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克勒本人当时有个想法，希望以自己名义建立的三家博物馆能缔结一种“很有活力的关系”，北大和哈佛的博物馆主要侧重考古，华盛顿的美术馆侧重展览，中西方工作人员可以互相轮换、交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心脏之地国家广场上，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一块区域常被人们称为“博物馆大道”，这里坐落着世界最大博物馆及研究体系史密森学会旗下大大小小十来座博物馆和美术馆。
有意思的是，这条“博物馆大道”上最古老的弗利尔美术馆和最年轻的赛克勒美术馆均是亚洲艺术品，尤其是中国艺术品在美国收藏和展示的重要平台，它们被并称为美国国立亚洲美术馆。
弗利尔美术馆于1923年正式开放。其创始人查尔斯·弗利尔是十九世纪50年代生人。赶上美国铁路大发展时代，能干加上机遇，让弗利尔迅速积累起财富，和合伙人一起成了底特律数一数二的列车制造商。
但正值壮年的他，在工作压力之下患上神经衰弱，治疗方法之一就是把精力转移到舒缓压力、愉悦身心的事务上他就这样走进了收藏世界。他早期主要收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美国艺术家的作品，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的藏品。
孔雀屋无疑是弗利尔美术馆的精华所在。走进这间以金色、暗绿、湖蓝为主色调的展室，视线会立即为墙壁上一对华丽、精妙的开屏孔雀所吸引。环顾四周，金色藏宝阁上陈列着250余件各式瓷器，均是弗利尔当年亲自从中国、日本、韩国、埃及、伊朗等地搜集而来。其中，中国古代瓷器尤为突出，以琳琅满目形容再贴切不过，其中包括不少价格昂贵的元青花。
孔雀屋本身也是惠斯勒的杰作之一。这间房间原本是一位英国富商伦敦住所的餐厅，惠斯勒将其打造得独具艺术气息，并绘制了装饰画。弗利尔1904年将整间房间买下，从伦敦“搬”至底特律私宅，后又“搬”到华盛顿永久收藏于美术馆。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弗利尔就已决定将艺术收藏全部捐给公众。他接洽由美国政府部门资助的半官方博物馆机构史密斯学会，希望能在华盛顿捐建一座博物馆，但起初未能成功。
经过多方努力，弗利尔最终说服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夫妇支持自己的设想，由总统本人亲自指示史密森学会接受弗利尔的捐赠计划。建造博物馆的100万美元款项也全部由弗利尔本人支出。令人遗憾的是，美术馆的建造受到一战影响而延迟，直到1923年才正式对外开放，而此时弗利尔本人已过世四年。直到今天，他留下的款项依然是美术馆重要的资金来源。
与弗利尔美术馆不同，赛克勒美术馆是国家广场上最年轻的美术馆，它于1987年开放，由精神病学家和企业家亚瑟·赛克勒先生捐赠建立。他本人也捐出了上千件私人藏品。
弗利尔在捐赠时要求美术馆内藏品不得外借，也不得从他处外借展品，这项限制可能是那个时代比较常见的做法，但也由此将弗利尔美术馆变成了封闭式的收藏展示平台。到了赛克勒先生的时代，他的观点已经比较开放，赛克勒美术馆得以积极参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国际展览交流。
弗利尔一直对“普世的美学理念”深感兴趣。在他人生的最后12年中，他将中国和日本艺术作为主要收藏方向。相比之下，赛克勒涉猎的收藏领域非常广泛，科学家的职业背景可能也给他带来一些影响。
赛克勒还在哈佛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在中国捐资建立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赛克勒本人当时有个想法，希望以自己名义建立的三家博物馆能缔结一种“很有活力的关系”，北大和哈佛的博物馆主要侧重考古，华盛顿的美术馆侧重展览，中西方工作人员可以互相轮换、交流。
“这也体现了他的世界观，总是想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对跨文化交流很感兴趣，喜欢做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其藏品也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国立亚洲美术馆馆长朱利安·瑞比说。
资料:“博物馆要提出问题而非提供答案”
记者：私人捐赠在有着官方性质的史密斯学会体系中普遍吗？
朱利安·瑞比：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斯本人是史密斯学会的第一个捐赠者，他从未来过美国，却捐资给美国人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提供公众教育，让人们获取知识，学会也以其名字命名。
就史密斯学会来说，它经费的70%到80%都来自联邦政府，还有一部分来自每年的社会捐款。我们亚洲美术馆的情况比较不同，在全部运营经费中，联邦政府拨款仅占三分之一，弗利尔等主要捐赠人留下的款项，以及我们从社会上募集到的捐款也分别占三分之一。我们也很幸运，无论联邦政府开支增减，我们都有其他来源的资金保障美术馆的正常运营。
但总体而言，来自个人的慷慨捐赠对美国博物馆来说很重要，几乎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人们不仅会捐资建立博物馆，会捐出自己大规模的藏品，每年还会给各种博物馆捐献数目庞大的款项予以支持。比如，人们或许会在网上捐5美元，但去年我们从各种渠道总共募集到了500万美元。
记者：美国社会为何会产生这种相当踊跃的私人捐赠文化？
朱利安·瑞比：这种文化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第一，整体来说，美国社会有一种比较强的公民责任感，很多人认为自己都是他人慷慨捐赠的获益者，因此也有责任回报社会。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样的美国顶级富豪会将自己大部分资产留给基金会用于服务社会，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子女。这种文化在美国博物馆中也很常见，比如志愿者积极服务，人们慷慨捐款等等。
第二，税收体制的支持也很重要，如果你捐款给博物馆，可以获得一些相应的纳税减免，无论比例高低，对人来说的确是一种鼓励。
记者：你认为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趣有提升吗？
朱利安·瑞比：可能下面这个例子最适合回答你的问题：弗利尔美术馆经过重新装修于1993年重新开门时，那一年访客大约60万人次；去年，访客超过90万人次，相当于增长了50%。特别是过去5年来，美术馆发展很不错。另外，官方网站的访问量高达数百万次，也增添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如今在脸谱、推特上的宣传和推广还不是很好，Lady Gaga都有3000万粉丝，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
记者：你认为博物馆应该在社会扮演什么角色？
朱利安·瑞比：如果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利尔所处的时代，博物馆被人们视为“教育神殿”，让人们在精神境界上提升自我，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信息。
如今，特别是经过过去15年到20年的变迁，人们对博物馆的“信息中心”职能有了更多思考。
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博物馆首要职能不再是信息中心和教育平台，而应作为推动研究的重要机构。人们已经拥有了几十年前不曾拥有的连接知识的桥梁，博物馆现在应该做的是激发而非提供，是提出问题而非提供答案，要从提供知识发展到激发想像力，要从信息提供发展到情感体验，这是一个重要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