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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基宇艺术专栏
中国的当代性传统(二)
2013-08-07 13: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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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历史、王者政治制作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诗学解释学。《诗经》中暗藏的政治性美、刺之意已经是文化常识,必须承认任何个体都有相应的政治处境,而诗歌与广泛意义上的艺术都需要被个体之当下时间来领会,这些个体也就都带着政治性的前见,所以艺术的当代性实际上也与政治的当代性无法分开,历史、历史中的人、历史中人眼中的作品都在当下的兴起(王者)与起兴(诗作)中向未来涌出,如此,所谓纯粹的审美,就不可能当代,因为其遮蔽了作品与人的现实处境。

 

宋明新儒学运动中,由于有着与佛学大辩论的背景,心性儒学即成圣学成为主流,该学派上承子思、孟子,却并非直接针对历史政治开出外王,而是先以道德性命修养功夫成为超历史的圣人,继而带动天下人人皆成为超历史的圣人。该理想如果实现,完满世界自然到来,而不用搞什么历史进化论。

 

宋学开端夫子周敦颐《太极图说》奠定了其超时间的本体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到最后“四时行焉”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现象时间,而周子真正着意之处在于“无极而太极”的本体时间中。而在另一开创性作品《通书》中,周敦颐描述了圣人的条件——“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我们可以看出在其宇宙观与圣人观中,有着本体上的对应关系,圣人用其诚、神、几的品质,洞察了五行与四时之前的本体世界——圣人的时间观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观或“古-今”的时间观根本不一样,我们在时间中总是向前看或向后看,而圣人在时间中是向上看的。

 

宋学这种前时间的时间性与佛教不同,佛教最后要的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对时间是否定的。而宋学追求的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这是一种本体论的当代性,是为了对现象时间的更好把握而向高处进发;圣人是参与现实世界历史的,是要在其中生发伟大价值的,但这并不开始于世俗的意见与预谋,而开始于圣人在本体境界的至诚至明。

 

陆王心学是宋学的一次转向,但更主要还是继承,否定的是理学的对象化倾向;其将格物转向格事,将致知转向致良知,将知易行难转向知行合一,重新把心性形而上学放置在现象时间中。人人学而成圣人的理想没有变,但圣人的标准在心学这里有所颠覆,狂者不太正常的高傲之心在这里却被看做不世出的圣人之才。

 

宋学将《礼记》中的《大学》一篇提高到“四书”之一,其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一章,连续引用三个圣王作品,皆突出一个“新”字,《盘铭》更是连续三个“新”字在三重时间性中的展开——“苟日新”,把偶然性的潜能在当下中决断为朝向意愿;“日日新”,把决断生成的当下性以意志扩展至整个性命;“又日新”,朱子注“不可略有间断也”,“日日”之新很可能封闭为习惯绵延,而沉沦在日常时间里,这个日常化是对“新”之朝向的打断与破坏,所以就像庄子去掉“也”为“吾丧我”打开出口,《盘铭》为“日日新”习惯化、日常化的可能打开了“又日新”的出口。可以注意到,在《大学》该章之前的一章,同样引用了三个圣王文本来强“明”。“明”与“新”的结构,在宋学成圣论中有着格外的重要性;朱熹有意地将纲目性的《大学》首章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改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做出这个改动,《大学》的固有结构就变了,而这也正是大学所强调的“新”的精神,把旧文本在当代性中重新打开。

 

“作新民”的事业被朱熹抬高至三纲之一,即在运动中启蒙,把人民从固有的宗法时间中解放出来,置其于当代性时间中,成为迎接未来的“新民”;而文本原来的“亲民”,则还是把民置于“亲亲尊尊”的宗法时间中。

 

《大学》三纲中的最后一条“止于至善”,也揭示出至善的生成与时间性的“止”的关系。“止”是对时间绵延性与历史惯性的打断,只有在这一决断中才能从闭锁的时间中打开一个生成至善的当代性来。明德、亲民(新民)都是理想,知止则是《大学》时间性命论的首要功夫。

 

宋学在现代中国的继承人冯友兰、熊十力与贺麟,分别作“新理学”、“新唯识论”与“新心学”,这里的“新”并非“新文化运动”以文化自杀拥抱西方的虚无之“新”,而是宋儒“日新”精神于中国危机中的再次开展。熊十力以《易》推演出“群龙无首”的人民民主政治,甚至上书试图让新中国人人皆学心性形而上学,建立地上“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语)”的平等的圣人中国。宋儒“作新民”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启蒙“新人”理想,可以说是高度重合的;听说欧洲很多左派思想家今天坚持为中国文革辩护,其所辩护的当然不是其中的暴行,而是“作新民”的理想。熊十力所支持的最终将其自身打倒了,而今天社会学家赵鼎新则判断下一代没有文革经历的人很可能将会为文革翻案;西方左派哲学自身处于困境,不至于提供翻案的能量,但中国文化中宋学的传统太强了,太多文艺、制度、语法、情感、道德中都有其隐秘编码,“作新民”理想会被重新展开,人民政治与时间当代性的关系将会被再塑造,这都是可以预料的。

 

栗宪庭先生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在其历史性的文本《重要的不是艺术》中,他断言——

 

“85美术运动”不是一个艺术运动。因为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艺术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中国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没有显示现代艺术产生的趋向。……所以,艺术复苏并非艺术自身即语言范式的革命,而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85美术运动就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非新起的现代艺术运动。……因为他们想表现的不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整个一代人的思考。

 

以时间的生成结构来划分并规定艺术有其特殊意义,栗宪庭判断中国没有现代主义的生成结构,更没有保存这种时间结构的土壤;这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在中国是根本走不通的。栗宪庭为中国艺术走出现代派的困扰而生成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澄清,高名潞先生所支持的“无名画会”及其现代主义时间观最终不可能被中国艺术的主流所承认;因为现代性仍然是基督教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目的论时间观,最终必将走向主体的“闭锁-虚无”与历史的终结,而中国的“古-今”时间观有一个绝对开放的当代性时间。“今”的发生必须有“吾丧我”、“知止”、“又日新”、“至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性命决断(性为气质潜能,命为人生时存),而现代性迷信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体闭锁于私欲和意见,又被私欲与意见的政治制度推论所统治与规训,在一个纸糊的contemporary里重复做那些早已被预订好的art,处于历史终结的宗法制中而不自知。

 

波普到了中国一定会成为政治波普,徐冰一定会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老师而非低等的博伊斯,因为这是今文经学的政治诗学与王者期待;邱志杰一定要凸显自身的无所不包与哲学造诣,因为这是宋学的成圣理想;吕胜中(用人类学批判透视与美术馆空间)与蔡国强(威尼斯收租院、农民达芬奇)一定要赋予中国农民历史性以回应西方现代性精神,因为这是《大学》作新民的伟大传统;顾德新一定要在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后宣布退隐,没顶公司、郑国谷(帝国)一定要以反主体性的主体进行制作,因为这是吾丧我的当下出口。这些中国特色源于传统中那些最高贵的种子,其生成在中国特定结构的当代性时间中,这与西方时间——无论什么公元前、公元、希腊化、中世纪、古典、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contemporary、未来、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在任何层面上都是决然不同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命题是,找到自己的时间,传习自身形态多元的当代性传统,尽性达命,从人籁上升为天籁,兴起并起兴,在绝对的当下迎接至善,挣脱西方时间性的闭锁,开出运而不积的天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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