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主办、郑闻策划《冷光：世纪之交的旅日五人展》，将邀请五位于21世纪之交留学日本的艺术家——方振宁、管怀宾、刘旭光、杨冬白、章之珺，联袂展出近期的艺术创作。其留学的经历给他们的创作动机与思考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记，如何在东方的哲学与文化语境中发展出自身的现代艺术语汇，是他们汇聚东洋又各奔东西之后的共同追求。策展人郑闻把这五位艺术家的艺术之旅与一个世纪前中国美术家的日本之旅进行对比，探讨“旅日”对于当代中国美术进程所起的作用。
　　文/ 郑闻 王姝曼
　　19世纪中叶以来，明治维新使日本率先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也出现了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者以及近现代教育的先行者。这是日本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也是东亚乃至亚洲地域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日本教育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脱亚论”的出笼，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后来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和整个亚洲的灾难性战争。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作为整个亚洲现代化的先锋，为东亚各国的现代性转型打开了一扇窗口。19世纪末期，来自中国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东渡日本，意图以日本为观察口，一窥西方现代化的全貌。借鉴和引用也是全方位展开的，无论是政治制度、工业体系、文化艺术等，日本的现代化给中国提供了不胜枚举的新词汇与新概念，譬如今日我们使用的“民族”等词汇。而在艺术领域，甚至今天我们使用的“美术”一词，都是由日文转译而来。
　　1905-1937年间发生的大规模“美术留日”运动，和“美术留欧”、“美术留苏”等运动一起，构成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东京美术学校为核心的日本近20所美术教育机构接纳了约60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回国后遍布于各地“新美术”领域，成为中国美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初期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规模“美术留日”才戛然中止。但这一时期留日的突出成就无非是“中国画改良”和“洋画运动”，因为这一批留日画家大多选择的是学习西画，对雕塑、建筑、美术史、日本画、工艺美术等只有少量涉及。
　　以方振宁、管怀宾、刘旭光、杨冬白、章之珺为代表的这几位艺术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留日学习艺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支中坚力量，显示了与一个世纪前留日画家完全不同的艺术面貌及艺术思想。这几位艺术家的创作体现出高度的成熟度与个体化倾向，他们自由并娴熟地运用包括影像、装置、摄影、雕塑、现成品、平面绘画、现代水墨、抽象绘画等各种国际艺术方式。而在审美所指上，又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东方美学的意味，以及更加重要的特质——艺术家的个体化创作方式，由此展示了他们每个个体的独特性。这次展览将呈现一种源自东方美学又兼具世界现代艺术语汇的崭新面貌，“冷光”一词则以意象性的方式，尝试勾勒出这批优秀当代艺术家的一种共同的气质。
　　管怀斌在自己的装置艺术中带入对现当代语境下传统造园美学的解构理解以及对“装置”这一空间概念的异化认同。他在现实与传统这两个庞大资源集合中不停的梳理探寻，并试图在其中提炼出自己个性化的表达，而非一味的借用西方的价值系统来评判发生在中国的艺术事象。值得一提的是，将充满“东方性”的文化符号艺术化是留日艺术家们显著的共通性之一，刘旭光便是运用传统易经卦象中的文化含义来进行艺术的二次创作。他通过甲骨文 “卜”代指占卜能力来大层面阐释未来，从而展现“时间”这一概念的的绵延与延续性。同样将创作回归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还有参展艺术家杨冬白。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杨冬白的创作便是基于体验传统山水画外的感知与神秘，一种对自然中万物有灵的感知。在他看来，山水是大自然的本体，它能唤起自身意识形态的内心诉求。此次展览中唯一的女性艺术家－章之珺则是呈现出更具有诗意化的艺术表达－专注于研究物体“透”的概念。在她的理解里，“透”并不仅是一种视觉化表达，更蕴含了一种隐意—一种隐约的东西在里面，一种语言说不清的、抓不住的感觉。在她的艺术作品中，没有文字语言可以与之完全对应，她也不主张观众去深究其中的“意思”。在她的创作场域中，作品内部的精神只能靠个人去感觉，一旦作品被文字化或标签化，其自身的内涵便会减损。方振宁的参展作品从半立体、立体空间回归到抽象的平面空间。他极具极简风格的作品延续了他早期抽象艺术版画的风格，同样蕴涵着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叙事性以及他极具个人风格的解读。
　　这一世纪之交的艺术之旅与上一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现代化留日之旅之间，形成了历史性的遥相呼应和丝丝关联，但又展示出一片完全不同的开阔景象。由于全球化导致的观念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则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于“民族”、“东方”、“亚洲”、“艺术”等概念不同的想象方式，折射出中国乃至亚洲现代美术发展与传统文化之关联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