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5日，普利策奖得主、现代传播集团编辑总监、著名摄影家刘香成先生作客位于北京朝阳区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为其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中文版摄影集《中国：1976—1983》举行了盛大的新书发布会。此次发布会由著名出版人、《读库》主编张立宪先生担任嘉宾主持，一同出席的还有著名艺术策展人、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女士。会上，刘香成先生与张立宪先生和史密斯女士就中国当代艺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等主题进行了对话，并与广大的中国读者及摄影爱好者分享了他独特的新闻哲学和艺术经验。
《中国：1976—1983》收录了刘香成在1976—1983年间作为美国《生活》杂志及美联社驻北京摄影记者所拍摄的近200帧照片，其中有几十张更是三十年来全球首发。这些照片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游离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中国人生活中的林林总总：简陋破落的上访村，优雅的狐步舞会，公园里羞涩而大胆的年轻情侣，荒凉大地上喁喁独行的赶驴老人，紧张而喜悦的旱冰青年，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备战高考的年轻学子……在刘香成的镜头里，我们为中国历史上那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找到了证据：墨镜，卷发，可口可乐，电器，广告，自由恋爱……我们也巧遇了这一转型的一系列见证者们：从尼克松到撒切尔夫人，从杰奎琳·肯尼迪到亚瑟·米勒，从皮尔·卡丹到福布斯……刘香成以不输于摄影史上任何一位大师的敏锐嗅觉，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些预示着中国未来走向的吉光片羽。难怪一代大师黄永玉先生对他赠与这样慷慨的赞美：“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这些珍贵的照片最早于1983年由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出版，香港Asia 2000出版社于1987年再版，同年米兰Jaca Book推出意大利文版，1997年再由M. Photo公司修订发行了第四版，然而直到此次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发布这套“精装特种本”，这部举世公认的经典摄影集才终于迎来了世界上第一个中文版本，同时也是刘香成先生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据了解，此次“精装特种本”全球限量发行1000册，无论是在图片修复、纸张选择以及印制和装帧等方面均已在国内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了最高水平。
1951年出生于香港的刘香成，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并曾经追随《生活》杂志著名摄影艺术家基恩·米利(Gjon Mili)学习摄影。刘香成曾以其杰出的摄影作品而获美联社“最佳记者奖”和密苏里大学年度“全美最佳图片奖”(1989)，以及“美国海外俱乐部柯达奖”(1991)，更于1992年，因成功记录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而与其团队一起荣获当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2004年，刘香成被《巴黎摄影》杂志遴选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99位摄影师之一。
作为刘香成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中国：1976—1983》对塑造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印象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恰如陈丹青所言，“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也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刘香成展示了他对事件多重矛盾性的出色的把握能力，许多学者和摄影家，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认为正是“这个集子使得刘足以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比肩”。
凯伦·史密斯这样描述了刘香成作品的独特性：“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1976-1983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交织着狂喜与焦虑、彷徨与新生的特殊时期。自称“没有语言天赋”的刘香成，把生活定格于一张张的历史照片，清晰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表情。因此当“我们和我们的后辈需要回顾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尝试去理解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的经验时”， 前《时代》(Time)周刊北京分社社长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预言，刘香成的作品“将比任何其他来源都能够更深地触及我们的认识”。
当苏珊•桑塔格把摄影视为“有权有势者永无休止的魅力,贫贱无依者暗无天日的堕落”时，人们早已不再把摄影仅仅视为一门消遣的艺术，它更是一种语言，一种历史叙述的手段。透过刘香成的摄影，我们将看到一种身处历史转折点时的最大气磅礴而镇定自若的预言，一种对人类本性的最饱含同情的赞美，或者如前《明镜》(Der Spiegel)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所言，刘香成眼中的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无数次亲历现场，见证历史的过眼云烟;无数次按动快门，为最不设防的人性在公众视野中赢得一席之地，刘香成以天才般的敏感和充满激情的持续投入成就了摄影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人要有诗人的天赋，才能用语言表达出同样的雄辩与简洁。”著名汉学家西蒙·利思(Simon Leys)如是说。
本次发布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与会者就作品本身的历史与艺术性以及许多相关话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其说这是一场新书发布会，不如说是中外媒体在共同努力下，一起迎回一份在外漂泊多年的集体记忆。衷心希望国内外传媒出版领域的同仁能加强交流与合作，在共享更多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不断创造传媒史上一个个新的历史坐标。
