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我也不知道，上帝的安排。朱彤打电话希望我作为策展人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多的人劝我不要参与，其中几个人非常重要，我也真的动揺过，但我也将此告诉了朱彤。坦率地讲，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展览的组织形式了解甚少，只是应朋友之托想一起来为艺术做点什么，想想还是接下来了。原因是有人愿意为艺术疯狂，虽然动机也许与我不同，为什么不能顺势而为呢，尤其是当代艺术的环境并不好，团结更多的人，总会有些积极的因素吧。所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当然也本着希望能够一起改善展览印象的愿望与主办方一起出发，怕出错，我还向主办方提了三个条件：首先，不能干预策展人主要的策展方案包括理念；其次，不要干预艺术家，在有限的情况下尽量给艺术家更多的自由和空间；最后，不要跟艺术家谈条件，不要想着做一个展览就要卖画。严陆根先生都答应了我的条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们对艺术联想并不一定是悲观的，而我们也应积极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同时我也希望可以以低调的方式介入展览，用结果来证明其中存在的可能性。

俞可：我非常微观，主办方一直很高大上，也太丰富。我的想法是如何让当代艺术在今天的现场里边拥有更多令人遐想和微观的变化，我有意识地以此作为展览所要讨论的焦点，让艺术家与公共艺术现场的民众产生更多的对话。其实当代艺术在很多城市的影响力还是微乎其微的，展览如果能够有条件把当代艺术放置一个非常大众化的空间中，产生反映，或者说它能够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来与城市文化建立关系，无疑对当代艺术的生存空间是有益的。

所以我才会把实验性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展览都要一个内容逻辑，当代艺术需要一个背景去看待它的发展历程，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寻找我展开话题的可能性：艺术实验究竟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有什么关系？与我们今天的生存境遇有什么关系？人们对艺术的需求又是什么？

俞可：没有标准，只有当代艺术史的写作逻辑，当然策展人肯定会有偏见，会有知识的欠缺，展览正是基于偏见和欠缺的一种更新。

客观地看，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艺术先锋实践，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艺术长期以来孤独艰难的处境。同时，也使得这一学科从本质上还原了它自身的专业属性，为艺术史写作提供了有依据的文化线索。基于这些事实，我们在这里启动了一个公共性的展览平台，用艺术家温普林的影像还原出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旅程，让展览在一个具象背景中，用思潮、群体起始、艺术家、作品、文献等相关资料，铺设出一个线性的艺术史框架。以此，再次审视这些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艺术家在当下不同思想潮流中所从事的工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时空链接，进一步地了解艺术家在这样的时间过程中的创作脉络和思考轨迹。

俞可：展览有意选择了伤痕绘画的作俑者高小华，八五时期冲锋陷阵的舒群、马六明，制造艺术“大事件”的肖鲁、张念来形成展览的线索。这里面不仅包含了艺术家不同的思考角度和观察方法，也部分反映出这些艺术家在现实考量中的批判维度。纵向地看，肖鲁的《对话》、张念的《孵蛋》等，是在艺术史上被反复书写的作品，而今天这些作品将如何呈现出更多的研究价值；艺术家的作品是否可以考虑其延续性的效应，以及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中，还存在多少类似于这种激烈的带有事件性的作品；这种意识形态意图是否将继续在中国艺术史脉络中具有某种隐性发展的特征；这样的回顾是否能考察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某种特殊性，它将为今天的当代艺术创作提供哪些启发性的思考。正是这些，构成了这次展览的初衷。

俞可：从现实层面看，这次展览仍面临诸多困境。其中如何面对当下的艺术创作、艺术家，展览所提供的交流环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观众的注意力？展览所考量的文化主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接受？今天构成文化的深层冲突又是什么？85时期的艺术实践具有冲击力的视觉符号中所带有的文化编码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是否仍具有推动因素？当代艺术建立的我们关于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记忆是否还在持续发酵？而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景观中，尤其是消费文化越来越作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时，它所形成的暗示性使得大众对于图像符号的记忆是否仍等同于艺术家的记忆？如果说展览所引申出的历史观照，有意地选择了“记忆”这个关键词，特别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所形成的超出人们预期的艺术现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展览将如何构筑与人们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方式。今天，当代艺术也因科技革命、数字技术进入到一种更为广泛的体验，视觉符号的有效性正逐步被消解。所以，我们只能在相应的环节中通过架上作品的过程性书写、装置作品的现场调度、观众主体的心理模式探索刻意地让作品与观众相遇，建立起新的体验关系，为更为综合及民主化的艺术形态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