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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山艺术专栏
弹指三十年
2015-02-06 14:52:03
声明:本文为99艺术网特约专栏文章,未经协议授权,请勿转载使用。

人们经常谈论我在三十年前那篇批评当代中国画的文章。另外,在很多场合我总是被问起,在当前“水墨热”的情态下,我是否改变了“穷途末日”的看法?说实在话,对这个话题我已深感厌倦了,翻来覆去,不过是一种表态——我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言论,都仅限于表态——或说,民族艺术大繁荣的时代就要到了,或说,现在的文化生态简直一团糟,离繁荣岂止万里之遥?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的老师热衷于对我们灌输“好人”和“坏人”的概念,杨子荣是好人,座山雕是坏人,如此而已。



1985 年7月,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在《江苏画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画已走到穷途末路,只能作为保留画种,并指名道姓地 批评了在世的国画大师,引起美术界一场轩然大波。10月,《中国美术报》以《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为题摘要转载,在中国画坛引起一场持久而激烈 的争论。

自然,从现象看,当下的气氛确实非常热烈——这边在讨论宪政、法治;那边在讨论复兴儒学。这边在讨论普世价值,那边在讨论中国“国情”。这边在讨论“新权威主义”,那边在讨论分权。这边在讨论市场,那边在讨论精神。总之,一拨拨的人怀着一拨拨的念头,缺乏交集,抵制共识,无论在立场上,还是价值观上,都是鸡同鸭讲。秦辉不断呼吁“共同的底线”,身处同一个时代,连最基本的共识都没有,何以谈得上建树?


2014年11月,北京凤凰岭书院开学典礼上,学员向老师行跪拜大礼。

例如,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跪拜事件,明明是惊人的丑剧,王鲁湘等人却辩解为“尊师重道”。这种公然的强词夺理,是不是很穿越?是不是让人深感时间上的错位?再例如,上头提倡尊孔了,于是一群现代“儒”们弹冠相庆,寻章摘句,从董仲舒开始,一路追溯历史事迹,目的都是为了投身帝王事业做铺垫。我不喜硕学大儒钱穆的某些观点,譬如钱先生——包括不少与钱先生观点相似的学者,对华夏传统文化过于理想化,溢美太甚,其实并未脱出清末洋务派“体用”之说的二元论范围,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思。产生在两千年前社会土壤上的孔子思想,肯定包含着精粹和糟粕。在法治、民主的环境下,其精粹可以为我所用;而在权力遮天、真理不彰的环境下,糟粕将无限放大。就像钱文忠竭力鼓吹的《弟子规》,能把孩子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不赞同钱穆先生的某些观点,不等于我不钦佩他的信念,他的人品和学问。看看当下那些“儒”吧,信念阙如不说,调门还来得高昂,“货与帝王家”的用意是一目了然的。他们一味媚上愚下,是愚民政策的帮凶。信不信?时机成熟的话,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像当年的杨度之流一样,大肆鼓吹帝制的必要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你总不能说“文革”就是好吧?你总不说民主是狗屎吧?是的,有这样的人,似乎数量比我们想象还多。我曾亲耳听到一位海归的大学教授义愤填膺地声称,只因为反右时期少关少杀了三十万人,才导致了现在有这么多向往西方制度的卖国贼。这是观点不同么?是看法不同么?显然不是,而是底线缺失,是人性缺失。当年鲁迅送给那些“大人先生”一个字:嘘!这会儿,我把这个字送给那些伪学者、真宵小!


三十年前我的文章发表后,刘海粟老先生的评价一语中的:有大的姿态,没有大的学问。这是自然,学问是我一辈子的硬伤——并不是我不勤勉、不努力,而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读书无用”的环境,虚度太多,童子功全废,即便半路奋起直追,毕竟已经跛足。我唯一受鼓励的是:在一个谎话连篇,欺瞒成风,互相抬着走的时代里,一句真话抵得上五车学问。前一阵,有心人把我若干年前写的一组短文编辑出来,在微信里流传。我觉得十分奇怪,难道时间的车轮停止了么?所有的问题都在重复,所有的现象都在延续,我要说的和想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并无新鲜东西。我经常提醒自己,不带有色眼镜,不要尖酸刻薄,既要看到负面,也要看到正面。鲁迅当年写过一篇揭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文章,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鲁迅时代的文艺界群星闪耀。歌德说,没有一个作家或诗人不痛诋自己的时代,因为他们切身感受着这各种不幸和不义。这是对的,正如我一直不用知识分子概念,而用学者、专家称之,是因为我心虚。按照比较通行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独立性、批判性等等素质,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太稀缺了。诗意一点比喻,知识分子是苦难的夜莺,是牛虻,他们的眼睛盯着社会、历史、人性和自我的灵魂。当我们看到某个官员,心里嘀咕,会不会是贪官?当我们看到某个名家,心里嘀咕,会不会是骗子?这是一幅多么荒诞不经的画面啊!衣服脏了,可以水洗,脸脏了可以水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水脏了,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不让水脏,或者,努力把脏水澄清,是不是知识分子起码要做的?


