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珠寺与嵩祝寺的修缮与利用不失为文物古迹保护的一种新模式。
有意思的是，饱受争议的智珠寺与嵩祝寺在去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这项由私人部门发起的浩大工程与两座古建筑被赋予的新功能一并获得了褒奖。在一些人士看来，智珠寺和嵩祝寺的修缮与利用，似乎也不失为一种保护文物古迹的新思路。
古寺变餐厅
智珠寺与嵩祝寺坐落于距离故宫仅数百米远的沙滩北街胡同内，寺院保持了建筑的外部原貌。进入寺内，大殿正门可见褪色的墙体和带着裂纹的立柱、横梁，东面的僧人宿舍如今被改成画廊，西面庑房被改造成酒店客房；院内摆放着后现代雕塑，前殿通往餐厅的红墙大殿被改建为酒吧及等候区，通过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石门槛，打开的却是自动感应的玻璃门。整个餐厅完全是现代风格，在偏殿和后殿里还展示着现代油画作品和诸多艺术品收藏。
从2008年开始至2012年，两座寺庙的文物建筑大部分进行了修缮。据智珠寺内的餐厅及企业相关人士介绍，古寺的修缮工作及目前的经营都是经过相关文物及政府部门审批的，佛教协会和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也定期会到寺里走访，在修建过程的图纸、测量等一系列事务都是经过文物部门确认的。文物部门表示，由于缺乏修缮资金，在与智珠寺与嵩祝寺的产权单位——北京市佛教协会和使用单位进行协商之后，决定共同引进社会资金对文物建筑进行修缮，但修缮后文物建筑由出资人使用。另外，文物部门并没有在寺中发现使用明火等违反文物法律法规的行为，《文物法》也没有明文禁止文保单位被用于商业，因此也没有理由制止其经营行为。
尴尬的境况
外界对于文物古迹用于商业经营的质疑并不难理解。首先，商业经营很难不对文物古迹的原有样貌做出改动；其次，如果不是作为展览馆、博物馆，则又与古迹当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气息相悖。因此，将商业机构拒之门外似乎也是理所应当。
不过，摆在文保部门和爱好者们面前的现实却是，全国目前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76万多处，其中建筑类遗产总数达40万处。如果只凭文保部门有限的资金，也仅能照顾到当中的九牛一毛，大量亟待修缮的文物、古迹只能在闲置和等待之中日渐破败。而相当一部分文物古迹就是在等待和衰败之中被夷为平地，社会各界虽痛心疾首但也无可奈何。有人指出，如果连修缮都力不从心，又能有多大的力量去阻止这些文化遗产在城市发展的大潮中被夷为平地呢？
这就造成了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况：一方面，文物部门力图保护，却苦于没有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个人或企业虽有修缮之意，也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却往往爱莫能助。虽然也可以通过捐款的方式资助文物古迹的修缮，但在商言商，修缮过程动辄百万乃至千万元的花费也不是谁都能捐得起的，这种单凭一腔热血进行的文保不可能推而广之，也不是长久之计。
而更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即便获得了修缮资金，文物保护也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业内人士表示，不少完成修缮的文物古迹或是开发成了旅游景点，或是被打造为博物馆、展览馆。尽管完成了修缮，但不论日常维护，还是维持内部机构的运转，大多还是需要依赖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这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而有相当一部分的文物古迹知名度和关注度比较有限，修缮之后如果无法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被再次闲置也不是没有可能，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浪费。而相关部门的财力、人力毕竟有限，捉襟见肘的境遇恐怕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有益的尝试
不少业内人士提议，面对文保之困不妨换个思路，让文物保护既能借助民间的力量，民间力量的投入也能有一定的回报，让文物保护与文物利用形成双向交换，岂不是一举两得？换句话说，如果由文保部门进行监督管理，由企业或个人出资进行修缮，而代价是将使用权交给出资人，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商业开发和利用，似乎也并不是那么难以令人接受的文物保护方式。
实际上，智珠寺与嵩祝寺的修缮与利用，正是商业开发与文保结合的实例。经过对比不难发现，虽然用途有了改变，寺内也引入了一些现代设施与艺术品，但相比修缮之前的破败，今天的寺庙则更有生气和社会价值。智珠寺与嵩祝寺于2012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其修缮和保护的成功？
