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密令两册共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涉及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众多。

其中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 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1936年9月2日，内容为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指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一事。

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手令5通5纸，都是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内容显示，“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武昌行营”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关系。

此外，还包括蒋介石向各高级将领、政要所下达的军政命令，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平汉路北段作战、临沂保卫战的部队调动、装备配发、物资转移等，以及蒋介石向侍从室下达的一些日常命令，如查找军官简历、询问部队装备与驻地等。

其中很大一部分手令是关于侍从室内部事务。蒋介石对侍从室要求极为严格。比如严禁腐败，手令上写：“凡侍从人员，非经中正许可，不得对外应酬宴会，特务员及侍从官等，如有嫖赌等不正行为，一经查明，概照军法从事。”

保利近现代书画部业务经理章之昊表示：“从手令可看出蒋介石这个人事无巨细，连某个营里有多少弹药储备，某个团换一个团长，他也要亲自过问。”

“以前我们总骂蒋介石不抗日，可他为什么突然在1937年7月17日态度改变，发表“庐山抗战声明”？声明里说，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志青认为，此次展出的一封手令，揭示出蒋介石并非在7月17日才思想转变，而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便已做下抗日的决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批手令不仅填补了档案的空白，还纠正了历史研究的错误，使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更为准确。”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志青说。

钱大钧有幸获藏此二册手令，当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期。在以上三个阶段中，钱大钧与蒋介石一起经历了重组侍从室、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筹备第三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成立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虎队等众多改变中国抗战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大事件。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表示：“钱大钧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时期的‘八大金刚’之一，钱大钧可说是国民党元老，也是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在蒋介石手下20多年，历任上海警备司令、武汉军官分校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侍从室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以及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等军政要职。

钱大钧具有儒将风度，他有两方面才能：一是具有较坚实的军事基础知识，步炮射击和器械体操，均有较高技艺；二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尤其对古文有较深造诣，深受蒋介石宠爱。蒋介石的作战文书多出自他的手笔。

艺术品市场中的“民国风”愈来愈旺，这是辛亥百年的暂时性题材，还是估值洼地引来了各路资本？业内人士分析：历史赋予的价值超过了艺术品本身，行情依旧不容小觑。回望过去十年的艺术市场，民国手稿已成一大关键词，价位稳步攀升。

近几年，民国文人信札的市场表现不俗，更突破了千万大关。成交最高的当属西泠拍卖在2011年秋拍推出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二百三十函》，以2415万元成交。此作的高价成交虽然有很大成因是郭沫若的艺术成就决定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艺术品市场中，买家对民国文人信札的关注程度。在去年嘉德秋拍中，一纸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以655.5万元的天价成交，为估价的3倍。在市场和收藏家越来越看重拍品文化价值的当下，民国文人信札的高价成交在市场趋于冷静的环境下，体现出了一定的抗跌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表示：“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辉煌时代的重要载体”。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志清也对这批手令的价值予以肯定，他认为：“史料价值不容小觑。‘蒋中正日记’更多涉及的是他个人生活，而这些密令关乎军事、政治、经济，可与之媲美。”。除了文献价值之外，他表示，这两册手令本身也具有文物价值。一方面，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最高领袖，其身份决定了书迹的价值所在。另外，这些字条上的文字漂亮、工整、洒脱随意，本身也具备书法的美感。

据了解，“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蒋介石密令特展”自北京首展后，还将在西安、宁波等城市举行巡展。宁波汇港美术馆馆长王兆春透露：“各地巡展结束，这两册蒋介石密令将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拍卖，起拍价约为800万元。”可见对于艺术品市场上“民国热”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