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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廖艺术专栏
“方罍之王”背后的权力与制度
2014-03-21 1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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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方罍

1922年,“方罍之王”皿方罍在湖南出土,作为传统的权力与礼制的象征,皿方罍出土的时间有些尴尬。20世纪20年代,传统的礼制在新文化运动中苟延残喘,传统的皇权已经被颠覆,各地军阀逐鹿中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已是前尘往事,末代皇帝被困紫禁城内,对于这位曾经的最高掌权者来说,如果得知象征着传统皇权与礼制的皿方罍的出土,不知作何感想?


史派西在《纸牌屋》里说:“Power's a lot like real estate. It's all about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The closer you are to the source, the higher your property value.”(权力就像房产,最重要的就是位置!位置!位置!距离中心越近,价值就越高。)——1922年的溥仪,已经跟随英国师傅庄士敦学了3年的英文,他当然明白这句英文谚语的意思,但是却未必同意。这时的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的心里,紫禁城依然是“权力的中心”,但是实际上溥仪已经丧失了几乎全部的权力。


罍与鼎一样,是先秦时期的皇家贵族祭祀的礼器,是权力与礼制的象征。皿方罍在湖南意外出土之后,在古董贩子、军阀和政府各方的争夺之下,这件古物身首分离,罍身流离海外,罍盖存留国内。对传统中国人来说,象征权力与礼制的“国之重器”身首分离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中国古人从来都热衷于揣摩天意的各种“征兆”,从红巾军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再到宋徽宗的“瑞鹤翱翔宣德门”;再到历代皇帝因为天灾而下“罪己诏”······历朝历代都相信一切天下大势皆有某种“预兆”。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权力与礼制的象征物,皿方罍的身首分离,无疑是20世纪初的中国皇权旁落、群龙无首的最佳注脚。


在铸造皿方罍的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只有两件,一是祭祀,一是军事。皇室贵族通过祭祀仪式,表示对天地神明的崇敬,皇室贵族代表黎民百姓向上天祈福与消灾,同时表明“皇权天授”的神圣性与正当性。中国最早的礼制也从祭祀仪式中衍生而出。


皇室贵族与上天的沟通需要通过特殊的器物与仪式,罍、鼎等青铜器就是祭祀时最重要的礼器,罍和鼎象征的皇权与礼制就是立国之根本,因此,罍和鼎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犹如天壤之别,但是在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却是中西皆然。祭祀与军事在古希腊时期,也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古希腊一年有144天是宗教节日,在节日中向众神供奉各种祭品构成古希腊宗教仪式的中心,祭祀是古希腊人生活的重心之一。只是他们在祭祀之时,并没有罍或鼎一类的“国之重器”。


东、西方的祭祀最大的不同是,古希腊人的祭祀很少彰显权力,祭祀仪式并没有皇权天授的暗喻,统治者也不必通过祭祀仪式来彰显权力的正当性与神圣性。


如果说中国的祭祀更多是王室贵族对权力的彰显和对礼制的维护,那么古希腊的祭祀的主题更多与个人有关,与欢乐有关。古希腊的每次祭祀都伴随着民众的狂欢,祭祀之前,人们或纵情歌舞(适龄而又未婚的男子不能参加,剩男堪忧),或裸体游行(今天的欧美裸体游行其实是复古,而不是Fashion),或表演竞技项目(奥林匹克运动会即起源于古希腊祭祀仪式),祭祀之后,民众们聚餐饮酒,酩酊大醉。柏拉图的《会饮篇》写道:“大家献上祭酒,齐唱赞神歌,履行了所有例行仪式后开始会饮。”——这些都与中国祭祀中以皇室贵族为主导,庄严而肃穆的仪式大相径庭。


但是古希腊文明并没有如华夏文明一样传承有序地发展下去。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欧洲陷入1000年的中世纪黑暗期,文明与礼仪每况日下。中世纪的祭祀与礼制的失序、混乱、荒诞和暴力,自不必说。就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礼制依然落后与荒诞。


