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到星光

文/马萧

1987年的第一届中国油画展上，段正渠初露锋芒。和许多同龄的艺术家往往直接挪用西方现代主义观念不同，段正渠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对油画语言属性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点，寻找与本土题材结合的可能性。不妨说，他无意识中承继了董希文“油画民族化”理论框架，试图超越前辈的眼界和方法，开辟新的路径。其后的一系列作品，段正渠以西北的黄土地承载了卢奥式的强悍笔触，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界风格鲜明的个案。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段正渠不断发展、丰富着独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虽然他仍以地理上的西北划定创作范围，但有意识地减少了明确的地域性标识——比如窑洞、剪纸、腰鼓、头巾等符号——而是内生为西北的一种整体面相。他习惯用大面积的暗色布满画面，包围着小小一簇光亮。这些光无处不在，无所定形，或来自于火把、手电、油灯、手机，或发散自人的面孔、巨大的鲤鱼和黄河的波涛。光与暗对比形成的戏剧感，源自于他对西北土地的整体性理解，从中提炼出一种象征和诗意。这一阶段的所有作品中，段正渠选择了最大的尺幅表现黄河的母题及其变体，图式与色彩均极其自由。一种介于奔涌与凝固之间的洪荒力量，在光色的变幻中，在人与自然的搏斗中，在现实和幻境的交互中，强度达到了顶点。

越过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段正渠对既有的创作模式渐生懈怠。加之生活中的一些变故，从身体上和心理上他都需要重启，寻求新的可能性。从物质性引导手的触感，构建画面，是段正渠这一类型画家的创作方式，也是他逐渐厌倦的直接原因。几乎是从空白开始，他离开了油画一直给予的心理支撑和手头上驯服的快感，选择纸本和趋近于中国传统水墨的水性材料、坦培拉，进入全然陌生的领域。

但这种困境并未将他逼回熟悉的舒适区中，不再试图以风格为理由自我庇护。陌生一旦成为对惯性的克服，便变得意味深长起来，不期然间，段正渠看到了新的可能性。由媒材而导向的新风格，从视觉上颠覆了、刷新了他自己。西北强悍凛冽的一面逐渐隐没，柔情、瑰丽的一面向他敞开；以往被宏大叙事定义的历史，以日常和私密的方式向他敞开。在段正渠的晚近创作中，他从纸本创作中获得的新能量被放大，成为一个个自我裂变的动机。人造的光，某一处中心发散、聚集的光消失了，天宇间微弱的光倾入画面，一片星光下的幽蓝，人物、动物和其它物像如符号般浮现又隐没，画面的叙事意味越来越模糊，暗示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存在。

四十年创作历程，段正渠从青涩走向成熟，他的变化基于不变的理由，即对西北这片充满诱惑力的土地的持续回应。当观众置身于展厅，凝视这些深邃的色域时，透过布面和纸面，无疑会被带入艺术家从西北获取的种种气象，进入他一直专注的土地、人物、故事、历史之中。同时，也借着他的眼光，找到安放自己的精神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