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起点总是勾连一系列琐细的日期、地点和名称：1992 年10 月3 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 现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在深圳博物馆举办“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1992 年10 月11 日北京市文物局等主办，北京市拍卖市场执槌1992 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1993 年5 月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同年12 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次年3 月在北京举行首届大型春季拍卖会——它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拍卖公司，现在还是业界翘楚；1993 年6 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行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这是上海开埠150 多年来举办的首场大型艺术品国际拍卖会。
不管把其中哪个当作中国艺术品拍卖的起点，都可以看到隐藏在背后的时代色彩：1992 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之后政府开始力推各种改革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创办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企业试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新的关键词。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崛起的大时代。
第一个10年：从模仿性创新到野蛮生长
新形势刺激了体制内外的新兴力量投身市场经济，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一些或活跃、或受压制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形成了现今以陈东升、冯仑、郭广昌、潘石屹、俞敏洪等人为代表的“92 派”企业家群体。他们共同的特色是对政策和商业信息敏感，有一定体制内资源可以利用，因此创业的起点要比1980 年代那些白手起家苦干的民营企业家高。
从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副总编辑职位上下海的陈东升之所以开设嘉德拍卖行，用他后来常用的形容来说就是“模仿性创新”——长期的计划经济管制让中国的社会分工非常地单调，因此当改革开放进行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需求产生的时候，最方便的就是取法欧美类似行业的类似企业组织及其管理模式，他就是从电视、报纸上了解到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的信息，受到启发创立嘉德，初期也是尽力模仿对方的管理和工作细节，并直接邀请张宗宪等香港行家亲临指导。
与此同时，他们也仍然要面对中国特色的各种管制，比如文物专营的限制等等，当然，最终他们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顺利举办了拍卖会，这也是中国至今延续的商业景观：太多繁琐而落后的法律、规定和审批在限制企业完全合法自由地进行交易——如果你努力遵守一切苛刻条文你将一无所获，于是人们都穷尽各种可能突破这些条文，有些事后获得承认，有些遭遇打击，有些至今还处于暧昧地带。
拍卖市场的参与者多是行内人士，其中港台富豪和行家是多数重要作品的买家，而中国当时的富豪阶层虽然还处于财富积累和消费改善阶段，参与奢侈性消费的很少，但是拍卖市场作为一个公开的交易中介平台，具有较强的透明性和指标性，迎合了当代经济众多陌生人交易的需求，很快就快速膨胀起来，到1995 年共拍出艺术品6000 余件，成交总额近5 亿人民币。之后，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艺术市场进入了低迷时期——此时的波动主要和金融情况不明有关，也是海外买家受到市场影响所致。但是中国节奏明显不同于欧美，所以到1999 年就出现了弱复苏，这一情况到2009 年再次重复。
第二个10年：新收藏阶层的崛起
从2000 年开始，一些以企业为背景的大买家进入市场，这提升了对优质作品的竞争力度。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文物回流在2002 年达到一个新高峰，全国成交的87% 文物艺术品，海外回流的约占3000 件，其中成交价过百万元的有25 件，比上一年增加16 件。2003 年“非典”过后，市场进一步快速发展，当年北京市场拍卖总成交额达11 亿多元人民币，中国嘉德春拍成交额为1.94 亿元人民币，秋拍更高达2.51亿元人民币。
当市场显示出更大规模和增长前景的时候，就会吸引更多的新人入场：华辰、保利等新拍卖公司创立，佳士得、苏富比也开始感觉到中国买家的力量，新的基于投资需求的藏家——来自资源行业、房地产行业以及金融市场的较为引人注目——也到这个市场淘金，他们有着更为强劲的资金实力，成为收藏圈的新主力——而在以前，行家和有收藏兴趣和一定经济条件的专业人士、世家大族是收藏主力，他们主要通过古玩店、文物商店之类渠道购买文物，这是一种区域性的市场；而进入21 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本流动，一方面海外藏品回流到中国出售，另一方面中国行家也前往世界各地购藏中国艺术品，这都是经济的力量，而和简单的民族主义口号没有多大关系——尽管对文物回流有着各种民族主义的口号式看法。
2003 年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整体市场规模和重点公司规模都迅速扩张，嘉德、保利拍卖数千件艺术作品的巨大规模，与其他拍卖公司一起成为艺术市场的指标。这里除了入场者增加、竞争带来的价格飞涨，也和中国经济的总体性通胀密切相关。中央银行为了经济数据好看而不断超额印制发行货币，导致资产价格普遍飙升——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房价的飞涨并成为近年来最引争议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议题，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后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当然，快速致富的房地产商中也有不少人成为了收藏者——艺术品也是收藏的一项，价格快速进入千万元时代和亿元时代。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从近年来的艺术市场发展中获得利益的收藏——看似有千万元亿元的投资回报——其实仅仅是用艺术品对冲了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他投资房地产市场，回报率说不定还要更高。
有趣的是，正是拜拍卖市场上出现的高价位所赐，曾经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边缘地带的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家群体在2003 年以后跃上台面，在市场和都市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市场杂志、都市报纸的封面人物和报道对象。不是他们的观念，而是金钱的象征性作品很快让国人意识到艺术品的意义——它们值钱，有些还很值钱。当它们和体制内的传统国画艺术家作品、古董文物一起拍卖的时候，一种市场主导的新秩序产生了：体制内的官方美术机构也不得不随着形势调整自己的认知，最近几年也都开始咸与维新。
就经济层面来说，当代艺术成为拍场角色不只是中国独有现象，最近十年首先在欧美大行其道，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等人也在海外市场创造出种种高价，而且同样引起争议：在世艺术家的创作还在进行中，收藏者、艺术基金、画廊、美术馆、策划人、媒体等等相关的艺术链条密切勾连，因此这个体系也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和多变性，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代艺术市场在整个上世纪90 年代都是靠海外游客和艺术爱好者支撑，到21 世纪才随着艺术市场的博兴逐渐改变，2008 年之前海外买家还是最主要的收藏家群体。金融危机则让游戏规则改变了，国内收藏家显然更为坚挺，因此也导致艺术市场的趣味开始潜在地转折，一部分适合国内艺术家品位的装饰性、有本土因素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