明代中期,中国的礼仪、等级、秩序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而当时的欧洲,餐桌上的基本礼仪都难以确立。1513年,伊拉斯谟在《幼年的文明》一书中教育当时的人们:“手上沾了油,用嘴巴来吸或者在自己的衣裳上抹,都是不合适的,比较好的方法是在桌布上或餐巾上擦。”——同样是生活方式的指导读物,这本《幼年的文明》相比起同一时期文震亨的《长物志》,只仿佛幼儿园的教材。


由于统治者没有绝对的权威,王室的礼仪也就不被民间放在眼中。16世纪中期,批判亨利三世的《安菲特律翁家人的岛屿与亨利三世》一书中,公然嘲笑当时的法国国王:“上帝给了我们双手,用来进食,而亨利三世的宫廷上下,竟然如此娘娘腔和丑陋,居然用叉子进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为规范遭到毫无顾忌的嘲笑,这是传统中国人讲的“礼崩乐坏”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中世纪,西方的祭祀或者国王的餐桌上,从来没有鼎或罍一类的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礼器、酒器,这与西方的国王的弱势不无关系,很多所谓的国王,其实就是一个势力稍大的贵族诸侯,远谈不上号令天下、唯我独尊。


直到17世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皇家的权力与威仪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路易十四的鼎盛时期,皇家礼仪繁琐而盛大,君主的餐桌也演变成宗教仪式一样的圣坛,路易十四的每次宴会需动用300名宫廷侍从,用穷奢极欲的豪华仪式把国王神圣化,餐桌成为新的祭坛,国王成为人间的神。


这时,国王的餐桌上,或者说新的祭坛上出现了与鼎或罍一样庄严神圣、辉煌精美的礼器:宝船。路易十四的餐桌上,摆放着两艘纯金的宝船,一艘宝船装着国王专用的餐具:汤勺、餐巾、盐罐、试毒角(犀牛角或独角鲸的角)。另一艘宝船装着湿纸巾,还有一个金匣子,里面锁着各种餐具。宝船是最高权力与皇家礼仪的象征,一旁永远守卫着三名全副盔甲的武士。路过的男人要对宝船脱帽,女人则要行礼——哪怕国王不在场。


国王的权力与皇家的礼仪通过礼器得到最大的体现。餐桌,或者说祭坛,维护了国王的神圣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宝船与什锦盒等餐桌礼器的出现,象征着秩序与等级,禁止贵族的僭越与民众的离经叛道。随着路易十四成为“王中之王”,欧洲历史上对王权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大一统的王权,并没有给法兰西带来好运。


路易十四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强势的皇帝,文治武功,无以伦比。在太阳王的统治下,国家空前强盛,但是凡尔赛宫的繁华与宝船的威严背后,却是贵族的势力被压制,平民的诉求不能表达。各个阶层的矛盾表面上被“盛世景象”所掩盖,暗地里却在发酵、膨胀。各种矛盾终于在路易十六一朝全面爆发。1789年,惨烈的法国大革命如约而至。


相比起太阳王的唯我独尊,英国的国王一向都比较弱势,英国没有凡尔赛宫,也没有骑士守护的“宝船”,只有势力强大的贵族,贵族们懂得与资产阶级、平民和农民等阶层妥协,最终逼迫国王签订了《大宪章》,从此英国走向相对和平的君主立宪,避免了大革命的惨烈。


权力的集中和分散造成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总的来说,欧洲在历史上少有大一统的掌权者,国王、贵族、教会与独立城邦之间的对抗,造成欧洲诸国的权力无法集中,也因此统治者必须向各个阶层妥协,非理性的行为受到限制,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皇权。而中国历史上则是长期的皇权一统天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惨烈的场面。


大一统的权力对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和礼制的建立确有好处,但是大一统的权力也容易陷入僵化和腐败。所谓的“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不是一句大话,就是一句笑话。如果一个繁花似锦的“盛世”背后隐藏着各个阶层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底层草根的诉求无法满足,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那么这个国家与社会就算拥有一个强大的君主,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那也无法避免惨烈的“大革命”的到来——我说的是路易十四。


今天的我们,面对这件象征着权力与礼制的“方罍之王”,除了“传统文明”、“国宝回归”这些概念之外,也许我们还应该想到这件古物代表的“权力与礼制”在今时今日的意义。面对这件曾经的“国之重器”,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沉醉于对传统文化的迷思与对大一统权力的膜拜当中,那么我们的思想与溥仪又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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