自序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300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尽管被他们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20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传过来的时侯，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要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联社。1980年，美联社北京分社由传奇人物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领导。罗德里克是美联社资深的首席记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1971年，他被指派报道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的里程碑式的访问铺平了道路。后来，周恩来告诉罗德里克：“你打开了大门。”
很自然地，当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时，美联社便委派罗德里克从东京前往北京，重建新闻分社。在罗德里克的游说下，我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间，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矶的新任命，带着我的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旧机场，我的司机小张对我说“再见”，那是一次让人感动的告别。小张是一个大个子，有些腼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话逗乐。他由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委派到美联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机。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断在外奔波，随时准备奔赴新的消息来源进行拍摄，因此他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长期伴我左右。我们通过西单电报大楼把每张照片归档，将做好说明的照片送往邮电部办公室，并由无线电传往东京分社。直到80年代中期，美联社分社才获准使用自备的图片传送机将新的图片直接传送到东京和纽约。1981年，中国许多军工厂被解散，工人们制造的产品被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购买了一辆带挎斗的国产三轮摩托车，它的原型是德国的宝马，后来通过东德和苏联进入中国。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小张替我找来一位驾驶老师。可惜的是，在尝试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由公安系统签发的车子执照：他们只给汽车发黑牌，不办理摩托车牌照。
在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门广场拍摄随后的群众游行。就在按下快门触发闪光灯的瞬间，兴奋的群众把我从我所站的交警指挥台抛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压在了好几个人身上。第二天，小张让我签署一份报告。我自己当时没有发现，而他告诉我，欢庆那天晚上有人在我的衣服上泼硫酸，几乎毁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车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张担任着我可靠的司机，直到1984年我们在机场分别。
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Mike Thieler]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我从未想象过《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企鹅出版社，1983)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出中文版。我毕生，或者说至少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纵使我知道这终会成为现实。在中国，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这与3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现代化之旅而走向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我的一小步，也是人民开始回顾毛泽东去世后岁月的巨大标志。与毛泽东的去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相比，1978年承诺的经济改革所施加的新担子，远没有那样沉重和具有挑战性。这个过程恰被随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地表述为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本书所有的照片均拍摄于1976—1983年。那时我居住在北京，正处于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许多照片都是我在工作时拍的。这段时间里我见过艺术家如王克平、马德升、摄影师王志平(他是“四月影会”的创立者之一)、作家钟阿城——他们都参与了 “星星画展”的组织，并投入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新感觉艺术表达当中。在最近一次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八十年代访谈录》)，钟阿城谈到了“中国历史的断层”。他痛悼中国人民“失去的岁月”，无论是民族还是家庭方面。访谈中他回忆了在北京度过的童年，以及四合院生活里的那种悠闲自在。阿城说他主要的教育来自他那位身为著名影评家的父亲，以及在旧书店里的自学。当时新华书店里绝大部分讲述现实题材的书已被撤掉，阿城便在专卖旧书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东西看。他没能逍遥多久，在下乡插队的大潮中被分配到云南当了农民。90年代初，我在洛杉矶再次遇到了阿城。我记得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还记得他提到修理一台老式的德国大众甲壳虫汽车时的巨大快乐。阿城后来成了驰名中外的作家。经过旅居欧美的数年，他明白人类常识仍然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它们似乎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2000年初他回到中国，描述了所看到的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价值的缺失。本书照片中反映的年代，正是我作为摄影记者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