当然，这时候也出现了中国式的潜规则和显规则：拍卖行和事主联合参与假拍、拍假的新闻不时见诸于媒体，投资性藏家成为绝对主流。拍卖行成为超级售卖场以后就开始扩张势力，先是直接找在世艺术家让其自己送交作品上拍然后分成，这已经冲击到画廊和艺术家的代理关系，去年以来更是出现拍卖公司开设艺术中心、开展私人洽购业务的尝试，这都是进一步地改变游戏规则。当然，并不仅仅是中国出现这样的现象，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也和拍卖行直接合作拍卖自己的作品，这同样也让他的合作画廊感到不快。不过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激进不仅如此，2010 年还出现了进行份额拆分交易的文交所以及众多的艺术基金产品的上市，它们都是新生力量在探索艺术交易的新平台和形式中的努力，尽管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前者就遭到政策性干预，但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了强烈的创新型的需求和探索。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全球资本流动和投资透明化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因为新兴投资客们的财富来自于全球公开市场的投资所得——主要以基金的形式投资股市、房地产、大宗商品、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等，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投资指标是金额、时间点和规则，而不是像传统藏家那样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了解艺术家、画廊的各种盘曲关系。对他们来说有直接客观的投资数据，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是一种更简单有效的投资方式。而拍卖市场出现的价位就成为最重要的数据指标，著名的上海收藏和投资家刘益谦所言的“买封面作品”正是这种行事风格的体现。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带头大哥，当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2011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拍卖市场——这个数据尽管有很多水分，但仅仅是拍卖中国艺术品的地域市场就占有了如此巨大的规模仍然让人惊讶，这也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分量相当——差不多同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老二。
可惜，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可能是最后的辉煌，现在，中国可能进入了一轮经济缓慢降速的低增长阶段，同时政府也不得不致力解决货币超发问题，加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紧缩的交替，这些都会带给艺术市场新的节奏感。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数以千万的新生财富阶层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始终存在，艺术品市场的基础仍然是在扩大之中，只是收藏投资实力、趣味类型的分化将更为显著，中国藏家因素和年轻藏家因素的权重上升，这将是以后艺术市场变化的线索所在。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吹起了中国股份公司成立的春风，而远在北京的陈东升、寇勤、王雁南、甘学军等人，也被这股春风所感染，不甘于现状的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愿在国家机关中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公务员。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拍卖的创始人陈东升在回忆当年的创业启发时，将这一切归功于全中国人民都会看的《新闻联播》。当时，《新闻联播》是年轻人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纽约、伦敦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的名字就是通过这个窗口传到中国的。可以想见，当陈东升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房间里，现场拍卖台后，一个五十开外、文质彬彬的拍卖官正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那些衣着考究的男男女女。当时的他觉得这一切是那么地遥远，这种游戏或许永远都与我们沾不上一点儿边儿。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对比，才会产生出一种冲动，这也是埋藏在他心底深处最初的冲动。
当时的陈东升走的是仕途之路——31 岁的他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年轻的副主编。直到有一天，在北京南城一条马路边的路灯下，他看到了《羊城晚报》中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中称，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我记得那时毫不犹豫地下定了办拍卖行的决心。”陈东升说。
1992 中国拍卖的破冰之年
就在陈东升紧锣密鼓地筹备拍卖行时，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92 年10 月11 日，由北京广告公司、北京市拍卖市场、北京文物对外交流中心、荷兰国际贸易咨询公司主办，北京华远国际旅游公司、深圳大业推广联合有限公司协办的“’92北京国际拍卖会”在二十一世纪饭店举办。对于陈东升来说，这是一个近距离观察国内拍卖会的绝佳机会，同时由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国际拍卖会，因此本场拍卖得到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多方面的支持。
作为“’92 国际拍卖”的亲历者，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温桂华回忆起当年的拍卖盛况时说：“由于北京市文物公司当年是主办者之一，因此那场拍卖大部分的东西，就都是由我们这边提供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拍卖。当年国内连一个拍卖师都没有，请的是香港拍卖师胡文棨先生。除此之外，当时的拍卖跟现在不一样，每件作品在拍卖的时候还得有人举着看一下再拍。比如说拍一张画，就要拿杆挑着一张画给台下的人看，拍完之后再举另一张，跟走马灯似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次来现场观摩的人非常非常地多。”
陈东升当时也在观摩者的队伍中。“那个时候，正是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但我当时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办拍卖行。于是就溜进去观摩，有两个人我印象特别深，一个老先生走进来，一大帮人簇拥着，一看就是很重要的人物，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徐邦达先生；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拍卖行的胡文棨先生，他们请胡先生来做那场拍卖会的拍卖官。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抓住’他，未来我做拍卖，一定要找他学习。我找胡先生要了名片，后来我们拍卖行成立，我就给他写信，把他请到北京来，又专门去香港请教胡文棨。所以，胡文棨先生应该是中国本土拍卖的一个先驱。”陈东升回忆说。
