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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刚艺术专栏
再问深港双年展
2014-01-20 10:01:49
声明:本文为99艺术网特约专栏文章,未经协议授权,请勿转载使用。

 

 

 

上个月发表的《十问深港双年展》,是我的一次提问练习,目的不是要问倒谁,而是希望把一些疑问展开,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进行交流。既然出发点是为了交流,要想得到一些更有效的成果,就没必要绕弯子去提问了。我相信一定有更具技巧、更含蓄的提问方式,但我还是把这些技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吧。

 

时下像深港双年展这样的大型展览,也不会缺少“客观”的报道与描述了,但以问题为导向的探讨和交流,恰好是非常有限的,一些掌握内幕、有专业积累的人士可能更喜欢在饭桌上进行辛辣点评,但在公共的平台上,大多保持礼貌的沉默,我的提问练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我希望把隐藏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值得庆幸的是,《十问》发表后,深港双年展的工作团队没有像一些愚蠢的机构那样,揣测我的写作动机,或假装傲慢地无视,而是选择了回应,这是我欣赏的态度,也是在今日中国这个“展览繁荣”的时代非常缺乏的自由交流。

 

在私下的信件往来中,我也得知,深港双年展在这一届首次举办建筑评论工作坊的用意,正是希望激发更多的、更有效的交流,甚至也欢迎批评,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写作技巧的作者,能参加到这样的工作坊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由带来的一点点愉悦。我当然也能够想象到双年展办公室的职员们在面对一些批评时,需要对官僚系统的“上级”作出非常多的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工作,何尝不是公共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呢?

 

鉴于双年展工作团队的回应,原本预计是到此为止的《十问》,也就有一点必要面对回应来进一步提出我的看法。双年展方面的回应已经看上去无懈可击了,但我还是觉得其中有一些滑稽的地方,由于我想不出更直接的形式,恕我只能继续像一名无趣的党政干部讲话一样,一点一点地来表达我的粗陋想法。

 

1、深港双年展团队以及史建、朱涛所回应的五个问题,与《十问深港双年展》一文中的问题高度重合,我不知这是我与记者黄璐的默契,还是她刚好看到了我的问题,从中得到了启发。就这一点,我没有向这位前同事了解,我暂且假想《资本介入、屋顶漏水都不阻碍激活城市,唯一焦虑:香港双年展或越来越差》一文有顺带回应我的《十问》的意思。我也假想记者的报道是经过被采访对象核实的,回应部分是他们准确的表述。

 

作为一位曾经在大众媒体供职过不短时间的前媒体人,我也顺便补充一点:记者在介绍回应人的头衔时,只提孙振华是深圳雕塑院院长,但一个雕塑院的院长为什么要出来回应深港双年展的问题?这一点会让读者很困惑——其实,孙振华也是深港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任,与深港双年展关系紧密,找他发表“官方回应”,是理所应该的;史建、朱涛也参与到回应中,他们有各自的独立身份,同时也是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而李翔宁是策展人;黄伟文则是深港双年展组委会秘书处执行主任。黄璐联系这些人来回应质疑,是恰当的。我在下面再就这些“最恰当的回应人”的回应,来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2、就“为什么又是老厂房”的问题,我比较倾向李翔宁的回应,选择厂房比选择美术馆更经济,这是非常实际的考虑。但孙振华谈到选择老厂房时,所说的“激活老厂房是双年展的力量”,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很危险,双年展难道就是激活老厂房的“永动机”?按照他的意思,双年展的举办,就一定能够激活老厂房,他也举了华侨城创意园的成功例子。没错,华侨城创意园成功了,人气旺,租赁势头不错,但它的成功主因,真的是因为双年展的激活吗?那如何解释双年展为什么没有“力量”激活市民广场?根据史建对华侨城创意园的研究后的结论,激活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创意园的改造方、也是最早进驻的机构之一都市实践以及OCT当代艺术中心,两年一次的深港双年展的激活并不占主导性。其实,华侨城创意园的自身条件已经相当优越,位于城市的中心,两条地铁线经过,周边绿树成荫,社区环境成熟,即便不做创意园,华侨城拿这块地皮建住宅或购物中心,一定会“激”得更有活力。如果双年展以这一次孤例来证明自己多有力量,是不太能成立的。

 

至于市民广场这块市中心宝地的激活失败,关键在于市民广场的设计主要考虑的是仪式性,而不是市民的日常活动,当双年展遇到一个有设计缺陷的公共空间,激活的力量是很微弱的,而不是像孙振华所言——“这是双年展的力量”!这一届双年展期望激活蛇口浮法玻璃厂的风险,也正在于此,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市生活、被工业区包围的旧厂房,能够像华侨城创意园那样再一次获得成功吗?我想孙振华不会那么有把握,他如此回应,恐怕是觉得在公共平台上必须那么讲。

 

