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你的感受，就是最好的答案。
如何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重建艺术与观众之间真实而深刻的连接？正在成都市美术馆进行的“远方的邂逅——意大利都灵现当代美术馆馆藏精品展”，给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答案。
展览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传统艺术史线性叙事的有意“背叛”。“去历史化”的策展逻辑，将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艺术家并置于同一对话中，其意图清晰而坚定：将阐释的权力从僵化的学术框架中释放，交还给观众最直观的感性体验。
展览选择以共通的人类情感作为切入点，邀请观众绕过复杂的历史与哲学背景，直接步入作品的精神内核。这是一种观看方式的重构，它暗示着艺术史的解读并非唯一，而那些被传统分类所遮蔽的、跨越流派的深层艺术关联，正是在这种感性的凝视中得以显现。
“远方的邂逅”指向的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它鼓励观众调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记忆，去和百年前的笔触与色彩发生一次奇妙的碰撞。这不仅是一场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巡礼，更是一次关于“观看之道”的深刻反思，它示范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一场展览如何能够超越文化输出与输入的单向模式，真正成为一场双向奔赴的、激发持续对话的文明交流。
就此次展览的主题、策展角度、呈现方式、价值与意义等问题，我们采访了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此次展览中方策展人孙晓伟。
肖飞舸
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
Q:
“远方的邂逅”这类大型国际展，无疑提升了成都的城市形象。在您看来，一个城市的美术馆，其国际交流的价值应如何体现？在作为“文化进口”的窗口，展示全球艺术成果，和作为“文化输出”的平台，推动本土艺术走向世界这两者之间如何进行平衡与布局？
肖飞舸：
在我看来，一场大型的国际艺术交流展，其意义绝非停留在展示几件作品或促进几位艺术家交流的层面。
在宏观上，它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对话。因为每一件艺术品背后都承载着艺术家的个体故事、一个文明的独特印记和一种价值理念的体现。因此，将它们汇聚一堂，本身就是两种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
在当代实践的层面上，我们更将此视为一种“生态的共建”。成都市美术馆在举办国际交流展时，从不进行单向的理念引进。相反，我们坚持必须结合本土受众的观展习惯、历史文脉进行“二次创作”与“本土化诠释”。
这个再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经典艺术的本土化解读，是两种文明的深度融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策展团队、工作人员乃至美术馆之间，也在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合作规则与共生关系。这标志着我们正从过去单纯的国际规则追随者，转变为全球艺术生态的共建者，让我们的城市更深度地融入国际文化对话，并成为其中的一股活跃力量。
这一理念贯穿于我们所有的工作中。除了每年一度的经典艺术大展，我们常规展览的国际艺术家参展比例也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即将举办的成都双年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邀请了三位国际策展人，目前参展的国际艺术家比例已超过40%。更重要的是，国际策展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会深入本土，对中国的艺术家进行田野调查式的了解。最终，在他们策划的板块中，也会出现大量本土艺术家的作品。
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通过这样高水平的国际展览，让本土的优秀艺术家进入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从而有力地推动本土艺术融入国际艺术的宏大循环之中。
成都市美术馆
Q:
一个成功的国际大展，其意义远超展期本身。您认为“远方的邂逅”在展览结束后，应留下哪些可持续的“遗产”？ 例如，是否会催生相关的学术出版、建立与意大利艺术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或是对本地艺术生态产生可量化的长期影响？
肖飞舸：
一场高品质的国际艺术大展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深刻且多维度的。
首先，它对我们美术馆自身而言，是一次全面的淬炼与提升。我们的策展团队通过这样一场大展的历练，积累了宝贵的国际策展经验。在馆内，这样的展览会直接催生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与出版计划，并驱动我们在公共教育、文创开发等各个环节不断创新。
其次，这份遗产深刻地影响着公众的艺术生活与整个城市的艺术生态。对于观众而言，他们不仅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经典艺术，更通过接触现当代作品，提升了对前沿视觉体验的接受度。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是我们首次尝试收费模式。尽管票价远低于成本，依然是公益性的，但它成功地开启了培养观众为高品质艺术消费付费的习惯。这对于提升公众的审美体验、培育成熟的文化市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最后，从更宏观的生态层面来看，我们的本土艺术家得以近距离观摩经典，拓宽了艺术视野。同时，来访的国际策展团队也深入成都，对本土的艺术生态有了真切的了解，这种相互的认知与影响将是长期的。然而，一次展览的影响终究有限，真正能够系统性地影响本土艺术的生产与生态的，是持续性的、品牌化的国际艺术交流。