亲自参与了本场拍卖会的赵榆（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回忆说：“此场拍卖会成交金额虽然仅三百多万元，但在政策上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文物政策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信息旬刊》当时登载文章反映，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热点，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一种认为文物拍卖是加快改革开放，增加财源的新举措，应该继续搞下去；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出卖，对拍卖文物表示极大的不安。但是，正是有了这次破天荒的“’92 北京国际拍卖会”，才对旧的文物保护法有了突破与冲击，才有了国家文物局紧跟中央改革开放的步伐，对旧的文物法的不断修改、补充和嬗变，才有了十年后的新文物法的诞生出台，才有了文物拍卖企业在法律上的合法性。”
1993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拍
尽管“’92 北京国际拍卖会”作为“破天荒”的第一次拍卖在各个环节上还有着各种不足，甚至和今天的拍卖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比如没有预展，对于拍品的来源与描述也没有今天这样细致，并且因为拍卖标的中涉及青铜器等历史文物，需要特别的邀请函才有资格竞拍。
作为此场拍卖邀请为数不多的媒体记者之一，当时还在新华社的邵建武用不到400 字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拍卖，“就是一个简讯，但是它是有新闻性的，因为是首场所谓的国际艺术品和文物拍卖会，但是它又不是我们所谓的国有体制内的国家行为，也不是政府行为。它还是一个公司行为。”他对本刊记者回忆道。
当时的邵建武不会想到，就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国有拍卖公司的首场拍卖会就在上海诞生了。1993年6 月20 日，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举行了首场拍卖会，推出晚清至当代名家书画精品155 件，成交117 件，成交额830万港元。此场拍卖会的创始人是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祝君波，他力主朵云轩主导拍卖，培养自己的拍卖师——选定由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担任以后，不惜投资，派其到香港观摩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现场，学习拍卖技巧，回来模拟排练。
回忆起当年拍卖的情形，祝君波承认当时面临的困难还是非常大的。“当时在朵云轩拍卖行上班的就四个人。我时任书画出版社社长、朵云轩总经理，朵云轩当时有200 多个员工，我就调动员工给朵云轩拍卖提供帮助，比如让朵云轩的财务兼做朵云轩拍卖的财务工作，安排出版社的人员做朵云轩拍卖的图录工作。现在拍卖行的很多模式都是学习和借鉴我们朵云轩拍卖之后的，比如拍卖现场两边站人、签卡等。在朵云轩拍卖的那一天需要几十个员工，如果是在现在，可以‘租’大学生，但是当时是没有大学生可以‘租’的。于是，我从200 多个员工中挑选那些比较年轻的，责任心强的，人还比较漂亮的过来站在现场的两边。后来，朵云轩拍卖的业务做得好了，我就慢慢补充和增加朵云轩拍卖行的人员。但是，在朵云轩拍卖忙的时候，我始终还是会从其他部门借人过来做拍卖的相关工作，同时，还会给这些借调过来的人员发放劳务费。因为我们当时的拍卖不像现在要拍四五天，我在朵云轩的时候，最多的拍卖是拍2 整天，没有做到过3 整天、4 整天、5 整天那么多。2 整天的拍卖加上3 天的展览，我们一般用5 天的时间。而且都是在晚上布展，将单位的员工全部动员了，可以过来帮忙的全都来了。”
此场拍卖会印制的5000 册图录3 天内被索要一空，预展在上海美术馆举行，门票20 元，拍卖会在希尔顿酒店，入场券80 元，竟然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海内外著名收藏家、同行包括张宗宪、罗仲荣、蔡泰和、王仲方、秦公、王雁南、甘学军、米景扬等五六百人挤满了拍卖大厅。拍卖会由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谢稚柳先生开槌，拍卖十分红火成功，张宗宪举一号投买牌，一号和最后一件拍品都被他购买，他说“要做到有头有尾”。任伯年的《花鸟草虫册页十二开》，底价仅20 万元，以104.5 万元成交，被香港集古斋张超群先生买走。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底价为60 万元，以143 万元成交，被台湾的蔡先生买走。通过这次拍卖，朵云轩赚了钱，也尝到了拍卖会的甜头。
对于本场拍卖的成功原因，祝君波说：“起初，我们老朵云轩的师兄说，这次拍卖能拍250 万元。预展结束后，大家预测可以拍到400 万元。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人民的收入水平，上拍艺术品的份量（当时的拍品只有150 多件，其中既没有瓷器、官窑、明清书画，也没有不允许出口的画家的作品——比如傅抱石、潘天寿、徐悲鸿等在当时不允许出口的画家的作品），我们估算可以拍到400 万元在当时算是好的了。在拍卖前，我到了拍卖现场，感觉形势还不错，但是没有想到最终能够拍到800 多万港元。第一次拍卖的购买力主要来自海外，比如大买家张宗宪、罗仲荣等海外藏家买得比较‘凶’，国内的买家实际上只是‘敲敲边鼓’。第一次拍卖做得很成功，主要的原因是朵云轩是百年老字号，我们这些人也是国内最专业的一批人，另外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香港做过三场拍卖了，把香港的一些藏家带过来了。”
当然，拍卖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金钱，随之而来的，是敲响“第一锤”的自豪感。祝君波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能够为企业、为国家做点事情，抢占了先机，是很自豪的，周围的人都说是我们朵云轩敲响了中国拍卖的第一槌。文物商店也都把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因此我们再进行拍卖工作的时候就很好做了，也收到很多好东西。朵云轩库房里面的东西也不需要拿出来出售了，很多人都将藏品送到朵云轩来，因为谁送拍谁得益嘛。我记得在1994 年有个人想以3 万多元买一张齐白石的作品，在买之前，他先给我们拿来了那张作品的照片，问我们要不要，我们说要的，然后他就以3 万多块买下来，上拍的时候，底价是7 万块钱，拍卖到40 万。当时没有信用卡，都是现金，他就用旅行袋装钱。如果当时他把3万多买的作品卖到文物商店，那么文物商店最多以2 万元的价格收下，那么他的卖价也就是5 万多块钱。在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我们的拍品征集非常容易。”
经过这场拍卖，原本朵云轩一年的利润也只有100万元左右，但此场拍卖会的佣金就达到了200 万元，再加上有些拍品是朵云轩提供的货，都卖出了大价钱。朵云轩的职工乐开了怀，参加了本次拍卖会的同行也坐不住了，秦公、王雁南、米景扬纷纷赶回北京，抓紧筹备成立他们自己的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拍卖公司。
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拍卖史的赵榆在这场拍卖会后，写了一篇《朵云轩拍卖断想》的文章，从“书画市场是商品经济市场的组成部分，随着国民经济的振兴，书画市场必然要呈现出繁荣景象”，“书画拍卖会是商品交易透明度最高的一种形式，必须要有能打动人心，吸引购买者竞拍的高质量的书画作品”，“拍卖会是最激烈的商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广泛的宣传、丰富的经验、高超的叫拍技术不可缺少”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发表在《收藏家》杂志1993 年第2 期上，在舆论上起到了引领作用，他的观点让人们认识到，金钱游戏才是拍卖的本质。
1994 首批中国拍卖公司浮出水面
经过“’92 北京国际拍卖会”以后，国家文物局适时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由副局长马自树带领流散文物处处长李季、穆文斌等人进行市场调查，把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于1994年7 月下发了《关于文物拍卖试点问题的通知》和《文物境内拍卖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这两条法律法规的出现，为之后中国嘉德、北京翰海等6 家国内首批拍卖公司的成立扫平了障碍。用现任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的话来说，当时的政府对于拍卖这种经济现象十分关注，反应也极为迅速。
