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人文奖成立宗旨
　　拍照四十多年，摄影从我的工作、兴趣，已转为理想与信仰。常年透过拍照体悟人生，摄影对我不只是艺术表现，也是人格养成。写书、展览、教书、办杂志，都是希望传播自己深信的价值观。
　　我一直认为，摄影的本质是发现与记录，也就是向外观看，找到事事物物之间的关系，将其捕捉，把意义传达给更多人知道。文学、艺术的价值正是在此：让别人的生活经验成为自己的成长参考，然后把刻骨铭心的领会表现出来，供另外的一些人借镜。有人共鸣的世界才是温暖的、幸福的，也才能看到希望。
　　自从计算机及数码相机、手机摄影普及后，摄影的技术门坎变得非常低，却也使得人们开始不尊重对象，不珍惜快门机会与缘分。一位再了不起的摄影师，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另一半的功劳，应该属于镜头前的人事物。
　　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后，我在各大城市开设工作坊，时常有机会参加各地的摄影节、担任各项摄影比赛评审。在此期间，除了实地感受各地摄影活动的蓬勃，也观察到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令人忧心。
　　摄影也是一种价值肯定，是打开视野、心门，与外界沟通的管道。能肯定外在的好，自己的内在也会更丰富。仅在意表达个人的巧思、观念，轻忽对象的意义，易使影像沦为手段而非创作目的。当然，并非纪实才叫人文，任何摄影手法，只要表达出对生存环境的珍视、对人间事物的关怀，都是富于人文精神的。
　　如今，观念性、艺术性的摄影表现享有相当大的鼓励，纪实摄影及长期关心某个主题的工作方式，虽然也有若干奖项特别予以关照，但仍需更多有志一同的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推波助澜。
　　个人从拿起相机的那天开始，始终如一。摄影增加了我的生命宽度，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基于许多朋友、学生的鼓励与支持，我决定成立一个摄影人文奖，期望对目前摄影表现失衡的状况稍作平衡。
　　达成这个理想与目标，需要很大的福报，唯诸佛眷顾、众缘合和而可得。在此，容我向所有直接、间接帮忙的朋友深深致谢！
　　阮义忠
　　2016年3月于台北
　　1米（长）x0.8米（高）15张
　　现实世界里，总有无数的烦恼在纠缠着每个人，一切生命体在生存意志的操控下无不充满无限的欲望，但是，欲望又注定不可能都得到满足，求而不得，就会失望、就会痛苦。人的一生就是浸泡在欲望这杯苦酒里，在痛苦中熬过这醉梦般的、迷离不定的悲剧人生。
　　个体生命不过是宇宙生命的现象，个人都是速朽的，惨淡的人生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成为审美的人生时，我们才会感到生存是多少可以忍受的。
　　好在人生可以拥有艺术，艺术是求外观的意志，它以歌颂现象的永恒光荣来克服个人的苦恼，用美战胜生命固有的痛苦。靠了艺术，我们感到我们负载着渡生成之河的那人生不再是一种永恒的缺陷。生命通过艺术而得以自救。
　　艺术给予人形而上的慰藉，它是生活的形而上的补充。用艺术来拯救这无意义的世界，同时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一颗渴望超越的灵魂，如果没有艺术形而上学的慰藉，终将堕入悲观主义的地狱而不能自拔了。
　　对一个真正活着的人，艺术是他唯一的、最后的精神家园。
　　杜伟《形而上的慰藉》
　　山水可移否？江山需静观；
　　抚古知西后，执笔寂无言；
　　潇湘烟雨默，洪谷云霞缓；
　　盛世求独隐，素心寄故园。
　　元、清荼毒之后，消磨尽须眉气象，只剩下草底偷活，浅吟低唱。
　　山河蒙尘，我只是叹气，并不悲观，黄河的泥沙沉积多时会改道，肆虐一时，可是刺槐依旧会在故道生长，新的黄河渐渐稳了步子，匀了节奏，吐旧纳新，涛声依旧。
　　艺术除了观念，更多的是心灵，情感与技艺。
　　所谓大师，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能自由呼吸的人，我们这个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了，常常觉得古代大师作品中的呼吸，就是这块土地的呼吸。
　　我拍摄风景时关注天地之间的一种气息，摄取时即是我面对风景赞叹，感伤，融会时。我从具体的景物里看到抽象的气韵在运行，形成不同的气象，所以常常对焦点不太留意，这是"焦点对准谁"之后的事。不同的前辈把我的摄影看成东方绘画与地形学摄影，虽然我长期研习油画与中国书画，但这种拍摄只是一种对自然的观看。
　　艺术总是越走越孤独，后来心灵从自然中找到慰藉。佛不言，佛微笑，因为他走过漫长的山道，而我且行且言，只因我还在山路上漫游，且行且思，自说自话，是修行路上的游子。
　　李止《山行》
　　高铁时代，是谁在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一提到绿皮火车就会想到打工的农民工和低收入者，绿皮车是草根的象征，一张上海到南京高铁一等座票价如坐绿皮火车就可以横穿整个中国。
　　作为交通工具缓慢行驶的绿皮火车，一节车厢就是一个充满生活的舞台，这里没有刻意的安排，敞开的空间让你一切的活动都会展示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车厢舞台上没有主角，缺了谁都没有关系。却感觉谁又都是主角，这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演绎着自己漫长人生旅途的生活插曲。
　　绿皮火车里，我是其中一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冷漠旁观者，记录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那些定格的瞬间是我一次次经历的再现。虽有艰苦，却是属于自己的一份心乐，像绿皮火车"慢"一样值得回味，"慢"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观看记录，"慢"我就可以更深的体验生活的过程。
　　高铁时代的到来，绿皮火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追寻那些即将消失的绿皮火车也成为我出行的情感动力。
