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冬与匡时今年最重要的拍品 ——“过云楼”藏书
三十二岁的谢晓冬曾在媒体界有过五六年的职业生涯，2010年秋加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行，今年2月被任命为副总经理。从匡时的市场总监到总经理助理再到今天的职位，动作很快；而匡时短短七个年头，跻身北京四大拍卖行之一，也不慢。对此，他谈的不多，但是讲到工作中的“方法论”，哲学出身的谢晓冬说得头头是道。
在其位谋其职
早在谢晓冬自己带领媒体做团队开始，他便对除了专业内容之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与市场、品牌结合的相关营销活动也有涉及。这当中，思维角度从媒体人转向了管理人。“慢慢的，我想要做一些商业性的事情。不是指个人如何，而是说帮助所在的平台做到很大，有哪些产品线和思路可以去拓广，接下来进行资源整合。”从新京报的深度报道到和讯网的财经产品，再到新华网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高管，谢晓冬总能把“在其位谋其职”做到标准之上。
毕业后到最后一份媒体工作，“我做的都是跟财经、法律相关的。我会把工作花心思做好，得到上级赏识，下属拥护，一切都不错——可是当时我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大的热情。”隐约的感觉，这不是一个“终极的归宿”。在一个饭局上，谢晓冬认识了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谈到拍卖市场，他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些古董与艺术品是文明的载体，背后凝聚着文化和历史，这个有趣。”谢晓冬本科学的是行政管理，研究生读的是法律哲学，研究法律推理，“我始终对于文化与历史在骨子里有情结。自己也买了很多的书来看。”遇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私人兴趣可以与工作结合起来，是有些诱惑力的。
鉴于当时所处的平台从待遇到资源都没有不妥，手上还有几个业务单要签，对于跳槽到匡时并没有“那么地动心”，“后来觉得还是可以再聊一聊。”与董国强谈过后，他想了很多：“选择工作，是有机会成本的；事情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做好的，总有一个累积。”最后的总结便是，人生苦短，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决定跳进这个新行业，“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难吗？”
北京匡时2012春拍故国情怀—明遗民书画专场《种菜诗唱和册》系列作品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
“或许从社会的角度看来，在媒体的这几年一直在向上发展，但是我不觉得——普通记者、资深记者、高级记者也好，还是媒体管理者，高层管理者，对我来说并没有不同。做任何事情，我都是一以贯之的方法，按照理性去做。”从动心到下决心，中间考虑的过程有半年。
“匡时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不一样，首先是老板，董总的文人气息很浓。”记者打断了他，“那你考察过其它的拍行了吗？”“那倒没有。”“你考虑了半年但是却没有调查业内情况？！”“朋友介绍说不错，自己的几个基本判断也大致无碍，差不多了。”
“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很重要，他的个人能力与事业心是我最看重的地方。西方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企业的成功当中占据了很大的因素。”谢晓冬还未入职前曾来看过一次匡时，那时候董国强带领的团队给他的感受是生机勃勃，“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的。”他观察到领导人与团队的情况，“那时候只能是基本面。因为我没有这个行业的从业经验，选择平台的时候，也不可能去选择一个各方面都很完备的公司。匡时是一个发展中的平台，我可以选择跟它一块共同成长。”
“除了跟董总学习之外，对于匡时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它在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谢晓冬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知识还有人脉来帮助自己的新平台，这是他的出发点。“我记得我刚来匡时的时候，有朋友说，‘匡时是个邪教”，一个老板带着一群员工，没日没夜的加班，大家还特别来劲。我调侃的回答说，这事好啊，这样的公司才具有成为一个伟大公司的可能性啊。”
匡时现有的员工都抱有一种主人翁的精神，领导也能以身作则的带头加班加点，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一个创业公司的特点，随着公司越做越大，这种状况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一家成熟的大型企业，你往往看不到这个样子，员工都是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那就需要做出改变。
首先是制度，“公司的人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很多时候需要众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制度就尤为重要。”明确的分工和流程来保持效率跟质量，与行政、业务、用人和激励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分不开。第二是人才，团队的扩大同时要保证精英化。拍卖行是一个典型的轻资产公司，没有多少固定资产与机械设备，最大的成本是办公场地的租赁、员工差旅、品牌营销，“利润率是比较高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一个智力型的高端服务业，不需要代工跟制造生产薄利多销的产品，通过数量来达到盈利目的；业务方面，可能一个员工顶十个人，有能力的可能顶一百个人。在鉴定方面，法律上没有要求拍行对拍品进行保真，但是实际操作中，赝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这时候对人才的要求就“拔高”了，丰富的鉴赏知识、跟人打交道的经验、吃苦、应对突发状况……各方面的能力都需要具备，“体力智力得好，情商得高”，谢晓冬笑道。
“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排在第一位的是业务人员，这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模式——找不到很多很好的拍品，就没有办法跟别的公司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只有业务也不行，因为拍行是一个服务型行业，让客户满意，需要在各方面有很好的配置，比如宣传推广是否到位，付款问题，客户接待，还有保管、运输和修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2012年3月7日，谢晓冬组织和参加《种菜诗唱和册》系列作品观摹研讨会。