通过对朵云轩首次拍卖的观摩，陈东升更加坚定了做拍卖的决心。事实上，首次创业的他十分谨慎，为了确保首场拍卖的成功，中国嘉德从1991 年开始筹备到1992 年年底拿到营业执照，再到1993 年5 月18 日“我要发”的开业时间选取，长达3 年的策划与准备，就是为了1994 年3 月27 日的首次拍卖。陈东升对自己开启中国拍卖市场先河的举动十分自豪：“嘉德是中国第一个国字头的全国性股份制现代化的拍卖行，应该讲，当年我的这个举动确立了在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一个位置。当然嘉德在中国不是最先举办拍卖会的，嘉德也不是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但是嘉德是中国第一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原则建立起来的股份制的全国性的拍卖公司，这个我从来不含糊，嘉德第一场拍卖开了整个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先河。”
与当时成立的其他拍卖公司不同，原名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的嘉德拍卖是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成立的董事会领导的股份制公司，由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中国画研究院等13 个股东单位组成，而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中贸圣佳、北京荣宝这四家拍卖公司都是由国企分出来的机制老化的子公司，所以嘉德公司一成立就以崭新的面貌和灵活的运作方式，活跃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1994 年3 月27 日，嘉德的首场拍卖会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推出“中国书画”、“中国当代油画”两个专场。中国书画鉴定顾问有徐邦达、刘九庵、史树青、章津才、秦公，5 位顾问的名字都印在拍卖图录的首页上，彰显了嘉德公司拍品的可信度。与“’92 国际”相比，嘉德首拍中并没有出现瓷器与古代书画的门类，为什么？陈东升对此解释说：“因为那些都属于文物，嘉德第一次拍卖，还没有取得文物资质，得到文物局去获得批准。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展览都要文物局批准，比如1994 年去香港展览都是国家文物局批准，而甘学军（时任中国嘉德副总经理）是从文物局出来的，因此就由他负责去跑这些关系，他对嘉德的发展做了巨大贡献。涉及文物艺术品的拍卖归文物局管，张德勤局长很支持，但是那个时候文物局分两派，其他几个副局长，主要还有一些老专家，他们是坚决反对文物拍卖的，认为文物拍卖会助长挖坟盗墓，文物拍卖会加速文物的流失，所以针对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就要证明文物拍卖活跃了市场，文物拍卖让文物回流了。我那个时候正在筹划香港大收藏家杨永德的‘齐白石专集’，他把一百七八十张齐白石的画拿到国内拍卖，是中国第一次大批文物回流，所以我一定要保证杨永德的拍卖成功，证明文物拍卖有利于国家文物的保护。”
事实证明，陈东升“赌”对了。由著名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徐邦达先生主持开槌的嘉德首拍成交额达1300 万元，这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会第一次突破千万元大关。香港藏家张宗宪手持1 号竞买牌，以8.8 万元竞拍下了吴熙曾的《渔乐图》，为本场拍卖开了一个好头。
除了香港藏家的支持，台湾地区的藏家也给了嘉德鼎力支持。台湾资深藏家徐政夫回忆说：“因为嘉德最开始就是一个纯民间的拍卖公司，因此我十分佩服陈东升和王雁南他们敢于走出的这一步。我记得王雁南跟我讲光筹备这个拍卖就快一年了，他们还派主要干部到香港看怎么运作、怎么拍卖，到后来组织联系，也就是说在国家是否批准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就准备做了，这就是我讲的有计划有远见。所以我很感动，才会把我的所谓最重要的客户资源都给他们了。”
嘉德的北京首拍，不仅令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拍卖巨大的市场潜力，更让业内人士认识到，一场拍卖会必须有高价位的拍品才能拉动成交总额，才能掀起拍卖会现场的竞争激情，才能拉动中国文物艺术品真正价值的提升，才能体现出拍卖是商品交易中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形式。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对本次拍卖做了现场报道，报道中称，嘉德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在当时的陈东升、甘学军等人看来，这句话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谁曾想，在不远的20 年后，当时的预言早已成为了现实。
喜忧参半的秦公与翰海的成立
就在中国嘉德首拍风生水起之时，以专家身份参与首拍的秦公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北京终于有一家像样的拍卖行成立了，忧的是今后北京拍卖市场的竞争势必会越来越激烈。温桂华回忆道：“翰海的起步虽然晚于嘉德，但却做得非常扎实，从这点来看，我认为秦公的魄力和努力是功不可没的，他能放弃安逸的生活去做拍卖。他常说要有所作为，不能吃祖宗饭。如果不是做这个（拍卖），他也不会这么早就过世，当时的情况是收东西已经非常困难了。原来文物商店是独家经营的，只有我们能收购与销售。后来随着潘家园这种古玩交易市场从地下走向合法，就在货源上跟我们竞争去了很大一块，因此我们只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而在赵榆的眼中，他的好哥们秦公一直是中国拍卖界的模范。“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是秦公同志费尽心机创建的。秦公同志受任北京市文物商店总经理之时，正是文物商店经营惨淡、进退维谷之时，营业额仅靠少许的外宾柜收入维持，入不敷出。虽然秦公也试着联系内外展销会，诸如到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澳门、上海展销，但中国文物艺术品在海外的价格仍然很低，收效甚微。直到1992 年北京国际拍卖会的举办，看到文物商店改革的新渠道，秦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文物事业单位要建立拍卖公司谈何容易，多次申请报告杳无音信，眼看着上海朵云轩拍卖成功，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成立，他真是心急如焚。最后只得有病乱投医，除了正规渠道上报申请成立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报告外，秦公又找朋友刘文杰把报告送到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副市长张百发秘书手里，才算得到批准。”赵榆回忆道。
1994 年9 月18 日，翰海的首场拍卖会在北京保利大厦剧场举行，推出“中国书画碑帖”、“中国古董珍玩”两个专场。布置拍卖会展览和拍卖现场时，赵榆陪着秦公和翰海全体职工熬了两个通宵。在拍卖师王刚的主持下，此场拍卖会成交额高达3300 万元，震惊了世界，甚至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都对翰海拍卖会的成功发来了贺电。张宗宪手持1 号竞买牌独自竞得了1600 万元的拍品，占到全场拍卖总额的一半，轰动一时。亲历了这种价格冲击的温桂华感慨颇深，“和以前在文物商店工作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我觉得做了拍卖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为什么拍卖老是有人举牌，因为人在精神上特别地兴奋。有的时候举牌是一种兴奋点，不但买家有兴奋点，卖家有兴奋点，拍卖行的人也有兴奋点。就跟收了一件好东西特别开心一样，这个好东西你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好的归宿。”她说。除此之外，拍卖也颠覆了文物商店的定价体系，“我们第一场瓷器的封面，是一件乾隆梅瓶，这个梅瓶最早是我们文物公司的。当时天津最早做过一次文物博览会，这个东西就被拿到天津去了，那会儿不知道真正的价值，也不了解外面的价钱，我们就定了一个30 万。当时所有的买家卖家都觉得你们这定的是橱窗价，不是卖的价钱。当时30 万都没人要，转年做我们的封面了，轻松就卖到了60 万。”
