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层峦叠嶂、地貌丰富。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不少历史记载将贵州描绘为“穷山恶水”。《赐普贵敕》中，宋太祖便以“远在要荒”形容贵州，意指其远离中央王朝腹地。这种地理空间格局，注定了贵州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意象，恰是将贵州固化为中原王朝视野中的边陲符号的明证。

夜郎当真自大？这个战国至秦汉时期雄踞西南的政权，在其鼎盛时期，势力范围不仅覆盖今贵州全境，还延伸至川南、滇东北、广西、湖南的部分地区。然而在历史长卷中，夜郎国的叙事却始终作为从属的配角存在，其自身的主体叙事湮没于主流话语之外。正如黔地"穷山恶水"的污名化叙事绵延千年，却鲜少有人认识到​其内部的资源多样性​——这一叙事缝隙，残留于夜郎国的历史想象中，也映照出​地方经验在宏大叙事中被遮蔽与简化的历史轨迹​。

本次展览以“逆写夜郎”为题，从贵州出发，试图打破其被附属化的边缘叙事传统，构建一个以贵州为主体的叙事结构。展览呈现七位艺术家的作品，涵盖架上绘画、纺织、装置、影像、摄影等多种媒介，并结合纺织品藏品，从贵州出发，呈现丰富的本土知识经验。

“逆写夜郎”围绕一条核心脉络展开——聚焦于​贵州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延展出两条支线：​贵州的过去，以及它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联。​梁姝妮的两件架上绘画作品《偷盗者的垫脚石》与《奇迹在夹缝中夹生》，作为开启展览的首章，为整个叙事奠定了基调。梁姝妮生于黔西南，在作品中她调动童年记忆与想象，​将黔西南乡土地貌转化为一个剧场化的绘画空间，​使想象在现实与灵性之间游移生长。画面中惬意又浪漫的视觉构成来源于她被自然包围的成长经验，也体现出她对本土地貌语言的深度感知。

同样成长于贵州的艺术家刘重燕则以更为细腻的方式处理作品。她的影像作品《聊天记录》捕捉三位女性之间几段亲密对话。其中一幕中，两位亲密的女性朋友用流利的贵阳方言交谈，​私密的情感在贵阳话语境中被自然地唤出，​暗示她们可能有着从小一起成长的深厚关系。她们的交流中有本地语言所特有的语调，情感在语言的缝隙间流动着。

艺术家陈益青同样自小生活于贵州，随后到外地求学。此次他以“游客”与“本地人”交错的视角回望家乡，​关注贵州在科技基础建设高速推进背景下所呈现的结构性变迁。​他的影像作品《数据兄弟，太阳灯与景观背后的少数民族》探讨了科技产业链与当地民族图景之间的纠缠关系。从能源基础设施的视觉奇观，到族群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他描绘了在科技高速发展下的贵州新景观。

最后，艺术家周然以一个更为抽离的观察视角，介入对黔东南地区当下状态的思考。在装置作品《空龛》中，她将一枚佛像背光从其原本的附属结构中抽离，置入一个无主神的“空神龛”，​以此回应当地信仰揉杂混合的现实状况。​而在另一件作品《溯河西迁》中，她从自身移居至凯里的经验出发，利用来自不同地区的现成物件，构建一个关于迁徙的复合叙事。她并未试图以“在地”的身份介入，​而是以漂泊者的姿态进入当地语境，​成为其中更具多元性的一部分。

除了聚焦贵州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外，展览的另一条叙事脉络则探向贵州的过去。梁姝妮的另外三件作品《奇异之死》与“化为石”系列——以贵州远古海洋的叙事为出发点，融入了艺术家诗意的虚构与想象。在这些作品中，她构建了一个神秘而富有叙事感的溶洞空间，喀斯特洞穴里仿佛显现出古海洋生物的遗骸和早已石化的贝壳，暗示着贵州悠长地质演化过程所沉积的时间与记忆。

艺术家孙其乐则将关注点放在凯里高速公路沿线的空白广告牌上。这些空白承载着“缺席”与“沉默”，孙其乐进一步挖掘这种缺席背后的记忆与叙述，以深入社区的方式展开工作，邀请当地居民参与空白广告牌的“提名”，让被忽略的社区记忆在空白广告牌的重新命名中浮现。通过将社区提供的织物与石头组成记忆矩阵，她与社区居民共创，让“沉默”与“缺席”转化为一种有形的记忆现场。

展览的第三条脉络围绕贵州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展开。“夜郎文化”这一概念不仅指两千多年前的古夜郎文明，更泛指在夜郎故地上，各民族与周边文化历经长期互动、融合所孕育出的独特地域文化。在此脉络下，艺术家余果的影像作品《分水岭》呈现了他重走渝黔古道的行走经历。沿着这条从重庆通往贵州的路径，他对沿途的地理、建筑与景观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通过影像叙事构建一个地理与记忆的复合叠层。

同样生长于西南地区的艺术家叶甫纳，在刺绣作品《生命之树》中呈现出一种女性之间非等级制的合作实践。​她邀请家中的女性亲戚和一位熟识的彝族女性合作刺绣，并在布面上融合民间美学与神话叙事，​形成一种连接日常感知与精神象征的图像体系。本次展览中也将展出抱朴·FELT提供的藏品——施洞苗族“母花本”。在传统语境中，纺织与刺绣往往被视作属于女性的劳动，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特有的表达方式。母花本所呈现出的女性独特的编织语言与叶甫纳的作品形成了互文对照，也进一步丰富了展览关于西南女性创作语言的多层次叙述。

本次展览沿着上述三条脉络，重新激活“夜郎”的象征意涵，使之成为理解贵州主体性的隐喻入口，并由此开启对当代贵州经验的再书写。​那些曾被遮蔽的在地经验，正在转化为新的文化主体力量，成为理解贵州主体性的出发点。​这些多样的声音与实践，不仅提供了理解贵州主体性的重要参照，更成为重新思考地方性与全球化、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辩证关系的起点。

文：李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