为此，我们着力构建了两大核心品牌：以“引进展”形式呈现的“世界经典艺术”系列，以及作为双向交流核心平台的“成都双年展”。正是通过这样持续性的、双轨并行的国际品牌展览战略，我们才能将全球的艺术资源与本土的创作力量、学术研究及产业链条进行深度链接，从而为这座城市的艺术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的活力。
“远方的邂逅”展览现场
Q:
“远方的邂逅”之后，成都市美术馆在未来的国际合作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愿景？
肖飞舸：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持续性的规划。
首先，在展览层面，我们已规划好接下来的重磅项目。紧随本次展览之后，在2026年春节前夕，将为大家呈现新一届的“成都双年展”。届时，观众将能在此领略到世界艺术最前沿的潮流与趋势。而在明年年底，我们备受好评的“世界经典艺术”系列也仍将如期而至。
然而，我们的国际交流远不止于展览本身，它更是一种深入到机制建构与人员互动的系统性工程。目前，我们已与全球近十家顶级的博物馆及美术馆建立了“友好馆”关系，这为我们持续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一框架，我们正定期开展馆际间的临展互换与线上的策展研讨。
一个崭新的项目也即将启动：今年底，我们将迎来首个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届时观众将有机会看到法国艺术家在成都本土创作的阶段性成果。
总而言之，作为一座开馆不足四年的新馆，我们深知国际交流的重要性。未来，我们将在展览策划、人员互访、机制共建等多个维度，持续地、全方位地进行探索与尝试，为这座城市打开更多通向世界的艺术窗口。
“远方的邂逅”展览现场
孙晓伟
成都市美术馆展览展陈部副主任
“远方的邂逅”中方策展人
Q:
“远方的邂逅”并未采用传统的艺术史线性叙事，而是以“爱”、“童真”、“光影”等八种情感作为策展框架。这在策展方法论上是一次重要的选择。这种“去历史化”的情感策展，是否旨在主动消解西方现代艺术史的经典叙事权威，从而为中国观众构建一个更直接、更少文化壁垒的进入通道？
孙晓伟：
在本次展览的策划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颇具挑战性的尝试。在策划前期，我们始终在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向中国观众呈现一场成功的西方艺术展？自开馆以来，我们已举办了多个世界经典艺术系列展，但如何引导观众跨越文化隔阂，去理解和欣赏那些与他们自身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艺术品，始终是困扰我们的难题。
因此，这次我们转换了思路：与其策划一场充满学术术语、知识点密集的展览，不如将重心放在如何提升观众的观展体验上，让艺术真正地走近他们。为此，我们着力寻找一个能连接中国观众与西方艺术品的共通点。
本次展览便围绕“爱”、“童真”、“片刻”、“光影”、“感官”、“哀愁”、“神圣”与“故土”这八个主题展开。在我们看来，这八个主题是艺术诞生至今，无论古典还是当代艺术家，都在持续探讨和表达的永恒母题。我们希望观众不必先从艺术史的专业角度切入，而是能以这些主题为桥梁，从作品中寻找情感上的共鸣。我们相信，这种共鸣能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画作所承载的时代内涵与艺术家的真实情感。这便是我们选择以主题性结构来呈现本次展览的根本原因。
当然，情感的连接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的认知。在展览中，我们也规划了丰富的拓展性内容，旨在将时代背景与知识性信息巧妙地融入观展体验中。例如，在展览的序章，我们设置了“远方邂逅的A到Z”这26个关键词。每一个字母都对应着一个与展览相关的时代背景知识点，并用一句话进行阐释，让观众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起对展览宏观背景的认知。带着这份理性的铺垫，观众在步入展厅后，我们又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细节，不断激发他们欣赏与探索的兴趣。
策划一场面向更广泛观众群体的展览，与保持其学术的严谨性与内容的深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我们的目标正是在二者之间取得精妙的平衡，最终让每一位步入展厅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触动自己、引发兴趣的内容。
“远方的邂逅”展览现场
Q:
以情感为线索的策展，将不同流派、不同年代的艺术家并置于同一单元。这种打破时空与风格界限的组合，意图揭示哪些被传统艺术史分类所遮蔽的、跨越流派的深层艺术关联？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构建一种新的艺术史观看之道？
孙晓伟：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有意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史叙事线索，将原本线性的时间与流派划分彻底打乱。核心目的在于探寻一种全新的、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观看方式。
艺术史的解读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然而，当前多数西方艺术展倾向于采用更常见的叙事结构，但我们发现，这种方式有时会为观众理解展览的深层语境制造障碍。因此，在深入研究这些展品的内在特质后，我们从八个主题进行展开，彻底摒弃按时间或流派划分的传统框架。