　　没有照相机的记录，绿皮车上的印象会淡忘，绿皮车上心绪会消散，照片支撑了绿皮车上的记忆，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
　　（注：此绿皮火车特指无空调的老式火车）
　　钱海峰《绿皮火车》
　　在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折叠》中，22世纪的北京，空间被分为三层。上层500万人口，生活24小时，随后被封入胶囊沉睡。城市折叠，变出另一个空间。中层2500万人口，大多是白领，生活16小时。当他们睡下后，城市再次折叠，又出现一个空间。下层5000万人是清洁工和个体户，生活8小时。
　　也就是说，上层的500万人享用24小时，7500万人共享另外24小时。我们无缘生活于22世纪，未来的北京到底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的北京，我们似乎很清楚。但其实未必，正像《北京折叠》里说的那样，我们被分割在不同的空间，上层的500万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其实不得而知。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城堡》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权力中心城堡，它位于一座小山上，可它可望而不可即；它是那样冷漠、威严，像一头巨兽俯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小说的主人公K想进入城堡，但始终也无法进入。K在临死前终于接到城堡当局的传谕：K虽然缺乏在城中居住的合法依据，但考虑到某些原因，允许他在城中工作与居住。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和K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北京，北京》其实就是一个街头摄影师对北京的解读。
　　张星海《北京，北京》
　　这些照片是从2014-2016年拍摄的底片中选出来的。对于照片来说文字是多余的，这些照片也是多余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打发我无聊的时间。我没有能力给所谓的"创作"一个存在的理由和物质基础，让一切看起来更像一回事。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大概就是为了故意拉长过程，拍摄、冲洗、暗房，经过许多步骤和时间才能得到照片，这样更容易打发时间。
　　王大可《东张西望》
　　寒池，地名，一个很小的村子，在海拔1500米的山上。
　　在寒池，我看到马远，倪瓒，董其昌，黄宾虹，他们心中的理想和我看到的现实重叠，画面之外，一口冰馒头就一捧雪。
　　眼界朝外，心灵向内，如我的浊心能与先人有些许重叠，也算是在这寒冷之地得到了温暖。
　　一天，临水而立，近景有石，石间有枯枝，后是水，再是远山。清清淡淡，无从说起，如临倪瓒画中。师在上，请受我一拜。
　　魏壁《寒池》
　　作为一个挣扎中的基督徒，随着年事增长，我愈意识到不独我，而是整体世界，乃存在于圣经那宏大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及其表征的渐进启示当中。
　　借着圣经这面镜子，我见识到人所承载那不能自足、犹然模糊，有待澄清的上帝形象；借着圣经之中那一幕幕从创世纪以至启示录，从亚伯拉罕以至耶稣基督，燃烧生命挣扎演出的历史神剧，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子孙卑微的身影，启示出隐蔽的上帝自始至终的临在。足以安抚我等宇宙的游子，被赋予永恒意识的有限存有，一直以来不曾止歇的存在焦虑与困惑。
　　在《微尘圣像》系列作品中，我企图借助多位身边弟兄姐妹的身影来反映基督信仰的人观、世界观，却无意于重现圣经的历史场景；一则是知道自己办不到，一则是希望在圣经与我自身所属的文化脉络之间，与现实中殊异的个体之间，营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关联性，不想沦于单向的说教，而期许观看照片的人，在有限的暗示下，做出自身的努力。
　　《微尘圣像》是一个犹在进行中的摄影计划，眼下已经完成了一百多幅。虽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但如果上主允许，我希望可以拍摄至少三百幅。对于一个业余摄影者，这始终是不容易的，我经常惴惴不安，既觉得自己没能全心照顾好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也没能对从神那里领受的文化使命全力以赴，在哪一方面都只是个半吊子。但由于我对这两者都难以割舍，也只好接受这个令自己尴尬的、不能免除遗憾的现实。
　　冯君蓝《微尘圣像》
　　选择摄影，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当世界万物触动了你，就按下快门。这种最初的快乐体验，使我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更自觉地投入，拍下我对生命的感受和关注。2000年以来，我多次往返并居住在山东河北交界的一个村子中，在拍摄纪录片的日子里，和孩子们一起奔跑在田野，撒欢在坚实的土地上。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拍摄孩子，那是很自然的事。孩子对我来说是一种语言，当然，表情是一种语言，环境也是一种语言。我相信这种语言会触动心灵。
　　在拍摄时我有意摒弃传统的构图及所谓的黄金分割比例，避开了表面的光与影的审美趣味，让孩子们面对镜头呈现他们的本真，以及历史、土地、文化、千百年的命运赋予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也在看着我们。这是一种"互看"。为了加强这种"互看"，我放大了照片的尺寸，放大成真人大小的尺寸。
　　拍摄者说话是多余的，非要强调自己的理念干嘛，这种事还是留给观众和批评家。"照片自己什么也不会解释，但它会不倦地邀请人们去演绎，推测和想象。"