1976年到1983年的重大事件包括：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和他旨在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国家和国家经济的改革政策。这期间，我带着儿时的记忆和在西方受到的政治科学与艺术教育返回中国。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恢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我试图以摄像机作为工具，来解释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政治历程。
我在那个时代所接受并将始终铭记的感触和印象的更深层面来自于阅读，以及对一本书的永恒追寻，这本书将能提供一种有关中国的洞见，而这种洞见能就中国承前启后的变化的本质加以阐释和说明。有这样一本书与此目标非常接近。90年代早期，我在巴黎圣日尔曼的一家旧书店里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这是一件有趣的事。1936年，赛珍珠(Pearl Buck)在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所写的导言中观察了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但最打动我的却是她下面的这段评价，它和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最终我用照相机努力去做的事情产生了共鸣：
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而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她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声音，对此我深表赞同。正如她所指出的：“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在筹备本书的中文版时，我重读了林语堂的这部经典之作，发现自己沉迷于作者在自序中的话：
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因此我将照相机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来避免落入夸夸其谈的宣传。30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1978年所采取的那些重大步骤的确开启了重建这个国家“常识”的进程，那是一种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现在我们已无法回头，而我们中那些经历过共和国前30年生活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民现今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代，中国人真正有了思考的自由，而不再是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行动。现在，30年已经过去，如此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有一件事情则仍待解决：中国必须坦诚面对自己近代的历史，真正开始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仅仅拥有悠久而复杂的文明是远远不够的。
(美)刘香成
2009年9月于北京
序言一
历史与摄影 陈丹青
在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像中，目击政权变更的照片，并成为经典，我想，谁能与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9年京沪之行相比拟?当然，他是布列松。但如他的名言“决定性瞬间”所揭示的真理，倘若错过1949这一决定性年份，他在北京的摄影——就像他去过莫斯科或东京那样——恐怕就缺了一份无可褫夺的历史价值。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临近解放前夕，当国民政府为布列松签发四十天入境签证时，想必不清楚他在西方的大名，更想不到这个人的锐眼将如何见证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六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似乎均无意出版布列松这本中国影像专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人倒是出版了，封面是上海街头庆祝解放的大游行。即便长寿而多产如布列松，这份影像档案也称无可替代：在他毕生摄异国的大量作品中，往往是某一国家有幸遭遇这位摄影大师，但在1949年，我相信，是他有幸邂逅了巨变的中国，一如那一年之于中国历史的决定性。
1976年，本书作者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美籍华裔记者的身份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与布列松一样，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但是当年的中国人，连刘香成自己，并不知道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1976年及此后启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年份，将成全这位西方记者最重要的作品，而这批摄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照片，为中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确凿而丰富的见证。
自1949年到1975年，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数度来到中国，走访各地，拍摄新中国的照片和电影。日后流传西方——伊文思(Joris Ivens)于五十年代初即拍摄了苏南乡村土地革命的动人纪录片，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国》(Chung Kuo - Cina)则是目击“文革”日常百态的唯一影像作品——但这些作品展示的是毛在世的年代，是在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国家与理想社会：宁静、质朴、恒定，望不见终结。而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国而葆蓄记忆的人，亦即我们的父辈与祖父辈，过了三十多年看见布列松镜头下的京沪，会触发怎样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国，正当年轻，如今完整看到刘香成这些照片，也竟倏忽过去三十多年。在布列松与刘香成目击中国二度“解放”的两组作品中，一切已成为绝版的历史：并非仅指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国家事件与社会形态均被历史吞噬，不可能重演了——1949年春，我的父亲在上海街头目击解放军入城，并在日后改建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场聆听新任上海市长陈毅作报告，当其时，父亲哪里知道有位法国摄影家在场;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听取星星画展成员的讲演，又岂知几天后有位美国记者混在星星成员游行队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门前的台阶上，从马德升身后拍摄了密密麻麻围观的人。