原本文物商店一年的营业额也就300 万左右，但经过了拍卖价格的洗礼之后，温桂华和秦公已经对这种价格的冲击上了“瘾”。“我们的老经理对艺术的追求、热爱在这个行业里边都是排在第一的。自从做上拍卖以后，他就不回家了，24 小时都在单位，吸毒似的，我老说你打吗啡了吗？（笑）他在前面，我们就在后面配合他，冲锋陷阵都是他，他当时学识渊博非常全面，是一个全才。和其他公司不同，当时的翰海还是以学术为主，走学术之路的，而且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像书法专场、鼻烟壶专场、玉器专场，都是我们最先首创的。我觉得这是翰海在文化内涵方面的独到之处，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温桂华说道。
除了苦心钻研业务之外，四处搜寻客户也是秦公十分看重的。据徐政夫回忆，“收藏家的名单都是各个拍卖公司的商业机密，但作为秦公的好朋友和客户，我觉得这是真正在行动上去支持一个好的拍卖公司，尤其在中国拍卖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所以我是毫不犹豫地就把我所有的，差不多积累了快八九年的客户名单都交给他们，包括中国嘉德，我也为他们无偿提供了这些客户资源，也为这两家拍卖公司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顾问。”
1995 千万级艺术品的诞生
接下来的1995 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和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文物与艺术品6000 件，成交额4.8 亿元，单件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有10 件。其中超过千万元的有一件，是北京翰海推出的北宋张先《十咏图》，以1980 万元成交，这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第一次打破千万元大关，被故宫博物院购藏。同时，北京翰海这一年的春季拍卖会成交额达1.05 亿元，创造了一场拍卖会超过一亿元的纪录。
当然，这份数据的呈现也离不开众多买家和当时就已出现的大集团的贡献。赵榆特别提到了张宗宪和浙江绍兴小小集团：“国家文物局规定北京翰海和四川翰雅的货源从国内市场和全国文物商店征集，中国嘉德从国内及国外征集，上海朵云轩和北京荣宝主要经营近现代书画和文房四宝，中商圣佳货源主要是从海外征集。四川翰雅公司的基础是四川省文物总店，首场拍卖会在成都举行，我和张宗宪先生应邀参加。第1 号拍品张大千的《婴戏图》底价8000 元，张宗宪先生以3 万元竞得。徐悲鸿的《五骏图》以144 万元的高价，被绍兴小小集团竞得。绍兴小小集团当时是大买家，从北京翰海、中国嘉德等公司购得很多高价位的文物珍品，诸如石渠宝笈著录的宋《四猎骑》、沈士充《仿宋元十四家》以及吕纪《斑鸠红梅》等。可是四川翰雅因为国企转制等原因经营不善，以后的发展不算顺利。”温桂华对此也深有体会：“小小集团在我们的一场拍卖中可能买你几百万的东西，占整场比例很大了，当时觉得是一特大的买家。所以这么多年我感觉，江浙地区的收藏氛围还是蛮好的”。
继中国嘉德和北京翰海之后，另一家对北京拍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也出现了，作为这家公司的顾问，赵榆参与了中贸最初的组建过程。“中商圣佳公司开始隶属于商业部，后改制更名为中贸圣佳公司。由刘亭任董事长，易苏昊任总经理，樊则春任副总经理，后来聘我为顾问。刘亭是刘少奇的小女儿，公司成立大会很多政要都来参加，当时的副委员长王光英为公司题写了牌匾。按照国家文物局拍卖公司试点规定，中贸公司只能从海外征集货源，这对中贸是很不利的。但是刘亭善于用人，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挖来文物征集部主任易苏昊任总经理，易苏昊是文博系统的副研究员，懂文物，与文博系统专家熟悉，很快就从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和日本友邻博物馆征集到货源，最早推出了‘西洋钟表专场’、‘当代前卫派绘画作品专场’，把中贸圣佳公司办得红红火火，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纪录很多都是中贸圣佳创造的。特别是中贸公司为国有博物馆提供的《研山铭》、《孔子弟子图》、《郑燮手书四书五经》、《明嘉靖素三彩观音造像》、郑板桥《手书四经五书册》等，为国家博物馆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回忆道。
1995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诞生
1993 年，国务院曾将《拍卖市场管理条例》列入当年立法计划，后因机构改革等原因未能公布实施。当年，国内贸易部成立，面对蓬勃兴起的拍卖业，内贸部于1994 年10 月颁布了《拍卖管理办法》（国内贸易部1 号令），加强了对拍卖行业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并于1995 年6 月牵头成立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自此开始，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有了行业系统的组织领导，引导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健康、规范的轨道上发展前进。
曾任中拍协副秘书长的王凤海参与了当时拍卖业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他回忆说：“当年我先后在当时的物资部（1993 年撤销）体制法规司行业处和综合管理司审批处任职，在综合管理司审批处工作时主要负责全国省、部级钢材、木材、水泥、煤炭、汽车等经营权的审批工作。1993 年，由于机构改革等变化，我就没什么实际工作可做了。当时领导找我，让我主抓生产资料流通秩序的整顿。后来，我发现做不成了，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对于市场控制得很严，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控的市场、高度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等是不可能的了。我就想着学点新的东西，做些新的事情。当时心里落差很大，因为我从主抓全国某方面的工作岗位上突然变得没事干了，有种崩溃的感觉，所以我就去图书馆看书，连续去了六七天，从《粤港信息报》上看到‘拍卖’的字眼，后来也从香港的媒体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当时，对什么是拍卖，也没有概念。于是，我就结合着报纸上的信息和查阅到的资料，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就连续写了多篇关于拍卖的文章。之后，一发不可收，就做起了组织、建设与管理全国拍卖业的工作。”
“1995 年3 月，我们在南京东郊宾馆举行拍卖法的研讨会，当时请了部委的领导和人员以及企业代表一起座谈。此前，在商业部还没有被撤销的时候，1988 年商业部就起草了《拍卖市场管理条例》，但是做了六七年一直没有出台。于是，内贸部市场司综合处在起草《拍卖法》时，在《拍卖市场管理条例》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改完善。”王凤海笑道：“我们就好像摘了人家桃树上的桃子，而且还摘到了。在南京研讨会之后，我们就下定决心做好《拍卖法》的起草和出台工作。《拍卖法》的很多条例都是我们参与制定和修改改的。当时制定的《拍卖法》也有缺陷，因为制定者不是专家，而是行政部门人员。在部门会签的时候，各个部门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再度进行删改，一直到1996 年7 月5 日拍卖法出台，1997 年1 月1日起实施。《拍卖法》正式实施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1996 年7 月22 日至8 月6 日，内贸部市场司组织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辽宁等地拍卖企业专门对英、德两国拍卖立法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赵杰、我、寇勤、祝君波等一行11 人组成了考察团。赵杰是考察团团长，我是考察团秘书长，还有一个外事司的同志，其他8人主要是当时拍企的创始人。我们在伦敦住了一星期，自己买菜买粮，自己做饭，寇勤等人都自己动手炒菜做饭，还有专门负责刷盘子洗碗的。考察回来之后，我们处再次紧锣密鼓地完善《拍卖法》的制定工作。从1994 年10 月开始我就做了拍卖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当时市场司综合处有5 个人，再加上主管市场司的副司长，也就是说6 个人负责了全国拍卖市场的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