艺术领域的一切都可以当做我们社会的切片和样本,无序和混乱中展示着活力——这种活力没有方向,只求数量,不求品质,在欲望的驱使下无比高涨。谁都知道,当下艺术领域非常热闹,请注意,我说的是热闹,而非繁荣。举个例子,现在喜欢写毛笔字的人空前多,我手里没有数据,粗粗估计,大约几千万吧。其中的“毛笔字大师”有多少呢?有一次我和管俊戏言:你好好不画画,热衷写起毛笔字来了。事实证明是我跟不趟,写毛笔字的投入和产出比实在太高了,利润太大了。记得我在一位收藏家那里看他的藏品,一幅董其昌的书法长卷让我看得非常入迷,抬头看到墙上挂的林散之的两幅挂轴,顿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林散之的字仿佛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林散之是二十世纪的书法泰斗,搁在书法史的长河中尚有不足,何况当下的“毛笔字大师”?古人写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因此有书法而无书法家。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有书法家而无书法。听听前辈是怎么说吧——林散之说,书法热坑害了书法。沈从文说,书法家出则书法亡。


林散之书法横幅

其实,谈写毛笔字不是我的本意。写毛笔字和打太极拳和练瑜伽一样,有兴趣做,毕竟比打麻将、打牌有意思,写得好还能与艺术沾点边。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生态、艺术生态。许多人指责批评家不作为,我写过一篇《失语的快感》,指出在众声喧哗中在增添一点喧哗,是不是很无趣?三十年前我批评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人,他们现在都是市场大红人,与艺术上的评价和讨论毫无关系,他们的画作只是金融衍生品。我记得我参加成都双年展的研讨会,投资人邓鸿既做教练又作裁判,而一众艺术家、批评家则忍气吞声。我对作为展览学术主持的刘骁纯、顾振清不满,因而直言,刘、顾两人在资本面前唯唯诺诺,有失学术的尊严。在北京的另一个会议上,我看到,文化部门的领导刚致完辞,一众专家、学者纷纷颂扬领导的指示如何及时如何重要,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一是资本,一是权力,真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以上两例不过了沧海一粟,既然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势必造成一种普遍的存在即合理的犬儒主义——而且,风气愈演愈烈,势单力薄的批评家会有什么作为?


伴随着“大国崛起”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威力,用纳税人的钱构建的各类官办美协、画院、研究院也跟着水涨船高。国家手里的银子太多,花掉一点无所谓。问题在于,美协、画院和研究院的资源性垄断非常厉害——它们起着导向作用,起着规范作用,以至传递给社会一种错误的信息:他们是被钦定的画家和书法家,身上都有行政级别,这样的话,他们不仅可以在这个系统内部理直气壮地分肥,也给社会带来了误导。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艺术国有化比经济国有化的后果更严重。我看过不少画院画师们的展览,我发觉,许多所谓一级画师的作品简直弱爆了,与画店里的甚至地摊上的行货差别不大。他们仅仅是在吃级别,吃身份。看看胡润财富排行榜就知道,里面有许多画家是进入不到学术视野的。我有一个比喻,他们都是神笔马良,能画金山银山,却与艺术无关,更与艺术史无关。艺术的国有化和艺术的市场化像两根绞索,体魄强大的人尚且呼吸困难,身胚脆弱的人还不寸筋尽断?在此,我想隔空喊话,刘大为主席、杨晓阳院长,在经济基础已经十分牢固的情况下,你们带个头,把艺术还给你们所热爱的人民吧。我说的是还,而不是卖!