在这两组历史照片中，没有人预知，也无从想象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将发生何种巨细无遗的变化。举个小小的例子吧：父亲告诉我，自陈毅五十年代初调离上海之后，新任市长柯庆施全面禁止交谊舞，这一禁，近三十年，直到刘香成来到北京之际，交谊舞始得获准恢复;而当星星群体的游行镜头在西方媒体公布时，全世界没有人预见三十年后的北京布满当代艺术群体，包括欧美各国的画廊与机构。
不必描述这本影集的精彩片段，其中每幅照片带着无数细节，叙述历史。那年代刚出生或未出生的晚辈将会怎样巡视这些照片，瞧着父祖个个穿着中山装，一脸前消费时代的神情，他(她)们会怎样想?或者，今日的大学考生对刘香成镜头下就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刻苦阅读的青年，是无从感应，抑或有所触动?我们，毛时代的过来人，则会在影集中处处认出自己，熟悉、亲切、荒谬，伴随久经淡忘的辛酸，并夹杂轻微的惊愕：我们果然活在那样的年代，与国家的过去、外间的世界两相隔绝，而我们分明欢笑着，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台冰箱、一副廉价的进口墨镜……看见吗，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对未来满怀希冀与渴望，而这渴望的背后，唯我们知道种种人性怎样被长期扭曲而不自知，长久压抑而无从舒展。现在，这些照片以我们自己的面相与神态确凿证实：我们，亿万人，陪着毛主席度过了毛在世的时代。初版影集被题为《毛以后的中国》，但在所有照片中，毛仍然无所不在：并非仅指其中各种各样“文革”遗留的毛主席像，而是毛时代为我们的集体表情所烙下的深深印记——从中南海到全国城乡，有哪位中国人可曾闪避这烙印吗?记忆，会自动解读那烙印深处的历史故事，这故事，属于国家，也属于毛时代的每一个人。
就我所知，当布列松与刘香成来到中国的前后，不少本土摄影人也留下令人难忘的中国影像：例如民国的方大曾及左翼摄影家沙飞;六十年代，则有李振盛震撼人心的“文革”影像，及“四月影会”成员摄于七十年代的生动作品。所有这些摄影，如今，往后，愈形珍贵，只因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历史照片成于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历史穿越时间，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其中的人，成长变化，在端详照片的一瞬，再度为历史的人证。
布列松与刘香成有幸。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结集成册，献给照片中的国家与人民。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本土中国摄影与西方中国摄影之间，不论作何观感，我们是否发现其间的差异?如何解读这差异?因此，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这是可以解答的问题，然而难以解答。它的答案，如果它有答案，仍然来自历史：来自西方摄影背后的历史，还有，我们在中国亲历的历史。眼下这份影像报告，请注意，包括刘香成的自述，已然透露这答案中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答案。
2009年8月14日
写在陇东杏树村
序言二
以人为本用影像解读历史
(英)凯伦·史密斯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如果被问及为何要突然断绝跟美联社长达16年的工作因缘，刘香成通常的回答是因为自己“同情心疲乏”。可是，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他之后全身心投入所做的事情——1995年在香港创刊《中》月刊杂志，堪与《名利场》(Vanity Fair)相比肩——你就会发现：他依然鲜活地保持着对社会中人的兴趣，热情丝毫不减。从1986年到1994年，在为美联社工作的这些年里，刘香成走遍了世界所有战乱或是充满战乱的地方，比如印度的旁遮普邦、斯里兰卡、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地区，或是阿富汗。而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去重现那些曾经在他眼前展开的无谓死亡和肆意破坏。
像他这样的人，天天都站在突发新闻事件的最前沿，亲眼目睹历史事件的发生，泰然面对命悬一线的生死危机。他们还能坚守“人性本善”的信念吗?似乎不容易——即使他们回到了被战地记者们称之为“家”的、更安全的、“正常”的城市里。那我们为何又能坚守这个信念呢?每天躲在安乐窝里，能够读到、看到和听到的现实，无非是那些早已被新闻编辑们删改得面目全非的、避重就轻的新闻报道;同时，这些新闻报道也因受低俗的娱乐节目的干扰，变得更加不真实。即便置战争和叛乱于不顾，日常的现实生活就足以让我们对人类的社会缺乏信心了。刘香成却觉得并非如此——长达16年、不分日夜的美联社摄影工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他再次爆发出来的个人才能和热情，足以说明一切。从1978至1983年间他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照片，到最近拍摄的反映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家风采的系列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始终贯穿他职业生涯的追求：从他70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工作起，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人;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会说话，以最自然的方式讲述新闻。为说明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正走向一个新的未来，他引用了1980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个修鞋匠在他破烂不堪的街边小店里大口吃午饭，头上正好悬着一幅毛泽东像。“他无法告诉你为什么那店里有毛泽东像，”刘解释说，“但这个景象说明，在那个时代，政治对中国人的影响——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再后来他将镜头对准了印度和韩国的人民，以及1989—1993年间的俄罗斯人。1992年，刘香成和他的团队因为一张照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普利策奖：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是前苏联匮乏的食物配给、国家建设的迟缓、地区冲突的延续，以及分裂分子不断制造的暴乱。整个疲惫不堪的超级大国终于在1991年的圣诞节土崩瓦解。而刘获奖的照片，正好记录下了那个国家解体的瞬间。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刘香成总是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获得了各种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则是他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功。获奖之后，刘香成觉得，应该是时候再往前走了，但是往哪里走呢?去做什么呢?经过一番波折，大约一年之后，刘香成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香港，决定成立一家新的出版企业，就叫“中”。