回顾1995 年，故宫博物院不仅大手笔购买了北宋张先的《十咏图》，还在嘉德秋拍中以500 万元的价格收藏了石涛的《竹石图》。对于这件作品的征集过程，现任中国嘉德董事副总裁的胡妍妍认为它是拍卖行开启民间征集的重要起点。“我觉得这慢慢地开启了民间参与拍卖的热情。上世纪90 年代初，人们的思想还不开放，所以很多人会很怕，特别是家里藏有很多古代书画的人。一般来讲，他们不太敢拿着这些东西到拍卖行来拍。这位《竹石图》的藏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来过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但是这位老人家一进来就挺与众不同的样子。他问我们几句话，第一句就是说‘你们可以拍字画吗？’我们说可以。‘那古代的可以拍吗？’我们说可以。那之后他又说，这张字画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因为抄家被抄走了，后来又退给他，当时天津文物局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这件东西第一不许卖出国外，第二连出天津都不行。所以他一直都不敢拿出来给人看，这次来就问我能不能把它从天津拿到北京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件事情可能会感到很奇怪，但是当年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因为大家不知道拍卖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国家的政策是不是允许，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交易。第二次他就把东西拿过来，然后就顺利地拍出了，当然价格对他来讲是个天价。这件作品虽然不是当年最高的价格，但却有着两个很重要的意义，一是国家级博物馆参与到了拍卖中，另外还开启了民间参与拍卖的先河。”她说。
1996—1999 近现代书画首次过千万
接下来的1996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四大公司，共成交拍品8000 件，成交额5 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有23 件，其中超过千万元的1 件。中国嘉德推出的傅抱石的《丽人行》以1078 万元成交，这是中国近现代书画第一次突破千万元大关。回顾这件拍品，胡妍妍回忆道：“那个时候很多作品都是10 几万，20 万已经不得了了，但在1996 年，我们就拍出了傅抱石的《丽人行》，1078 万，首次突破了1000 万这个数字，我想这应该是当时全世界近现代书画的记录。我觉得这是这个市场的启动或者是被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这一年故宫博物院从北京翰海购藏到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手卷。此手卷原为徐世昌旧藏，文革时期徐氏后人被抄家，此卷存放在故宫博物院，1982 年朱家晋先生编撰故宫藏品集《国宝》，选入了此手卷。后来落实中央查抄退还政策，此手卷退还给徐氏后人，当徐氏后人将此手卷送到北京翰海拍卖时，秦公及时向故宫博物院通报了情况，故宫博物院以880 万元在拍卖会上购藏。
1996 年《拍卖法》公布以后，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但全国拍卖市场形势，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我国拍卖师的执业资格还没有具体的考核标准,王凤海率先进行这方面制度的完善工作。王凤海回忆说：“《拍卖法》通过以后，我本人又开始从事设计‘拍卖师执业资格制度’工作。1996 年，我起草了《拍卖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这个制度是在借鉴律师制度和会计师制度的基础之上制定的。经过多次沟通，这个制度获得了国家人事部的支持。1996 年12 月25 日，人事部和内贸部联合颁布了《拍卖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1997 年3 月21 日，国内贸易部在上海举办了首期全国拍卖师资格考试。首期考试，大都是我们打电话请考生来参加的，很多早期的拍卖师都参与了拍卖师执业资格考试。因此，与其说是让考生来考试，不如说是请他们来参加考试。之后，又于当年4 月26 日和下半年进行了第二、第三次拍卖师考试，此后，我国拍卖师执业资格考试制度得以规范、延续下去。”
此后的4 年中，中国拍卖市场一直保持着平稳有序的增长趋势。1997 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10615 件，成交额4.56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26 件。1998 年，四大公司成交6554 件，成交额4.3 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35 件。这一年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与浙江小小集团联合，在浙江绍兴举行，对于江浙地区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1999 年，四大公司共成交拍品8000 件，成交额3.6 亿元，单件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25 件。
2000—2002 海外回流成焦点
2000 年，北京翰海、中国嘉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四大公司，成交拍品6383 件，成交额3.5亿元，单件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27 件。在这份逐渐增加的数字名单下，有两件事情值得人们铭记。首先是易苏昊代表北京保利集团从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重要文物兽首，之后，北京市文物公司的秦公从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镂空六角套瓶。
另一件事情就是秦公不幸英年早逝。回忆过去，赵榆说：“秦公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同行心目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应其家属的要求，主持了这场追悼会，秦公同志是当时中国文物商业战线和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系统中，唯一一位具有文博系统正研究员学术职称的人员。”
2002 年，中国拍卖市场中超过千万元的作品已经有3 件，中贸圣佳公司推出的米芾《研山铭》卷以3298.9万元成交（此卷被国家文物局以优先购买权购得）；中国嘉德推出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以2530 万元成交；中贸圣佳推出的“清乾隆粉彩山水琵琶尊”以1122 万元成交。
这一年的重要拍品除了《研山铭》之外，国宝级别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手卷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流落日本被日本友邻博物馆收藏，是华人收藏家从日本买回先送到中贸公司，中贸公司请徐邦达先生鉴定，徐先生认为虽然著录于《石渠宝笈》，但并非宋徽宗亲笔所作，中贸公司只能退回藏家。2002 年藏家又将《写生珍禽图》送到中国嘉德，嘉德又请徐邦达先生鉴定，徐先生经过一年的思考，重新鉴定为真迹，是宋徽宗当皇帝之前所作。嘉德为了慎重起见，又请启功先生、朱家晋先生、杨仁恺先生、傅熹年先生、章津才先生等鉴定，大家一致认为是宋徽宗的真迹。
这幅宋代皇帝的绘画真迹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中央电视台特别对此件拍品的拍卖情况进行现场直播，这也是央视对文物拍卖现场的第一次直播。拍买现场引来众多收藏家，杨仁恺先生亲自带来东北购买团参加竞投。但是，因为那时大陆的收藏家对于文物的价值还缺乏认识，所以拍卖会上竞争价达1500 万元以后，大陆的买家全部退下阵来，仅有尤伦斯的代理人吴尔麓的儿子吴同与台湾林百里的代理人王振松轮番竞争，最后被尤伦斯代理人以2530 万元竞得，尤伦斯还放了一个烟幕弹，说是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买走，迷惑了新闻媒体，直到7 年以后，尤伦斯才在香港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是被他买走的。
