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在的油画家们还在疯狂地创作“艺术品”的时候，众多新兴的媒介和材质的组合构成了现当代艺术的主流。而在19世纪80年代，丹托的艺术死亡论曾影响了众多艺术家，大家在等待架上艺术的终结。然而时至今日，“绘画死亡论”已经悄悄成为过去时，但架上艺术还没有死亡。虽然，架上绘画没有被理论终结，但发展的方向却让人深思。架上绘画本身也逃脱不了难以超越的古典主义高峰的诟病和缺少先锋批判观念表达的批判。
回顾架上绘画的历史，西方的架上绘画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历了多次变革，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派、抽象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等。到抽象表现主义的时候，波洛克已经将画布铺在地上作画了。只是在展出的时候还是以传统的方式展出而已。在波洛克的绘画中，架上绘画已经产生了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使波洛克的作品产生了不同以往的特殊性，在今天的欧美收藏市场格局中波洛克的作品仍然炙手可热。
再看一位艺术家，用笔触和造型表达情感的艺术家梵高。 2010年，欧洲一家名为overstockArt的网站统计了最近十年内最受欢迎的十幅油画作品，其中梵高以其经典作品《星夜》摘取头魁。时隔百年，梵高的《星夜》仍然如此受到人们的欢迎，可见架上绘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架上绘画能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是架上绘画表达什么。绘画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对生活的认识成了一种绘画特质，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同的。
 探索与变化
画面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有关。架上绘画的画面形式可以多样，探索的方向不同，表现的结果也不同。但画面形式有时候不是越玄妙越好，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艺术家对生活的感悟。这种感悟可以通过画面传达给观众，产生共鸣。一旦产生共鸣，艺术家的思考和创作就产生了社会价值。
 朱东升是一位非常关注民生的艺术家，他之前的画面里主要反映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比如，南京的街头发生了公交车起火这一事件，朱东升就把它画到作品中。虽然这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大事，但是公交起火关系到民生，关系到每一位乘公交车上下班的百姓的安全。当日本右翼诈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时，朱东升难抑心中气愤就画了一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很多。那时候的朱东升的画面还是直白的，青涩的，充满了年轻的直接。体现了作者关注民生的普世情怀。
然而这次朱东升的画面效果却与之前的有巨大差异。画面里的直白青涩变成了诗意的含蓄的叙事性诉说。这种改变是画家自身思维意识的提升。一种由对社会对外在的批判转向自身的内在的反思。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寻找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自己艺术追求之间的平衡。
在他的画面里最直接的感受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将观众带入一个荒诞的世界中，这世界里有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山水，有裸体的人，有独角兽，飞马等等。看似梦幻一般的景象却让人难以放松心情，越是虚妄不可信却越反而更接近现实。这种现实感也是朱东升特殊的表现手法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也是朱东升刻在骨髓中的对现实的关注。
另外，在朱东升的迷幻世界中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得不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失落感。这种现象也恰恰是当下很多艺术家的共同感。在处处追求成功的当下社会，“失意”不是一个讨喜的词汇。但“失意”却是艺术家的朋友，激发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李白因为仕途上的失意而造就了斗酒诗百篇的潇洒，但潇洒的背后仍能让人读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朱东升的画种也贮满了一种忧郁，忧郁着当下艺术家在大环境下艰难的探索架上绘画的前进之路。
三十而立与朱东升个展
我们这代八零后大都三十出头或年届三十。古人说三十而立，于我们而言，该当如何呢？扪心自问，似乎三十难立。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三十而立》，在书中，他以王氏特有的具有哲学意味的语言叙述他的插队经历。我想，如果我写点关于我自己的而立之年，我能说点什么呢？我们这代人好像并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质，韩寒曾被认为是八零后新新人类的典型代表。可当你读了卡夫卡，了解了萨特，国内的王小波，出国又回来的陈丹青……转脸才发现，曾经我们八零后一代被媒体宣传中的韩寒代表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他只是他，我是我，你是你。
歌手胡彦斌也有一首歌叫《三十而立》，里面有两句歌词不错：“三十而立，而立之年是成熟的开始？还是青春的了结？三十而立，而立之年是理性的萌芽？还是激情的浇灭？”这个问题激起了我心中的共鸣，相信读到的同龄人也多多少少会有感触。
观看朱东升的画作，也有类似的感触。可能这种感触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质吧。
 我认为“三十而立”是一种信仰，是皮壳之下文化灵魂的印刻。它提醒我们，少点玩世不恭，多点责任处世。说句装逼的话，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都有责任做好自己，减少对这个世界的污染，精神上的污染不仅仅是污染，而且是重度污染，遗臭万年的污染。
绘画和文章一样，弄得不好就成了柏杨批判的酱缸文化的发酵剂。但朱东升的画中存在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向前的奋发，同时偶尔也会“迷失”，迷失在自己静谧的梦幻诗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