任何了解刘香成的人都清楚，他一生的热情都集中在传媒事业中，通过一张照片表达一个新闻故事的影响力：相机取景框捕获一个瞬间、一次事件抑或一个时代的精华，而它们将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明天。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国家级还是地方级媒体，都没有充分发挥新闻图片的影响力。出于这个基本的认识，《中》杂志试图要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它的使命就是：“赞美个体的中国人，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就，同时反映他们在建设现代化和开放的中国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达到这个目标，这位出版人再次拿起相机，捕捉那些辛苦创业、为社会做贡献的个人，从大陆、香港、台湾到新加坡、泰国，再到纽约和洛杉矶，足迹踏遍全球所有杰出华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可亚洲危机不期而至，《中》杂志也成了牺牲品。历史终究要过去，之后，刘香成帮助时代华纳在中国开展业务，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任命为副总裁总管政府事务关系，这些都在其他许多媒体文章中被一一记载。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刘香成历经磨练拍摄而成的这些照片，在极大的深度和广度上为大家描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万象。其中承载着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普通个体中国人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成就与挫折的执着迷恋。
“我非常喜欢《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描述《生活》的目标时这样说：‘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比如他的绘画，城堡或是新发现，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在观察中得到享受;在观察中得到提高。’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发掘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他总结说，“让你的对象能够对你作出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记者必须学会让拍摄对象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这当然需要向刘香成“借”点信心。怎样做才能让陈凯歌服服帖帖地在自家庭院里爬地而行，或者说服模特兼演员瞿颖像《花花公子》(Playboy)中间插页上的模特那样，在床头尽摆性感诱人姿势?而将故去的陈逸飞的照片跟另外一张“露点”的黄色照片进行拼接也具些许幽默?这些照片充分体现了他一直追求的让拍摄对像感到自由放松的目的，或者让他们完全忘记镜头的存在。或许电影、舞台大腕明星们，比如张艺谋、姜文和巩俐等，在这方面做得最到位，他们能够将周围环境统统忘却，调动自己的情绪，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以便被拍摄。
在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摄影师个人最喜欢的”照片。“他们都与众不同，”刘声称，“给他们拍摄照片时所处的时代也不一样。每一次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记录他们在镜头前的表情，使这些被凝固的视觉瞬间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刘香成的摄影作品以日常生活为着眼点，以社会政治变化为其潜台词。他在1978到1983年间拍摄的一系列独特的摄影作品，显示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空前非凡的过渡时期。那时的中国正开始实现对未来的新设想。汉学家西蒙·利思(Simon Leys)对这组照片的评论是：“这些照片的质量堪称真正的无与伦比，它为人们获得复杂且难以捉摸的真相提供了一条捷径。”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认为，《中国：1976—1983》这部书有别于其他有关中国的摄影集，因为他成功地捕捉到 “多重矛盾的幽默与讽刺，这些矛盾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趣而难以捉摸。这个集子使得刘足以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比肩。”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到了80年代初期，形势一片大好。那时刘香成的照片，也就越过对现实所做反映必须经过政治审查的界限，转向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体验。
刘香成自己也一直强调，必须避免“对中国的笼统评论”。刘香成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这些照片既是视觉艺术品，又是一种可以用来了解历史的文本形式：“这一有关中国—新中国的叙事，必须最贴近我感觉真正发生的事情。”
2009年3月于北京
第四版序：
伟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现
(意)帝奇亚诺·坦尚尼
摄影师们总是让我心烦意乱，出色的摄影师甚至令我嫉妒。这一切始于越南的经历。我和摄影师们一起奔赴前线，一回到西贡，他们只需消失在暗房里几分钟，而我则要在打字机前花上几个小时。当他们的工作完成时，我的才刚刚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找语句表达他们的照片所表达的东西——那些印象、一天当中的恐惧。他们做的总是比我又快又好。一张警察向一个越共脑袋开枪的照片，那张赤裸着身体的孩子逃离被燃烧弹轰炸的村庄的照片，已经并且会一直告诉我们战争的恐怖，这比我们这些记者写的所有篇章都更有力和直白。