　　更充实、幸福的时刻是当我独处在暗房里。一个拍摄者把自己投入隐秘的世界和忘我的工作中，在那里我经常想起这样一句话：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
　　胡敏《孩子》
　　从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到云南怒江州的首府六库，怒江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夹峙下，形成三百多公里长的大峡谷，峡谷两侧的河谷与山坡上，数百年间生活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藏族等数个民族的生民，他们的祖先大多数是由碧罗雪山之东辗转迁徙而来，刀耕火种，渔猎为食。虽有蜿蜒曲折的数条古道连通峡谷内外，大山却始终是阻隔他们视野的屏障，也让外界对峡谷倍感神秘。
　　上世纪初，基督教、天主教差会纷纷派员翻越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从内地和缅甸分别进入峡谷里开始传播福音。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播圣经，创制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傈僳文字，美国传教士杨思慧夫妇更是结合当地传统音乐的曲式风格，改编了几十首多声部赞美诗，几十年来传唱不绝。
　　2003年7月，我第一次走进已经不再神秘的怒江时，一场关于怒江干流建设13级水坝，进行水电开发的争论也逐渐升级。我意识到，一场深刻的变迁已然拉开帷幕。13年过去了，水坝没有立起，怒江却不再是原来的怒江。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信仰与现实，交织跌宕在狭窄的地域。峡谷里的人们正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流转，面临千百年来最为深刻而迅猛的一次转变。相对于峡谷之外，他们也许晚了10年，乃至20年，但显然，他们不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这个速度快得有些让他们不太适应。而对于我，怒江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是中国已经走过，和正在行进着的，欲望的追逐与精神流放的样本。
　　（注："怒姆乃依"是傈僳语"怒江"之意）
　　周伟《怒姆乃依--怒江大峡谷的双重生活》
　　西藏被称作人类第三极，其生存环境是恶劣的。而藏人面对艰苦的高原环境，却表现出内心的豁达，坚韧和力量。藏人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他们身上流淌着信仰的血液，这也造就了他们对生命，生活不同的态度。恶劣的环境也成了人性展现的舞台。
　　这组照片主要是想反映藏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拍摄内容主要是藏人的生活，既有宗教生活也有日常生活。实际上，在藏地，宗教和日常是包容在一起的，宗教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生活也成了一种信仰。
　　在拍摄过程中，我并没有过多地去追求构图，光影等技巧。因为打动我的并不是这些。我想用直观，朴素的镜头语言将打动我的世界呈现出来。有时候，简单的东西反倒准确，有力。
　　之所以选用宽幅相机拍摄，是想在人物拍摄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对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呈现。西藏的性格和高原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离开环境的呈现是缺乏生命力的。
　　近十年，随着生活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西藏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记录下第一次进藏就深深打动我的东西，西藏核心的东西。不管如何变化，我真心希望这些能一直保存下去。
　　该项目完成后，希望对藏地有一定的纪实文献作用，更希望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触动。
　　凌飞《藏地影像》
　　404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它在中国的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404"。鼎盛时期有大约5万人在这个仅1平方公里的地方工作生活。
　　404是中国最早、最大的核技术生产科研基地。404的创建，实现了中国核武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为中国1964年、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外交地位做出了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404虽小，生活区中公检法等行政机关一应俱全，设有公安局、土地局、教育局、中级人民法院等行政机构。小小的404拥有相当于地级行政区的管理权限。
　　404与世隔绝。这里地处荒漠，自然环境恶劣，只有骆驼草和石头是自然产物，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经过人工种植的。
　　当年建设之初从中国各地抽调了一批各行各业的精英份子来到这里，404汇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核专家、技工、厨师、教师、医生等。他们亲手在荒漠上建起了这座城市，之后便再没有离开，繁衍生息半个世纪，最后也埋葬在了这里。
　　我已是在此生活的第三代人。这组照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与我以及我身边的人息息相关：有我上过的小学，我的父母也曾就读于同一所小学；有我们每周都去的公共浴池，那里曾是一个重要社交场所，还有我亲手种下的两颗白杨……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地方。