太阳底下无新事
作为管理者，谢晓冬坦言对于业务方面的不熟悉会带来工作中的不便，所以他也会看很多跟业务相关的书籍来补充，“倾听很重要，然后是思考、分析，找出解决方法。”
“我现在采取的措施，匡时之前可能都采取过。创新并不是一味的重要，有用的经验彻底的贯彻，就能做得很好。”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匡时可能会尝试“放权”，在某个板块或者某个区域给他一个政策，在此之下业务人员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如果业务人员总是做一些征集的辅助性工作，并不能迅速成长起来，老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会在授予权力方面加大力度，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谢晓冬尤为看重数据以及数据流通的状况，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大国有银行，其实设置都一样，你有银行投资部，我也有投资部；你有海归，我也有海归；你有行长，我也有行长。但是技术最领先的是工行，差别就在数据系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好像很土，实际上就是这样，iPhone也是因为好用大家才都用的。”信息化进步与否是企业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筹码，放在拍卖行业也是一样，“信息不能流通，出现效率低下以及信息紊乱的状况是不出奇的。”
谢晓冬评价自己的同事们，最大的特点是“好学”，这或许跟年轻有关，又或许无关。“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很重要。管理者自身的言行也很重要”，遇到一件好的拍品，公司上下都会出谋划力，挖掘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请来专家讲解，把不为人所知的闪光点展示到位，这一次征集到的《种菜诗唱和册》即是如此操作。
最近微博上有人说总是看到董国强一个人跑来跑去，这样的企业不值得效仿——谢晓冬就无奈了，“其实别人也在忙，只是别人不发微博而已，董总喜欢玩微博是众所周知的。”看到的事情也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媒体的报道能做到的客观程度就见仁见智了，作为被报道的一方，除了做好本分，并不能够左右太多。
“宏观面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跟人才，更高层次的就是公司的战略定位。”匡时想做怎样的一个公司？在行业中希望处于怎样的位置？打算完成怎样的一个社会使命？“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在小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随着做大，对企业有了感情，必须思考这些问题。”
小采访：
匡时特别注重和媒体的合作，你认为拍卖行在和媒体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双方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站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立场来看待对方。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对方的工作内容，工作需要，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体察，就是从对方自身的发展逻辑、约束条件去理解对方当下的工作，在一个互动的相互负责的关系框架下对对方提要求。
以媒体的客观性为例，拍卖行不能简单批评媒体道听途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在一个互谅和相互负责的关系框架下，企业有必要与媒体广交朋友，耐心解释拍卖市场的一些独特的内在规律，但同样，媒体也必须在报道中使用正确的方法，去努力接近事实的真相。
在面临争议性报道时，企业要以真诚的心态面对，寻求理解。媒体也要避免功利心态，不要盲目追求热点新闻。中国哲学讲"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说的是一种理想人格，更是一种追求真理，达到和谐的方法。真理不是一方可以建立和发现的，我们可以相互推动对方的进步。
匡时的品牌形象塑造非常成功，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关于这一点，董总讲过，匡时是一家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圣贤耻独善，所贵匡时坚”。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有归属，有信心，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份生意，更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一个平台，一份事业。
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匡时的品牌形象塑造是全方位的。从拍品选择的严谨性，到专场设置的学术性，再到图录制作、拍卖预展的价值呈现，乃至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无不以一个文化和专业的标准要求自己。
道，一以贯之。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只是一家经营艺术品交易的公司，更是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生活、中国传统美学价值、中国传统人文公共价值的平台。我们常常带着自豪感和激情开展工作。
作为营利性的企业，拍卖行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拍卖行的社会责任，不只是开展慈善捐助，艺术赞助等活动，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完成中国传统美学价值传播，唤醒民众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归属认同与自豪感。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个更高、更深和更远的角度，来提升我们工作的质量与水准。
例如过云楼藏书的拍卖，我们开展的全国巡展，包括为此制作的专题片在每一地都引起关注，包括最后情景再现性的过云楼预展现场所引起的轰动，很多人开始由此重视中国传统的典籍，重视中国源远流长的藏书文化，我们会为此感到骄傲。我以为这正是拍卖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编辑：刘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