面对刘的照片，我也有同样的挫败感。我们同时在中国，时常还遇到同样的故事。通过对他的工作方式的观察，我知道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他用图片交流的内容。
我想起我们和白桦共度的一个夜晚。白桦是一位作家，他因其小说中主人公的那句“我爱中国，可是中国爱我么?”而闻名。我访谈、记笔记，试图从白桦那里套出更多他不能或不愿明说的话。刘则安静地待在房间黑暗的角落里拍照，仿佛他根本不在场。结果是，我没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而刘已经拍了一张绝妙的肖像。这张照片中的男人，笼罩在小房间的阴影中，脸和手被照亮，显现着力量和坚定。面对我，白桦能够隐藏自己，而在刘的照相机下他却无处遁形。
在越南，一个伟大摄影师的基本素质是胆气。人们说：“要理解战争，你必须走近它。”于是很多摄影师追寻着这条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则没有类似的危险，这里需要的是智慧。勇于透过事物的表面，戳破那层为容易被满足和希望活得轻松的人织就的谎言与虚假印象的大网。刘正带着这种令众人羡慕的勇气。
对于摄影师来说，总有一个容易报道的中国。到处可见戴着军帽的小孩子冲着你笑，一排排的自行车，年代久远的城墙下锻炼的老人——这些照片总是适合在任何老调的场合展出。官方的中国更是唾手可得，导游手册上展示的、工厂和人民公社里的中国。刘从未落入这种自鸣得意的陷阱中。
西方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专著文献：有与政治伴游待上两个星期后就出的书，有在采访擅长将中国神秘化的官员——我们称他们为外国人的驯兽师——的基础上写成的聪明文本。有关毛泽东的中国(尤其是“文革”)的巨大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西方人知道的种种耳熟能详的故事——读了红宝书的工人工作得更起劲;医生从患者的胃里取出巨大肿瘤时，患者却能通过针灸保持清醒而对疼痛毫无知觉。
刘的这本书，作为多年劳动和每日观察的成果，与即兴作品和神秘主义截然相反。他的邓小平的近照不会出现在官方的宣传中，但对这个人的描述却胜过千言万语。
刘不满足于他眼皮底下的这个中国，他去寻找自己的中国，透过表象，走到人民中去。刘没有用政府给每位外国记者的标准配车和司机，他自己买了一辆绿色带挎斗的军用摩托车。他不动声色地骑着这辆车，有时甚至岗亭里的哨兵还会给他敬礼。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因为一个中国人无论生在何方，都能在那些天空、沙漠、河流中感觉到，中国大地就是赐予他这一切的母亲。
刘生活在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古老的中国已经厌倦了革命和与世隔绝，正在向世界开放，用困惑和好奇的眼光环顾四周，充满着不确定与希望。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旧的气氛并感受到人们面对新事物时的震颤。在这样的环境中，刘如鱼得水。
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战争中的恰当位置，有时意味着一个摄影师的成功。被捕的越共死于穿过脑袋的一颗子弹的照片仿佛亲见，因为照片的焦点在他扭曲的脸上，照相机自动持续拍照，而最佳的那张就在其中。
刘最出色的天赋不在于曾经亲历现场一次，而在于他多次的观察。对真正的摄影师来说，故事不是你奔赴一个地址，携带着高档照相机和所有正确的滤镜。故事意味着阅读、研习，和充分准备。拍摄意味着从周围的环境中观察你在阅读中领略到的东西。伟大的照片都是思想的呈现。
于是刘的脑海中就诞生了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碗吃饭，身后一个旧鞋架上收着一幅被遗忘的毛的肖像。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一种方式来总结每个人不得不正视的东西：毛主义的结束，伟大舵手的概念被束之高阁，中国恢复到一种常态中。然后有一天，经过午后的短途旅行，刘来到一个村庄，在他面前恰恰出现了那个男人和成为一个纪元标志的那张画面。
在后毛泽东时代获准驻京的一小群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中，刘的见证始终是最深刻的。他的视觉叙事中包含了所有的东西：日常中国的气味和氛围，在此之上，中国人开始享受到一些“重建”的自由，这是私人空间和个体重新发现的快乐，虽然被忽视、断裂且有些过时，但仍是伟大的。真实的中国。
第四版序：
真相从事实之中浮现
(美)刘美源
1976年以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不能拍摄任何不符合官方计划的事物。爱情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而成为一种禁忌：文化必须是“革命的”，休闲娱乐必须要服务于人民。这部杰出的黑白照片集，正是始于那个单调的蓝绿色时代的末期。
刘香成在他的镜头中捕捉人物最不具任何意识形态的姿势：聊天，接吻，休息，舒展筋骨，群情振奋，集体狂欢。这些历时八年拍摄的照片向我们提供了中国开始逐渐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热中复苏的了不起的证据，结果留下了一系列独一无二的历史影像。
伟大舵手的影子，强烈笼罩在这本摄影集中。在其中一张照片里，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滑着旱冰，以芭蕾舞般悠扬的姿态从大连的一尊巨大的毛泽东雕像旁经过。在另外一张照片里，一个愁眉苦脸的男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大碗米饭，毛主席像被放在墙上的架子里，几乎被架子上乱七八糟的旧鞋淹没了。旁边的标语上写着：“听华主席的话。”这指的是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对中国的掌权者而言，仅仅这样一张照片就能透露出许多关于北京政权转向与变动的信息：对毛泽东过分神化的个人崇拜，和凌驾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食物。
这本书包含了大量日常生活中幽默动人的场景。不同于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冷酷表情，刘香成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年轻新兵围着围裙在军队厨房里制作面条的形象。刘香成的镜头同样捕捉到一对年轻情侣身着西式服装拍结婚照的一幕：为了省钱，新娘只租用了白色结婚礼服的上半身。
可将刘香成的摄影作品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作适当的对比：他们都将历史图景与一种能够唤起美感的影像结合在一起。刘香成有一张照片，简单展现了一对中国情侣在北京动物园的树阴下爱抚的背影。这张照片是中国社会剧烈开放的一种注解。在毛泽东时代，公共场合牵手都是要遭非议的。同时它也透露了三代同堂的中国社会里个人隐私的缺失。很明显的，只要没有发现其他的人，这对情侣就认为他们正在独处。因此，他们故意面朝树林，忽略身后仅几步远处来往的路人。
现在距离毛泽东逝世已经二十年了，距刘香成初次出版本书也过去了十五年。经济和社会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比过去更加开放且充满活力的中国。透过刘香成的镜头，这些为全世界所见的影响，冲击着人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观念。熟悉刘香成照片的人已经了解到中国人民是“像你我一般的寻常人”。