随着拍卖热度的不断上升，国家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关注拍卖行业的走势，并接连颁布了重要的法案。2002年国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3 年5 月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它们都可以视为对这种现象的政策解读。新文物保护法第五章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文物。第五十四条规定，“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颁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不得从事文物购销经营活动，不得设立文物商店。”第五十五条规定，“除经批准的文物商店、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外，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
至此，从1993 年朵云轩的第一拍，到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政策条款的颁布，中国艺术品拍卖公司历经十年试验，终于成功地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条例》的颁布是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大发展的最大政策支撑。
为什么2003 年的“ 非典”让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了一个大爆发？并不是“非典”考验了大家的人生观，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财富、能力和其它一些东西，一切的一切都具备了爆发的条件。
普品屡创惊人价格，精品再创成交纪录。回顾2003 年的拍卖市场，文物专家们至今仍然表示整个拍卖市场火爆得“让人看不懂”，那些赚得盘满钵满的商家在回顾当年的激情时刻时，仍有些恍如梦中的感觉。虽说“非典”的影响持续了近半年时间，但就在下半年，拍卖业突然创出了一个个令人惊讶的纪录。先是嘉德春拍创下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最好成绩1.94 亿元人民币，一扫“非典”阴霾，树立了大家的信心。当时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就认为，“非典”疫情非但没有影响到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反而会激发国内收藏市场的需求。此后，拍卖场上持续的强劲走势，令人目不暇接的高额成交，一个接一个的纪录被刷新更替，都在向人们证实，2003 年的好行情绝不是偶然。
这种行情一直持续到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当时有很多市场人士仍旧认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只是表面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仍有着巨大潜力。
2003 突破瓶颈的一年
2003 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表现得十分诡异。当首轮春拍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而纷纷延迟时，人们不禁为艺术品市场捏把汗，然而，当“非典”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之后，随着春拍的正式登场，投资者显示出了空前的热情，让许多业内人士都始料未及。
纵观历年中国经济走势，艺术品市场与股票市场始终保持一种跷跷板的关系。一般股市出现不振，艺术品投资市场便会有一定的机会。自2001 年下半年以来，沪深股市一路下跌，邮币卡市场惨不忍睹，房地产市场尚无热点，利率下调不止，国际黄金价格突破每盎司500美元大关。这时资本需要寻找保值、增值的渠道，无疑艺术品投资市场就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地方，事实也证明艺术品拍卖市场是投资市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2003 年，国家对文物艺术品有了空前的重视，国家拨给文博系统的资金突破100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有多家文博机构到拍场上购买艺术精品。2003年7 月13 日，故宫博物院启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将隋代墨宝《出师颂》以2300 万元买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2003 年的艺术品拍场中，国家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已经有了充足的经费补充馆藏精品，尘封数百年的文物文献，存世有限，巨大的买盘托起天价，叫人惊叹不已。机构进场，庄家吃货，这是全球艺术品收藏市场火爆的不变定律。2003 年的艺术品拍卖还清晰地告诉我们：那些时代特征明显、有年头、造型独特、人文含量高的艺术品是各大拍卖公司的征集重点，玩家、藏家、有眼力的文玩经营者才是拍卖公司的座上宾。
而在拍卖公司的经营者眼中，2003 年是突破中国拍卖瓶颈的最佳时机。中国嘉德的寇勤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2003 年之前大概五六年间，嘉德基本上是一年一个亿上下的起伏和波动，没有太大的突破，似乎有一个瓶颈，有一个看不见的罩子把你罩住了。然而最大的一次变就是在2003 年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老是把‘非典’做成了标志，但你要仔细分析的话，它其实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要爆发的时期了。”温桂华则认为：“2003 年别的没有，就觉得钱不值钱了。当时想‘非典’以后可能价格会受影响，可能市场会往下行。但是不但没下行而且是井喷式的往上涨。”陈东升则总结道：“中国艺术品市场真正的变革性的飞跃是从‘非典’开始的，其实嘉德从1994 年拍卖一直到‘非典’，将近10 年，市场很平稳，一年的交易量不过2 个亿，那个时候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每年拍卖在4 个亿到5 个亿港元，我特别羡慕，我说我们哪一年能够像他们拍4 个亿到5 个亿，嘉德这个市场就行了。”
在那个留下了美好回味的七月，北京嘉德、翰海的春拍好戏连台，一大批拍品创出新高。嘉德春拍总成交额达到1.94 亿元，创下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最好成绩。寇勤回忆道：“2003 年‘非典’之后的第一场拍卖，就跟不要钱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卖，而且价钱都高得不得了，所以我的朋友就说，经过生死考验的人，价值观会发生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有点不解。但在那个时期是不让他卖不行，让他少卖也不行；你不让他买不行，让他少买也不行。大家都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赚钱的机会来了，更有意思的是，有相当的一部分我认为是非传统的收藏或投资力量进入了艺术品市场。就是说，你这么大的盘子这些公司都是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成交额，你钱从哪儿来，尽管后来有些付款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没有多么大，出问题的毕竟还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承认这是中国恢复文物市场20 年来最高的一个爆发。”
邵建武则表示：“为什么2003 年的‘非典’这么严重还让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了一个大的爆发，并不是说‘非典’把大家压抑了，然后一下觉得可以自由了，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财富、能力和其他一些东西，一切的一切都同时具备了以后才有的爆发性行情。”