3、我提出“为什么又是老厂房”的问题,针对的是国内泛滥的厂房改创意园的现象,这一届双年展还在继续制造类似的创意园,我要问的是:作为一个前沿的城市建筑双年展,为什么选择卷入,而不是反思它?双年展组委会秘书处执行主任黄伟文的回答是,卷入仍有必要,“因为在珠三角厂房过剩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双年展正是在做出示范”。黄伟文的回答,并没有直接面对我的问题,我的疑惑是,双年展作出的示范,就只有将这些厂房改为创意园这一条单一出路吗?至少从目前来看,双年展没有给出第二条道路。

 

4、从黄伟文的回应中,他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除了旧厂房,深港双年展没有更好的举办场地。”我从中能够感受到黄伟文对厂房的偏爱,但偌大的珠三角,“只有旧厂房是合适的举办场地”这一表述逻辑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要是深港双年展在接下来十年、二十年都在旧厂房进行,那我建议双年展办公室还是去注册一家“深圳旧厂区激活有限公司”吧。

 

深圳那些没被拆掉的二线关,是不是可供选择的场地?城中村呢,是否也是一个备选项?我想珠三角还有很多可以发掘和使用的空间资源,而不只有旧厂房在等待激活。从过去五届双年展的项目中可以看出,建筑师们对城中村的兴趣之浓厚,让任何一个参观者都会印象深刻,为什么深港双年展就不能把主展场放到城中村?我不排除以后会有如此刺激的选择,但就目前而言,城中村无法提供双年展能够运转起来的资金,在城中村款待来宾,也许会被视为不体面的。

 

这也是我提出双年展一定要和大财团合作这个问题的原因——双年展是否一定要消耗大量的资金,以大展览来回应这个一切都求大的时代?有没有一些更灵巧、更低炭的方式?如果双年展不反省这种求“大”的冲动,双年展对资金以及资本体制的依赖性将会不断加强,当双年展离不开大财团时,这对一个自诩为前沿的、全球唯一的城市建筑双年展,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5、孙振华在回应中认为,双年展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合作是双赢,“双年展维持学术性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政府收缩了投资,展费吸引社会资源,更有大的经济上的成就”。这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理想的模式,但从这一届双年展来看,怎样衡量学术性是否受到了干扰呢?当双年展的大部分经费用来给甲方装修厂房时,学术性的保障从何而来?在这个问题的回应上,朱涛在黄璐的报道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为什么不能将经费花在策划、出版、教育项目上,而是要如此高调地、耗资巨大地装修?”

 

我相信孙振华主任能够找出一套说辞来解释,即便装修费用所占比例大,但展览的学术活动仍然在正常发生——这里关涉到展览的学术性如何考量的问题,在中国非常有现实针对性。我想相当多的策展人都会对外宣称自己的展览具有学术含量,学术研讨会也会生产大量学术文章,“学术”之泛滥,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症候,这也是深港双年展必须面对的背景,深港双年展将会怎样对这个背景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呢?

 

6、我原本认为在回应漏水问题时,双年展工作团队不会选择辩护,而是承认这是一个失误,但很遗憾,孙振华主任居然认为展厅漏水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种相对朴实的方式对空间改造,然后……自然就漏水了。无论他有多喜欢“朴实的方式”,在雨天去展厅,应该不希望肮脏的雨水滴到自己和朋友们的头顶吧?既然改造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朴实?),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屋顶的重要性?美剧《LOST》中那些落难的旅客在沙滩上盖房子时,也不会对自己的屋顶敷衍了事吧,这些受过职业训练的建筑师为什么对屋面如此漫不经心?是他们太爱“朴实的方式”吗?我认为是工作机制上出了问题!我不相信这些建筑师没有处理屋面的能力,而是他们在工作中作出了价值取舍,这样的价值取舍,会让他们更有兴趣和热情去做一些可以观赏的部分。

 

如果双年展工作团队承认这是一个失误,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我相信诚实的态度会赢得更多观众的好评,但恰好相反,他们选择了去辩护,这真像是一个体制内官员的对敌工作方式。我猜想,任何一位观众都不会去要求才举办了五届的深港双年展在各个方面都做到完美,这也正是在公共的平台上讨论和评论双年展的价值所在——这些问题,也许不只是困扰着双年展,也困扰着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双年展问题的关注,正是希望我们能够介入,并改变它们。如果深港双年展的工作团队相信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没有问题了——即便出现了问题,也要竭力维护,那会不会因此用一种习惯的公关思维阻断了一些更为积极的行动?

 

7、我的《十问》中自然有十个问题,黄璐的报道中提出了五个与我相似的问题,但我认为,另外的五个问题同样重要。我不期望双年展办公室有耐心继续回应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深港双年展办公室给了建筑评论工作坊宽松、自由的写作环境后,一定能够催生出非常精彩的评论文章,我比谁都期待看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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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刚

先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等媒体,负责文化、艺术版块的报道与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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