刘香成已经决定在这本作品回顾集中，再版1983年版里不到一半的照片。图片的削减加上更为节省版面的编排，使这些影像能够真正透过照片本身说话。更加清楚的是，它们能够被看做个体与体制相冲突后的沉思，一种对历史之明证及今日中国之镜像的回响。
第四版序言：
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大概十三年前，刘香成关于中国的摄影集首次出版，它立即被那些了解中国惊天巨变的人誉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真实、最意味深长的影像呈现。
过去的十三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最为显著的是中国的改变，这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连我们这些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见证过它的变革的人，也几乎快要认不出来。正是这种过去和现在的对照，使得刘香成的这个新版本摄影集如此的卓越而可贵。这些照片依然真实而意味深长，但它们同样也是一个大国处于其关键时期最深刻而感人的记录，在这个夹缝中，过去即将被抛弃，未来等待被拥抱。刘的作品使得我们以一种绝无仅有的方式瞥见中国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端。
大约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刘香成即被委派到中国工作，历时约五年，其间完成了独特的记者任务。在这些年里，许多西方记者前往中国，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就像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他们在中国待上几天，最多几周，在中国旅行社的导游陪同下游玩，或是参加外交部新闻司的工作人员安排的旅行团。
关于中国的一些程式化的图像就从这些人的手中源源诞生了。即使摄影师想要自由活动，而其中最好的的确做到了，他们拍下的也仅是能给他们自己看的：校园里成排的学生、穿着彩色服饰的少数民族群众、田间劳作的农民、街上簇拥的人群。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变成了异国情调的、形象壮丽的原料——一个美妙的国家，巨大、富足而奇特。这个形象并不那么可靠，它太过完美和矫揉，受到人为操控，目的在于诱导预期的观众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震撼。中国变成了一个剧院，而摄影师的工作则成了戏码。
与这些人相反，刘在那些年里一直生活在中国，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日常真实生活。由此，他的照片摆脱了模式化和戏剧化，展示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真正面貌。
总的来看，他照片中的中国影像是无所不包、微妙、非情绪化和毫不留情的。它们是最好的摄影新闻报道，在反映出镜头中人的诚恳正直、小心翼翼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敏感与狡猾。
在很大程度上，刘展示了一个正在揭开自身面纱的中国。他呈现给我们一个从可怕的政治灾难时代中升起的社会，这个社会正步入可以重新自由表达其真意的时代。更具体地讲，他展示给我们一个从毛时代浮出、走向一个不确定但在未来多少更加充满希望的中国。
在这个集子中，最早的图片摄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66—1976年间的中国已经因极端的政治暴行而瘫痪。“文化大革命”反映出领导人浪漫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观。
在这个运动中，中国上下都陷入了可怕的疯狂。大学关闭三年甚至更久，教会和庙宇被捣毁，爱情被攻击为资产阶级情调。所有的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都被打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并被关闭。文化生活被压缩到几部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以及许多首所谓的“革命”歌曲。围绕着毛泽东，形成了疯狂的个人崇拜，这是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全世界都不曾见过的。不管去中国哪里，不管和谁交谈，人们总是使用政治套话，那些句子大部分出自毛主席语录，这样可以避免陷入麻烦。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后，一个更加务实的领导层大大放松了控制。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必再张口闭口政治口号，而能够开始做回自己。爱情、宗教和时尚之类的私人事务在长达数十年的压制之后得以现身。自由市场再度出现，中国社会的多个侧面，诸如佛教香客、传统艺术、中国戏曲、西方音乐也重新兴起，而一些急躁的城市年轻人，则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
同时，对毛的极端崇拜被宣布为错误。这位已故的伟人融入背景当中，大多数人关心起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欢乐。这样，我们就有了刘的那幅精彩的图片——一个店主正在吃饭，在他上方是被旧鞋子部分遮住的破旧的毛泽东画像。这幅照片是我的最爱之一，它是一个国家正在回归自身的完美标记。
在这些图片中，中国是贫穷的，有时还是破败的，这是一个简单的新闻事实，却是其他关注宏大但空洞的形象的摄影师作品中所时常忽视的。在刘的摄影中，这个国家是贫瘠而匮乏的。摄影集中出现的很多人都暗淡、单调而朴素。刘的摄影捕捉住了这个原汁原味、没有矫饰、真实可信、复杂而独特的国家，没有任何的先入之见，并且将它永恒凝结下来。
在我给刘的中国摄影集的第一版所写的序中，我说：
在即将到来的世代中，我们和我们的后辈需要回顾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尝试去理解占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的经验。而我预言，刘香成这本摄影集里的图像，将比任何其他来源都能够更深地触及我们的认识。
自我写下这些文字，已经过去十年,我相信我的预言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第一版自序：
实事求是
(美)刘香成
1976年春天，我开始为我的摄影导师基恩·米利工作，并跟随他学习新闻摄影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帮助米利翻查他毕生全部作品的负片、小样和幻灯片，筹备他的摄影集，度过了许多个难忘的下午。
在我的印象中，基恩从未提及光圈、摄影机或景深。比摄影技巧更重要的是，基恩教会我怎样阐释人类的体验，并将其富含生气地反映到二维影像上去。他让我坚信，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当初我带着《时代》周刊的第一份委任状来到中国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在北京的命运，我将在这里拍摄中国“伟大的舵手”毛泽东的葬礼。当时我被困在广州，旅行社导游告诉我现在去北京可能有点“不方便”。我冲到街上，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都在拍摄当地人筹备毛的追悼会。
