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位参展艺术家，他们大多来自1977、1978级，既是四川当代油画的奠基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他们可以被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从“伤痕美术”——“乡土绘画”——“生命流”表现主义——“西南经验”——“传统再造“，跨度40年，集中呈现四川油画重要的发展轨迹。
　　《春风已经苏醒》《为什么》《1968某月某日·雪》《华工船》《雨过天晴》《山村小店》等数十幅经典作品，38年之后，重回成都，集中展现改革开放时期，四川油画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如何构筑了四川油画当代的人文传统。
　　改革开放之初，四川的艺术家关注现实，把握历史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强调人文关怀，用作品去言说、表现时代所凝聚的文化精神。1979-1984年之间，以《为什么》（高小华）、《一九七八年×月×日·雪》（程丛林）、《父亲》（罗中立）、《春风已经苏醒》（何多苓）等为代表的“四川画派”作品，呈现出反思与批判的融会、文化记忆与生命拷问的交织，是四川油画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也成为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油画佳作。由“知青题材”嬗变而来的“乡土绘画”，用对真、善、美的农村生活的歌颂代替了“伤痕美术”中“忧伤”和“伤感的人道主义”，并在其后延伸出两条不同的油画发展路径。回望历史，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四川油画在1980年代的艺术追求，而且也能感受到其内在的精神与人文力量，以及它们如何构筑了四川当代油画的人文传统。
　　在四川当代绘画中，涌现出许多围绕“人道”、“人文”、“人性”等话题展开的人物作品。1980年代，艺术家侧重描绘自身生活周遭的人物，借助这些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反思在一个大时代、一个特定的历史洪流中，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命运。这些创作实践，不仅推动四川油画从“知青题材”向“乡土绘画”的过渡，也实现了“伤痕美术”批判现实主义向乡土现实主义的转变。1990年代，四川油画对“人”的表现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在本次参展的作品中，张晓刚的《大家庭》最具代表性。从内省转向批判，从私密的个人性转向公共性，实现了对学院主义和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诉求的双重超越。四川艺术家以“时代肖像”为核心的作品，有着丰富的人物形象与文化主体性，折射出时代的变化，是“人”的肖像，也是精神的肖像。
　　四川当代油画家不同的语言诉求与风格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1980年代初，为了解决语言的当代性问题，何多苓向美国的怀斯学习；罗中立迷恋克洛斯的超级写实；程丛林以苏里科夫作为榜样。“新潮美术”时期，张晓刚从喜欢梵高转向了形而上画派的籍里柯，以及超现实主义；叶永青喜欢卢梭与梦幻现实主义；周春芽则痴迷德国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这一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四川当代绘画转向现代主义的黄金时期。 1993年前后，紧随着现代性、前卫性实践，张晓刚、叶永青、周春芽、罗中立等明确将绘画语言的当代性与本土化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反思“新潮美术”时期向西方学习的经历与过程，从而完成了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身份的思考。
　　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心与边缘，地缘与身份始终是当代艺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四川当代油画，以及四川当代艺术家身上体现得同样突出。1980年代中期将“知青题材”推进到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就是不断挖掘作品背后积淀的地域生存体验与文化经验；而“新潮美术”时期，以张晓刚、叶永青等人的创作，开始将四川、云南的地域经验提升为一种“西南经验”。纯正的地方文化与宽广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四川的油画创作与教学提供了具有独特精神与文化气质的艺术生长地，也在四川油画传统的形成过程中，烙下了鲜明的地域与身份印记。1993年前后，以“中国经验”展为契机，西南地域文化经验开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传统的再造”是四川当代油画重要的艺术现象。周春芽以《太湖石》系列和以《豫园》系列为代表的两次“回归传统”的经历；叶永青不限囿于语言，而是希望将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创作态度与当下的生活进行融汇；罗中立从作品的语言、图式、修辞方法入手与传统的对话，在发现、阐释传统中赋予作品个人化的语言逻辑；何多苓将率性而为的笔触与表现性结合，王川将书写性作为与传统联系的重要通道，都成为四川艺术家“回归传统”的重要艺术实践。实际上，在四川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如屠宏涛、漆澜、何森、曹静平、杨劲松等人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传统正源源不断的为他们提供滋养。四川当代绘画中传统的绵延与衍生，清晰地展现了艺术家如何立足当下的文化立场，完成传统的再造，使其在当代语境下生成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