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当代艺术一定有几个阶层，不管在成熟的西方当代文化里，还是在主流文化里都有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中层文化。我感觉我们现在的当代文化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缺少沟通，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还是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有关系，精英文化基本是西方的外来品，西方的观念、市场主导下的一种行为。

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文化更好的发展，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当代艺术需要和政府之间形成相对的默契，和大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不再是一个对立面。你看在西方哪段时间里当代文化和政府是对立的？也只不过是在六十年代嬉皮运动的时候，现在西方当代文化成熟了，也和政府变得默契了，这些我们现在要有。例如，栗宪庭曾经一直作为政府的对立面，现在也经常和政府合作，他很像历史人物中的“宋江”；前段时间，在上海的一个艺术发布会上，著名收藏家乌里希克也在呼吁和政府对话，对话就是一种参与，当代文化应该有这种包容性，能够和政府对话，也能够和民间对话，只有这样才能主动出击变成一种主流文化。

谷文达：文革对我非常重要。我早期的作品中，对当代水墨的建树都是和文革的语言、文革的形式有关系，这个资源是非常珍贵的。实际上我生活里充满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在中国的，另一个是二十多年在极端资本主义的纽约，这两个极端是泾渭分明的。我整个创作、整个生活实际上是在这两个极端无数次的交流、平衡、矛盾、误解中进行，这就是我的资源和我的想法。现在中国的70后、80后、90后这一点是欠缺的，因为两个极端都没有，他们生活在一个红色时期，生活在中国未成熟况且还在搭建平台的市场经济框架里。

谷文达：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也不是自己多谦虚，这实际上是我生长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缘分，这个时代就是大变革的时代，怎样把握自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和你的作品能不能代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至于艺术中的前卫性，我一直认为不管任何时代，只要这个艺术家作品代表了这个时代，那么将一定会载入艺术史，除此之外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说，无论是什么形式、什么风格，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的作品能不能恰如其分的、极具代表性的反应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

谷文达：这个热度和2008年前后油画的热度是差不多的，艺术界、时尚界一定会有这样一种现象，这是有很多原因在一起的综合体，有市场的原因，还有西方对我们中国文化发展的介入，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的原因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代艺术三十年之后的现在，是有一个很大的几乎无意识的潮流。我认为，水墨是出自我们中国的文化，话说回来世界上绘画语种的两大体系、独立的美学体系，也就是油画和国画，其他的东南亚、中东、南美的绘画多少还是西方过来的，他们自己没有成为一个严格的体系，日本画还是归到中国画过去的体系里边的，包括韩画也是一样，中国画完全有和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将来的中国水墨我想应该会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至于重要到什么地步就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谷文达：这要以整个社会的现状为背景，曾经二十几年前，我在国内的第一个个展就被宣传部封了，勒令不能在北京做展览，现在政府的美术馆又来请我做作品，社会现状变了，例如，不能说是邱志杰和陈丹青之间一个招安一个非招安，我认为招安是不存在的，当代艺术也慢慢变得有话语权了，政府的领导变了好几代，容忍度度也增加了，再下一代政府可能就是60后、70后、80后，制度肯定会不一样。

我们中国艺术的将来，真正的藏家和市场一定是在中国，假如中国经济上有断层我们也就完蛋了。西方的藏家很多都是赚完钱就跑，他们不会从本质上推广我们的中国文化。中西结合固然重要，但中国当代艺术不是美国人、西方人的娱乐产物，它是中国人自己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精神与生命。中国艺术的未来与真正崛起还是要从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在去探寻挖掘。作为中国人，必须要推广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永远只能依靠于我们的本土。

谷文达：我恰恰是两个极端，极端感性、极端激情的人，但是又极端理性的人。我认为处理两者的关系，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平衡能力，在创作中，不会规定自己一定要做出来什么东西，我凭感觉积累，凭理性认可，然后再做，从感性到理性的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我的一种创作方式。

谷文达：方方面面都有一些问题和困难，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和现在的状态不一样，现在完全可以自己主导，当时国家外汇还是控制的，一个是出国的人只能换二十几美元，从经济角度，从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度，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眼中是怎么回事今非昔比，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艺术上，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到多大困难，因为当时我非常自信，也非常了解自己，能对自己的艺术有些把控，这样很多东西也就迎刃而解了。

谷文达：这种自信是我性格的一方面，还有就是我在85美术运动里的建树很重要，我毕竟出去的时候不是学生的身份。比如，当时85美术运动在浙美出了很多人才，黄永砯、王广义、吴山专等等一大批人，其中有一点我自信的是我留在了学校任教，他们都在社会上，虽然我没有受到过多体制的干涉，但当时教育体系里也非常的复杂，带着自己在风风雨雨里的经验远赴海外，随着慢慢的成熟，我对自己的前途完全有一种估量。

除此之外，运气也很重要。当年出国之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西方国家也开始聚焦、关注中国，这些都是我自信的背景，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资本，没有中国政治文化大背景的支撑，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不会关注我们的，徐冰、蔡国强、Aiweiwei等每一个成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既得益于这些，也为此经历过困苦。

谷文达：我现在生活的状态是家在纽约，父母在上海，我大概有半年在纽约，三、四个月在中国，主要的工作室在上海，纽约就是一个水墨工作室。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做展览，就是到处飞了。

谷文达：由于我的实际情况，我和其他几个艺术家有些不一样，我太太是美国人，假如我的太太是中国人，是否会全部回来也说不准。比如徐冰全部都回国了，蔡国强还没有全部回来，也可能由于他太太是中国人的缘故吧，这个说不准。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生活方式，我稍微累一点，但是也有好处，这样可以使我永远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里边，否则换一下就在一个地方，冲撞几乎不存在了。我是两栖动物，我喜欢这样的状态。

谷文达：这里有一个转变，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认为艺术是第一，生活是第二，其他都一概不管的。现在我认为仔细看一下，生活第一、艺术第二，艺术也来自于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造就什么样性格，什么性格造出什么艺术，这是一个逻辑关系，我现在的性格是很享受我的生活，因为我太太是室内设计师，我们配合得很好，她做里边，我做外面，有很好的平衡。

谷文达：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个有“艺术细胞的政治家”，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艺术体系。因为现在碰到很多事情不能做，因为在体系里边有它的局限性，实际上从重要性角度来说艺术实在是不那么重要，例如，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中三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没有一本艺术论，他有政治论、经济论、资本论、哲学论，他的艺术论只是在这里边收集来的，政治、经济永远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艺术只是一个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