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层出不穷的艺术“大师”，让人大跌眼镜的比赛评奖结果……近年来贪图虚名、权钱交易、结帮营私等丑恶现象在国内文化艺术界时常出现，这种文化腐败损伤了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而且与个别官员的腐败息息相关。许多文化界人士表示，假“大师”身上有很多耀眼光环，而花钱买荣誉、花钱买奖项在许多比赛和评优中成为潜规则。
绞尽脑汁、钻营取宠，将“大师”当做艺术追求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将功名利益、相互倾轧和疯狂恶炒，放到了至高高度，对“艺术泡沫”的向往和欣赏，远超过艺术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文化作品往往是创作者情不自禁的内在反映，这些所谓的文化精英满脑袋犬儒情绪，动机不纯，良知沦丧，内核物化，艺术作品也会无形中滋生出更多的不良气息，比如媚俗谄媚、趋炎附势等不良倾向。因为缺乏独立直言、实事求是、坚守公正、信仰崇高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气质，这样的作品根本就是一种外在光鲜、内中空虚的“伪繁荣”。就算是能获得所谓的某某大奖，却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浮躁。指望这些所谓的“大师”成为推动艺术发展的和谐力量，注定是一个奢望。
曾看到杂文家黄波的《宁为“愤青”，不做“犬儒”》，文章说，稍作思考便不难发现，“愤青”一词内涵演进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拥有特定知识、技能，一般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日渐成为利益的同谋或同盟者。他们过上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出有车，食有鱼，而且已很难呼吸到来自草根的气息。这样一种生活是很容易销蚀掉“知识分子”的固有特性的，于是，知识阶层的“犬儒化”便成为当下一种惹人注目的时代特征。——诸多所谓的文化“大师”们，失去了勇于担当的“文化战士”的风格，不敢、不愿成为“愤青”，而更愿成为见风使舵者，注定会造出更多的文化犬儒主义者。这才是产生“文化腐败”、文化泡沫的主因。
写到这里，想到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作为，2006年就把自己文集前言中的“国学大师”删去，并且对学生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同年又发表文章，辞去“国学大师”的高帽。如此文化大师，却如此谦逊，低调。如果我们的文化精英们都具备了这种慷慨和谦逊秉性，“大师”满天飞的闹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