　　经过了半个世纪后，人们从这里迁离，留下了这些空空的场景，待我再次回来，站在镜头后面，看着它们，恍如隔世。
　　李扬《404NOTFOUND》
　　我是用诚实的态度，记录下一张张饱经流离的面孔，感受他们身体的遭遇和心灵的挣扎。通过流浪者的肖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处于社会最底阶层的人群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个笼罩在极度奢侈与极度贫困相交错的背景中的难以言表的中国，社会繁荣的表层背后，是底层人民切实的艰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在西雅图发表演讲时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合还要多。
　　我要捕捉的是流浪者自然流露出的面部神态，探寻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国民性：忍辱、麻木、疑虑、冷漠和在噩运中仍然保持尊严的姿态。
　　在每一次拍摄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观察和记录下他们在镜头前的细微表情。
　　我用镜头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和影像研究者留下些可用的影像资料，这也是我从事摄影的动力。
　　陈文进《流浪者》
　　2016年3月，春节刚过，站在一口自打水井边上的退休老矿工张庆吉说："煤黑子完蛋。"井里的水浑浊不堪，可是住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六坑附近的居民都要靠挑井水活下去，自来水管在冬天被冻住，要到4月才解冻，但是能不能用还难说。六坑是一个煤矿开采单位，居住在附近的人依托着煤矿生存，现在伴随着煤矿的萧条，之前的外来矿工大量外流。2012年以前，来此下井挖矿的矿工月收入曾达到一万块有余，矿区充满了活力。
　　"这烂糟的日子没法过。"来此挑水的居民说道，他挑着两桶水缓慢地向工房走去，身体一路上跟随着复杂的地面摆动，道路已经年久失修，当年煤炭热销的时候大卡车来回碾压，路面早已坑洼不平，这些年煤炭滞销，矿产企业也没有钱再维护道路，只能听天由命，同样的还有工房区内的小道，开春融化的雪与烂泥搅和在一起，让居住在此的人寸步难行，缺乏维护的理由还是因为没钱。
　　煤炭行业"黄金"十年之后的两三年煤价迅速地回到了低谷，煤矿主与产业上游的人各自想办法逃离。留下来的，大多数是生根于这片土地的人。他们有着各自留下的理由，似乎在等待着复苏或者其他的什么，往日的荣誉感与富足是否还能再度降临？
　　邹璧宇《黑土地上的生存》
　　我的祖籍是山西左权县，沿着家乡曲曲折折的太行山盘山而下，便是河北的武安。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了河北武安固义村的"傩戏"照片，才有了下太行、看傩戏、拍傩者之行。
　　傩祭文化活动从正月十四的迎神开始，十七送神结束，是集迎神、祭祀、傩仪、队戏、赛戏和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汇集为一炉的民间传统艺术综合体，正月十五的《捉黄鬼》演出为高潮。祭祀和社火傩戏演出，由村里4个庄户的社首负责，与村级政权无涉。从秋后决定起社，到正月的演出，有许多的准备工作，其花费和物资由村民捐募，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不足部分由社首分摊。
　　村庄便是舞台，村民即演员，他们不是靠演技，而是靠心灵的默契、感应进入情境和角色，与神共舞。傩戏给我感觉是跟鬼神的一种交流方式，宗教神秘感和仪式感非常强，身临其境，观者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天人对话，有"巫"的感觉在里面，令人敬畏，原始宗教仪式的延伸感非常强。
　　神明的有无，是一个形而上的大问题。但他们认为是有的，在山川草木间，在风雨雷电里，在每个人的心中。他们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和心态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应对生活中的惶恐与惊悸。
　　樊丽勇《傩者》
　　每当看到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小孩儿从我身边蹦蹦跳跳经过时，总会勾起我对童年往事的美好回忆。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时候的我和许多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一样，贪玩、淘气--每天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过家家、上山采蘑菇，爬树捣鸟窝，下河摸小鱼……只可惜这些美好的回忆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我叫邵广红，1979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北票市的一个小山村，2001年师范毕业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做了一名普通的农村小学班主任。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了我梦中的童年，为了不让我的孩子们留下遗憾，我要把这些天真烂漫的时光用影像记录下来，希望二十年以后，他们能看到自己青涩的童年和当年年轻的我，也希望他们永远像现在一样去热爱生活，回报社会，因为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温度的，希望这股温暖能够传播下去，温暖世间所有需要温暖的人们。
　　邵广红《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