在平日里中国最轻浮的广东人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平常的平静。我不太能确定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表情。他们曾宗教般虔诚地背诵毛的语录，现在则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命系何处。
从那时我便了解到，毛的去世，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十亿中国人预料中的震惊。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
此后我多次因公回到中国，停留时间从几周到数月不等。但我很快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中国，了解她复杂的历史，了解政治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制度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要想以影像呈现这个国家，我必须建立各种个人关系，并要付出比一般中国人多得多的耐心。
从1979年秋天起，我作为《时代》的摄影师再次回到中国，不久还加入了美联社。能够说一口汉语和几省方言的确令我工作起来比其他摄影师轻松一些，但这轻松不宜过高估计。这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从未因我的报道和图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挠。在中国，我们可以自由地质疑和拒绝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才是出版自由的真正晴雨表。
多年来我与我的中国官方同行之间建立起了良好和睦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审美取向往往大相径庭，并且在一幅好的摄影作品的标准上分歧良多。
1979年8月，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问《时代》杂志北京分社，其间我与蒙代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参观了北京一家景泰蓝工厂。当我准备拍摄一张母女二人选购纪念品的照片时，一只手伸进了我的取景器，把女士们前面的玻璃盒上的一只烟灰缸调整了位置。
我回头看见了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显然这只烟灰缸扰乱了他的审美构图，使他最终忍不住伸手去移动它。然后，他按动他的禄莱120的闪光灯，拍下了照片。
许多中国摄影师，就像我的这位新华社同仁一样，相信应该像处理一幅传统中国山水画一样去拍一张照片。中国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受毛泽东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影响。这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想必认为烟灰缸破坏了照片的平衡，所以将它剔除出去。
一趟山西煤谷口煤矿之旅让我更加谙熟中国式摄影对内容的要求。在拍摄一群满面煤灰的煤矿工人时，一位干部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矿工们不愿被拍成这样，看上去多不干净。”仿佛中国的矿工是世界上唯一一群在650米深的地下作业后仪容不整的人，这位干部建议我等他们洗完澡之后再来拍。
在中国，官方组织的参观往往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工人和农民通常都会被要求提前打扫工作场所，梳洗一番才来迎接国外友人。每次看到“热烈欢迎美国友人”的牌子，我都会想起这一点。
1981年的冬天，我来到哈尔滨。这座粗犷的工业城市矗立在黑龙江东北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黑龙江省与苏联共享着3400公里长的边界。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看到大约100名农民跟随在一列卡车后面，每个人都戴着一副朋克太阳眼镜。他们挥舞着大纸扇，载歌载舞，庆祝传统春节。当地领导迫切地想让我拍下这群快乐的农民演员那鲜红的脸蛋和嘴唇，但他坚持要我等队伍站好了之后再拍。“没关系，”我说，“这是抓拍。”“什么是抓拍?”他站在我的徕卡面前，友善地问。
决不能以此判定中国人对摄影心怀敌意。我从没有见过哪个民族会这么愿意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笔的钱用来拍照。从故宫到长城，到天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摆姿势拍照。北京站地铁里有家由一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操持的照相馆，顾客付3角钱就可以在一列火车前拍一张照片。一家有两盏钨丝灯的照相馆甚至为顾客提供装饰用品——女士是手袋和塑料花，男士则是西装和领带。
我可以和中国的摄影师交上朋友，但这并不容易。我曾经邀请四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来我的公寓吃饭，顺便讨论一项摄影计划。其中一位摄影师表示需要跟他的主编商量一下是否方便接受邀请。一个星期后，他电话告知我最好另择地点——显然，我的住所不合适。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我曾在电影《末代皇帝》位于故宫的拍摄现场遇见一位中国摄影师，并邀请他来我的住所进餐。“非常荣幸。”他说。相熟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高官之子。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用一部摄影集就能涵盖中国人，但有望通过这些照片帮助人们一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挨过了两千多年的贫穷，尽管这个国家仍然陷于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但同时她也被其丰富的文明保护着。一位仿佛对过去的灾难毫无畏惧的四十多岁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向我一一历数过去几十年中所有的政治运动。他数完之后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三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二十五场政治运动。
西方人迷惑了。“什么样的人，”他们自问，“能够年复一年地承受‘教育’与‘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答案是：中国人。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