其实,我对艺术市场化素来不反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写过这样的文章。贡布里希说艺术该像市场,不该像兵营。贡氏指的当然不是买卖,而是指多样性和选择自由。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到地上,从冷落到热闹,市场是功不可没的。市场或多或少解放了当代艺术家,把或多或少的选择自由还给了他们——在这方面,我和吕澎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不管是市场,还是西方的影响,都是艺术外部的事情。许多人热衷于重复一个论调: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把西方从现代到当代的一百年艺术史重演了一遍。这仅仅是一种说法,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做了简化处理。有一阵微信上流传甚欢:一个美国批评家把中国当代艺术说成是对人类智力的污蔑。这个老外要么无知,要么吃了摇头丸。因讨厌而贬斥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因投资而讨好中国当代艺术的人——不管他是老外,还是自己同胞,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一点,中国当代艺术的不可或缺,以及它的日益壮大。我当然承认“西方中心主义”的云层仍然遮盖在我们头顶,而且,任何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都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由于西方艺术的启发,才开始了挣脱束缚和自我解放的历程——这一笔明明白白地写在现代世界文明史当中。我曾经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艺术家:西方艺术家和非西方艺术家。请注意,我恰恰是反对贴标签的。优秀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永远只有一个身份:艺术家。他身后有他的民族和国家,但更主要的是人类普遍价值的意义,是艺术本身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艺术家张晓刚创作的大家庭系列,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中脱颖而出。图为创作于1995年的《血缘:大家庭3号》。

1995年,一群来自北京“东村”的艺术家王世华、苍鑫、高炀、左小祖咒、马宗垠、张洹、马六明、张彬彬、朱冥、段英梅,共同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1个全裸的男女按照体重的顺序,从下而上以3、2、2、2、1的人数层层“裸叠”,最重的人趴在最下面,最轻的伏在上面,身体叠罗为一。

2010年 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馆展出艾未未作品《一亿颗“葵花籽”》

无疑,“85新潮”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绕不开的话题。历史无情也有情,三十年来,艺术家们为中国当代艺术添砖加瓦,可以在实绩单上看到:《一亿粒葵花籽》、《天书》、《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大家庭》、《中山装》、《山不厌高》等等,以及众多艺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行为、影像、图片作品,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标高。毕竟,与三十前年相比,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已成常态。用康德对认识论的比喻,影子永远不会飞在鸟的前面。这像一种宿命,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挣脱不了现实的种种羁绊。85那批艺术家还有多少艺术生命力?新生代中又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后继者?当年,老艾、黄永砯、张晓刚以及许许多多艺术家是在无望的压抑的境地下,凭着对艺术的热诚、凭着生命的张力的冲动,践行他们的艺术理想。现在,满地都是获得名利的的机会,成功学成了最大的信条,当代艺术会不会就此走向它的反面?秩序化、等级化和市场逻辑对每个人都起着强大的贬抑作用。一位记者对我说:名利毁了多少优秀艺术家啊!我反问,能被名利所毁,称得上是优秀艺术家?方力钧说得多好:像野狗一样生存。是的,如果一个艺术家一旦成了温顺的宠物,他的作品就像一朵毫无生命气息的塑料花。


我还想说说自己。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批评家自选文集,邀刘淳向各位批评家约稿。我接到电话的一分钟内便婉言拒绝。我不得不说,作为批评家,我在这批评这事上始终三心二意——譬如,在方法论上、在针对性上、在判断力上,多年来甚少积累,拿不出满意的东西。再说了,我一向认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学上和音乐上,创作实践永远是第一位的。三十年前我写了那篇文章,一夜之间成了批评家,说明批评家的门槛并不高——正如现在网络里和微信里有成千上万人在发出批评的声音,他们中有的人也是批评家。我提个建议,批评不是斗嘴撒气,像鲁迅说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听从理性,尊重常识,讲道理是最有力量的。我自己就希望在理性和常识的引导下,针对现实问题,多写几篇像样的批评文章,不让那些对我有所期待的人太过失望。


2015·1·12


原文发表于《艺术当代》201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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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山

李小山,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美术馆馆长。出版著作有:《中国现代绘画史》、《批评的姿态》、《阵中叫阵》、《我们面对什么》。出版长篇小说有《木马》、《作业》、《有光》、《箴言》。策划并主持过数十个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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