这种尝试对“策展”也带来了新的启发。它促使我们跳出既有的思维定式与解读局限，从更多元、更跨学科的视角去构思和呈现一场展览。
“远方的邂逅”展览现场
Q:
将一个多世纪前的意大利及欧洲艺术“转译”给当下的中国观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除了情感共鸣，在展览的文本、导览和公共教育中，美术馆如何处理作品背后复杂的欧洲社会、哲学背景，从而避免将深刻的艺术探索简化为纯粹的感官愉悦？
孙晓伟：
尽管我们致力于为观众创造一个轻松的观展入口，但实际上我们在前期进行了大量严谨的背景知识梳理与拓展工作。
其中一大挑战是，本次展览的文献资料几乎全部源自外文学术成果。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一道关键的“转译”工序。这并非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要将深奥的学术内容，转化为中国观众易于理解、能够心领神会的叙事方式和阅读视角。
我们认为展览的首要目的在于“启发”，而非“穷尽”。我们不期望在有限的空间内将所有事情都解释得淋漓尽致，而是希望点燃观众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后续思考与阅读的兴趣。因此，对文献信息的呈现拿捏着一个恰当的度——既能引起兴趣，又不会在有限的观展时间内过度消耗观众的精力。
例如，在阐释“静物画”这一题材的悠久历史时，我们巧妙地以一个“苹果”作为象征。通过一张清晰的图示，生动地展示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当代艺术，这颗“苹果”在画作中的位置与意义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让观众能直观地理解静物画数千年的发展脉络。
我们在整个展览中运用了大量类似的方法，旨在帮助更多的人跨越知识的门槛，真正地欣赏和理解这个展览和这些艺术珍品。
“远方的邂逅”展览现场
Q:
中意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您认为，这次展览中的意大利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可以形成哪些有趣的对话？这些世界大师的经典作品对中国当代艺术是否也在提供持续的启发？
孙晓伟：
艺术的启示是恒久而深远的。当我们面对这些跨越历史长河的经典作品时，它们所给予的启发绝不仅限于其诞生的时代。
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体现在我们本次展览的策划过程之中。这次展览是成都市美术馆与意大利都灵现当代美术馆的联合呈现，合作过程非常有趣，充满了思想的碰撞与融合。起初，意大利策展人向我们提议的展览框架，与我们团队的最初设想大相径庭。他的方案更多地是立足于意大利本位，去阐述一段线性的艺术史。
然而，我们经过反复沟通，向意方策展人阐明了我们的顾虑：中国的观众普遍缺乏系统性的西方艺术史教育背景，如果完全照搬传统的叙事方式，观众在理解上会遇到巨大的文化与知识壁垒。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决定更多地采用“中国的视角”来解读这场展览。意方策展人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从意大利艺术发展的独特角度，为这个全新的框架补充了大量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正是策展的魅力所在——在文化差异中寻找连接，在不同视角下探求共性，而艺术本身亦是如此。
本次展览的作品横跨19世纪至20世纪，这百余年恰是欧洲艺术发展最为风云激荡、革新精神迸发的年代。这些艺术家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本身就是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面向未来的先锋性与探索性。我相信，那种敢于突破的时代精神，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凡的启示意义，能为当下的艺术创作者们带来无穷的灵感。
观众参观“远方的邂逅”
Q:
展览引入多感官互动（包括视听嗅触），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为什么选择用这种具有挑战性的美术馆观看模式呈现这次展览？在面对凝聚了艺术家毕生心血的经典原作时，这种“体验式”观展模式，如何平衡“吸引力”与“学术性”？
孙晓伟：
我们将展览命名为“远方的邂逅”，其核心正在于“邂逅”二字。我们希望观众能放下预设，在一种不期而遇的状态下步入展厅，并在不断发现的惊喜中，触发自己独特的思考。
布展期间的一个小插曲生动地解读了这一点。肖飞舸馆长在现场看到一幅意大利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描绘的是三月桃花盛开的景象。而就在不久前，她恰好也在龙泉山亲眼见过并拍摄了相似的春日桃花。在那一刻，她个人的记忆与百年前的画作产生了奇妙的连接。我想，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的邂逅”。
我们真诚地希望，展厅中能充满无数这样动人的“邂逅”，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找到与自己生命经验相通的连接点。这正如我们在前言结尾所写，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寻找到更多情绪的彩蛋”。同时，我们更期望它的影响力能超越展厅的物理边界，对观众产生持续的启发和更广阔的思考。
部分展出作品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儿子皮埃尔的肖像》，1885年
乔瓦尼·法托里，《红脸颊》，约1880年
毕加索，《有甜瓜的静物》，1948年
贾科莫·巴拉，《虹彩径向交融》，1913-1914年
弗朗西斯科·海耶兹，《卡罗莉娜·祖奇的肖像》，约18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