审美上的个人意义。他们不像伦勃朗，而更像维米尔。

沈敬东、廖明明多次在一起举办联展或双个展。他们之所以能够经常结合或并置在一起，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志同道合”来概括。他们两位把人们熟知的一些艺术方式演绎为一种令人惊奇的表现，从题材内容到形式语言，都把握了当代人的好奇心以及社会折射出来的需求。其中对旧有的颠覆，实际上是巧妙的利用。他们的作品所传达出的趣味正是建立在旧有的感知之上，是通过人们连接以往的认知而获得一种新的意趣。这之中不管是传统还是当代，其语言上的架构都有着文化基因上的承传。因此，艺术的逻辑关系所呈现出的当代表现，其趣味性的表达正是他们在不同语言平台上的共有特征。

沈敬东一直钟情于他熟悉的军旅，而这正是许多非军旅艺术家所舍弃的题材，因为没有情感上的联系。这种植根于以往熟悉基础上的一以贯之的表现，显然是因为他发现了其中的美和趣味在当下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内容，军人曾经有着无比的社会尊崇，而延续至今的还是有着人们对于国家概念中的对于军人的特别的尊敬。在沈敬东的作品中，并没有与军人这一身份相关的战争或冲突的隐喻，而是在和平的氛围中表现出了值得尊敬的可爱的内容，由此，他将其扩展到一些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之上，依然把可爱的趣味表达发挥到极致。不管是版画、雕塑，或者是其他形态，他所表达中的质感以及与质感相关的高光，让人们感受到了他所创造的一种装饰化的立体的形象，有着与他相关的特别的语言形态。在他的《角色》中，那些人们熟识的军人置入在社会人群之中，同样也是通过这种比较而让人们关注军人的存在，从而体现出“人民子弟兵”这一既往的内涵。沈敬东是一位富有思想而勤奋的艺术家。他没有局限在某种材质或某种语言之中，而忽视自己的感觉与表达，因此，他在不断变化的材质与语言的表现中，几乎是万变不离其宗，哪怕是回到水墨，依然能够把与军人相关的尊崇的标志“大红花”，带进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视觉系统之中，从而把这种形象的符号化与语言的符号化做了一个跨越媒介的沟通，又进一步助推了自我形象的塑造。无疑，他的种种表现又区别于军旅艺术家的视觉表达。

与之不同的是，廖明明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来处理人们所熟悉的形象，不管是人们熟悉的山水，还是一眼就能辨识出的世界名画中的人物。他的巧妙的处理，颠覆人们所熟悉的内容。其山水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内容，或者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内容大相径庭，是在新的方式中表现出当代的特色。其“人物”系列中的夸张变形，同样也在形象的颠覆中创造了一种他自己的在“著名”的形象体系之外的谱系。而与这些形象相关的水墨，再也不是“墨分五色”的文人趣味，而是有着他所建构的一种新水墨的态度。至于，他的《山海经》版画系列，虽然依然建立在传统的黑白木刻的基础之上，可是，趣味性的表达所演绎的对《山海经》中的神人、神兽的理解，同样在趣味性的解读中把黑白关系纳入到由他掌控的趣味性之内，而由此所导向的与汉代石刻画像艺术相关联的比较，则表现出了当代的特色和意义。

2016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