2003 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上海敬华、北京华辰五大公司，成交拍品10532 件，成交额9.65亿元，单件成交超过百万元的101 件，其中超过千万元的5 件。中国嘉德的隋人书《出师颂》以2200 万元成交；中贸圣佳推出的傅抱石《毛主席诗意八开册页》以1980万元成交；齐白石《山水八开册页》以1661 万元成交；齐白石《山水册十二开》以1452 万元成交；北京瀚海推出的元管道升《织绣十八尊册》以1980 万元成交。
火爆的市场行情也令不少“大款”头脑开始不冷静起来，赵榆在此举了一个例子：“这一年的拍卖场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买家‘大一口’，他的名字叫张海宁，在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对很多高价位的拍品都要参与竞争，比别人的叫价总要高出一口，行内人戏称为‘大一口’，诸如中贸圣佳的齐白石《诗意山水册八开》、傅抱石《毛主席诗意册八开》等，都被他竞得。虽然他在拍卖市场上活跃的时间较短，也可说是昙花一现，但对市场价位的提升，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2004 书画大年
2004 到2006 年，可以说是中国书画独领风骚3 年。在这3 年中，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北京华辰、上海敬华七大公司，上拍了无数在今天看来堪称“镇馆之宝”的书画作品。同时这些在几年前还未达到高价位的作品在这几年纷纷创出高价。例如2004 年中贸圣佳推出的陈洪绶《花鸟册》以2860 万元成交，此件1999 年在北京翰海曾以209 万元成交；北京翰海推出的傅抱石《茅山雄姿》以2090 万元成交，此画1999 年在北京翰海曾经以308万元成交；中贸圣佳推出的陆俨少《巫峡清秋》以1980万元成交；北京荣宝推出的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以1705 万元成交，此画1996年在中国嘉德曾经以192.5 万元成交。
回顾那段时间，胡妍妍说道：“我觉得嘉德的前进步伐跟中国拍卖市场的成型、发展的步调，其实是一致的。从1994 年到2003 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成型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都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唯一的学习对象就是苏富比、佳士得，因为他们是有着200 多年历史的拍卖公司。从2003 年到2009 年，我觉得是我们整个市场已经成型的一个发展时期。2003 年的春天嘉德的中国书画专场也过了亿。实际上大家现在想想，2003 年之后的那几年确实是中国书画一个大井喷的阶段，当然现在我们已经不觉得那个数字多么可怕，但是当时是很兴奋的，感觉一下跳好几个台阶一样，这个价钱就上去了。”
2005 保利、西泠加入战团
2005 年春季，北京又迎来了一家拍卖公司的成立——北京保利拍卖公司，首场拍卖会，他们通过加大宣传投入，扩大网络信息，开拓海外征集，举办夜场拍卖会，拓宽现代艺术、红酒、珠宝、法拉利跑车等拍卖门类，给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带来新气象，使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勃勃生机。作为北京保利最初的三位顾问之一，赵榆对保利有着非常好的印象：“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属于央企，两位公司领导人赵旭同志为执行董事，李达同志为总经理，两人懂业务，既勇于开拓进取，又谦虚谨慎，干工作有一股拼命三郎的精神。在公司成立的初期，他们把我、章津才、米景扬同志聘为顾问，请到公司诚心诚意地征询办好拍卖公司的意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北京保利公司从2005 年起，每年拍卖成交总额都排在全国第一，并且创造很多最高纪录。黄庭坚《砥柱铭》4.3 亿元的纪录，在中国大陆至今尚未被打破。”
而杭州西泠拍卖有限公司地处我国经济发达的江浙两省中部，自古文化发达，群众基础深厚，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西泠公司一出现就打破由北方拍卖公司独霸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局面。北京保利和杭州西泠在2005 年的表现充分显示出它们的潜质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保利拍卖新颖的专场设置不仅给中国拍卖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增长。在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兴起初期，油画很少被收藏家所认知。曾经经营过油画拍卖的有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北京华辰等公司，因为经济效益低，仅中国嘉德一家没有间断。经过近10 年的运作与培育，中国油画市场从2003 年开始好转，2004 年出现生机，该年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华辰3 家公司共推出5 个专场，成交总额达到1.06亿元。到了2005 年，中国油画拍卖市场出现红火景象，中国嘉德，北京荣宝、北京保利、北京翰海4 家公司共推出7 个油画专场，成交油画作品1076 件，成交额达5亿多元。特别是中国嘉德2005 年秋季拍卖会，其油画专场的成交额第一次突破亿元，达到1.3 亿元；北京保利的油画专场成交额也达到1.06 亿元，其中有两件油画作品的成交额超过千万元。
对于当代优秀中国画家的作品，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北京保利也都采取以专场拍卖的形式推出，所征集的拍品多来自画家本人，减轻了收藏家怕买假货的顾忌。经过两年来的市场实践，拍卖公司的业务人员对于收藏家的审美角度和取向有了较准确地把握，按照市场需求征集拍品大大提高了拍卖会的成功率。2005 年，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北京保利推出当代优秀中国画家作品专场共7 个，成交1188 件，成交总额1.92亿元。
2006—2008当代艺术由盛及衰
2006 年，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发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中国当代艺术品行情的突然走强，这与2006年3 月31 日纽约苏富比春拍“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一炮打响有很大关系。在这次苏富比春拍上，张晓刚的《同志120 号》以97.92 万美元约人民币809.79 万元的惊人高价拍出，对内地艺术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受此带动，随后的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春拍的油画专场皆突破亿元大关，许多画家都创出了个人拍卖新纪录。2007 年5 月31 日，京保利春季拍卖会现场“当代中国艺术夜场”，吴冠中的《交河故城》以4070 万元的价格创造了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最高纪录；2007 年11 月6日，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中，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2002 年作》以7425 万元港元的价格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2008 年4 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曾梵志1996年的作品《面具系列No.6》以7536.75 万港元成交，张晓刚、岳敏君等人的作品相继突破千万元。据艺术品价格网站的统计，2004 年，只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赵无极位列在世艺术家最高价格前十，但到2007 年，10 位作品最好卖的艺术家中有5 个来自中国，紧紧跟随在里希特和达明·赫斯特之后的是张晓刚。一时间，中国当代艺术被推向一个巅峰。
然而，好景不长，在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下，2008年秋拍在一片对市场唱衰声中开槌，并在随后的半年中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速度滑落。2008 年秋拍油画及当代艺术板块成交总额仅为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