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刻 寿山石 “从心所欲”方章
北京匡时2013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6月4日举槌开拍，届时会再现古人书房的风雅之物，可让人感叹其绽放的文人情怀。
古代的士大夫大多喜爱在书斋中经营他们生活中最华丽的一面——“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
成功文人们并不铺张排比，他们乐于用一种更高明的态度处置财富，亦乐于他们用毕生所学体验那些普通文人所不能及之稀世珍品，以及普通文人无法攀达的艺术高峰。即所谓君子不囿于物又达观于物，这便是“格物致知”。
今春，北京匡时拍品中一件“清乾隆珐琅嵌玉大吉葫芦瓶”原为长春阁之旧藏，瓶身呈四方葫芦形并以掐丝珐琅技法装饰，正反两面镶嵌玉板，其上雕刻缠枝花卉拖“大吉”二字。葫芦，与“福禄”谐音，又形像汉字“吉”字，故又名“大吉”，“大吉”字样与“葫芦”造型相配合的设计是清代较为典型及常用的吉祥图案，象征福禄绵长、子孙万代、大吉大利，尤其盛行于已是五代同堂的乾隆晚期的宫廷艺术品中。
据文震亨《长物志》卷七“香筒”条所载，“香筒旧者有李文甫所制，中雕花鸟、竹石，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亦不必置怀袖间。”文震亨之意，在于精益求精却不流于琐碎卖弄，实为一切艺术品之魂。此次“在山居”文房专场中，一件“清乾隆白玉鹤鹿同春香筒”亦显文震亨之遗风，它通身亦无绺无花，外雕山水亭台、松鹤白鹿，古意绵绵，仿似重现诗人笔下之仙境——“弹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鸾尾，夜扫南山云。鹿饮寒涧下，鱼归清海滨。当时汉武帝，书报桃花春”(李贺《仙人》)。
故宫中亦有玉质“垂恩香筒”一对，上部为铜质镀金亭阁式顶盖，中间为碧玉圆筒，上镂雕云纹和龙纹，下部为铜胎须弥式底座置于宝座前左右两侧。每当皇帝升座时，香筒内点燃檀香木，香烟从香筒的孔洞中冒出，造成香烟缭绕、香气宜人的神秘气氛，座下群臣闻到香气，借喻皇恩浩荡、垂及万民之意。
时隔七年，北京匡时今春再次开辟“金石篆刻专场”，涵括明清以降金石名家印石计一百三十余件，荟萃钱松、吴让之、徐三庚、吴昌硕、黄牧甫、金北楼、赵叔孺、齐白石、高野候、邓散木、陈巨来等印人佳制，精品云集，意在梳理篆刻发展脉络，向历代金石大师致敬。
《中国篆刻丛刊》
观其大概，或气势磅礴、遒劲多姿；清刚朴茂，古秀雄健；或生涩苍浑、短切涩进；刀法冲切结合，刀笔合一，充满勃勃生机。边款中有论印记事之风，生趣盎然。
“西泠八家”之钱松，刀法切中带削，对吴昌硕影响深远。专场中钱松方章“山水方滋”章法停匀，虚实相生，将浙派篆刻技法推向了极致。其切刀使来悠游不迫，不激不励，精气内含，不流于当时俗气，堪称钱松及“浙派”印人突破旧框架，另创新天地的代表作品。
吴熙载刻寿山石“双面自用印”，原为西泠印社早期会员方节厂所藏，这方两面印是旧版《吴让之印谱》之扉页，被收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见载于各类印谱、印学类书籍，出版累累。原印并有王福厂的观款，记载佳印递藏之轨迹，可赏可读。吴让之汲取邓派篆刻精华，“尽弃其学而学之”。其以书入印的创作方法，将秦汉印的古典气质与流派印的浪漫情怀完全融合，书印合一，有盎然的笔意，又有强烈的韵律感。
徐三庚工篆隶与吴让之、赵之谦齐名。其薄意随形章“良楼风雨感斯文”载入二玄社《中国篆刻丛刊》，借李商隐与杜牧的惺惺相惜的典故，兴时境之感叹，才气横溢，传颂千古风流。
《齐白石全集》
齐白石印章“吉”铭、“真妙”等闲章，见载于《齐白石全集》，龙凤呈祥钮“北堂长物”为上海滩收藏大家、有豪门印富之称的陆质雅先生旧藏。“石墨居”为胡佩衡用印，“沙园”则为四川碑帖名家余舒所治。白石老人对自己的艺术成就曾有过“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的评价。其印章刀法大胆有力、线条流畅刚劲、不拘古法，美轮美奂，实属白石老人力作。
本场更有上好印材数十方，田黄、鸡血、寿山、芙蓉、青田、杜凌、荔枝冻品类各异，论其造型，则狮钮、随形、薄意、对章、方章齐全完备。
田黄石素有“石中之王”之称，因其无根而璞、无脉可寻，故素有“千金易得，田黄难求”之说，历来被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视为至上之珍。继2012年匡时两件田黄方章拍出天价后，本场搜求海内外，集中19件田黄精品，以飨诸位藏家。
专场中并附有徐三庚印集、邓石如印集、故宫博物院藏印集等作品，全面展现富含意蕴的历代金石家之文窗雅趣。
【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