因此，让文物古迹得到妥善维护，又能够完全原汁原味地发挥其功能，固然是文物古迹保护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状况下，以保护为前提，让有能力的民间力量为文物古迹寻求新的作用与生机，又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文物保护或可更多引入民间力量
7月，北京保利先后收到有关胡建成作品的《要求退款函》和《拒绝付款要求》。其中，《要求退款函》来自于一位藏家林先生，他于2012年10月31日在北京保利第20期精品拍卖会上拍得一件胡建成早期作品《风景》，成交价为6.9万元；无独有偶，另一位藏家徐女士也对北京保利今年春拍中胡建成1991年作品《海景》提出拒绝付款的要求。而两人提出此要求的原因都与日前官方认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公示的认证有关。据了解，胡建成在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艺术家作品鉴证备案活动中，亲自鉴定曾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上拍的《风景》与《海景》两幅作品为赝品。不仅如此，记者通过查询雅昌艺术网的认证系统还发现，北京保利2012秋拍中胡建成创作于1990年的《海上升明月》作品同样被艺术家本人认证为伪作。
随后，北京保利现当代艺术部立即与涉及这三件拍品的两位委托人取得联系。《风景》的委托方刘女士表示，她与胡建成一家是多年的好友，这件作品是胡建成多年前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她的。《海景》和《海上升明月》的原委托方是艺术品经纪人及收藏家吴先生。吴先生称，这两件作品是1993年从胡建成本人手中购藏的。在了解过情况后，北京保利方面又联系到胡建成，然而胡建成却表示，卖出的作品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他没有义务帮忙做鉴定。
事实上，艺术家打假的事情屡见不鲜。去年，画家杨之光就指出，在已经拍卖和即将上拍的作品中发现42幅署名“杨之光”的作品均为赝品，涉及17家拍卖行。不久，香港苏富比春拍中，祁志龙《消费形象37号》也被艺术家本人称为赝品。紧接着，苏富比便出具了香港少励画廊的保证书，证明其为真品。针对苏富比的声明，祁志龙又改称由于自己记忆失位，现在可以确认上拍作品非赝品。虽然最后是一场乌龙，但是艺术家能不能为自己的作品鉴定还是遭到了不小的质疑。
正因为艺术品市场的鉴定乱象一直饱受诟病，所以为解决这一难题，今年4月18日，文化部决定在6个省（市）开展艺术品鉴定管理试点工作；5月，北京市文化局即批准了5家单位成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其中率先推出鉴定业务的便是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而其鉴定在世艺术家作品的方法则是由艺术家自己鉴定。
6月20日，本报以《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难解“近渴”》为题，其中多位业内人士对画家本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鉴定方式表示担忧。谁曾想，在短短一个月后，这个担忧不幸被言中。
近日，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刊登了一篇《当拍卖行遭遇画家网络打“假”》的声明，即因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胡建成作品在拍卖成功后存在真伪之争，今后只能停止拍卖该艺术家作品。画家打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番的打假却扯出了第三方鉴定机构。
艺术家鉴定靠谱吗
李苏桥（艺术品经纪人）：胡建成的三件作品中，以6.9万元售出的《风景》是藏家早年以20万元购入的，而以11.5万元售出的《海景》和25万元流标的《海上升明月》，估计当初藏家购买时的单价也超过万元，与同一时期增长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现当代艺术市场相比，这三件作品都属于失败的投资案例，这也可能是胡建成将自己作品鉴定为赝品的原因。
任明（当代画家）：艺术家否认自己亲笔作品的现象太多了，说到底都是钱闹的，由此生出的怪事笑谈太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在世艺术家的作品的真伪认定，没有比艺术家本人更权威的鉴定机构或者专家了。胡建成一事值得大家思考的重点并非艺术家，而是作为官方认定的鉴定试点单位，在公布信息的同时，是否应该更加审慎一些？不能仅凭艺术家的一面之词便将信息公示于众，这对藏家来说何尝不是一种伤害？
颜明（上海书画收藏家）：官方认定的行为本身是有瑕疵的，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不通过制度的规范而仅仅只靠艺术家本人的道德素养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即便有认证，能够让多少人信服也不好说。
第三方鉴定职责是什么
王凤海（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内的艺术品市场不会因为作品备了案，流传有绪了，赝品就会减少，因为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诚信体系的不完善，人心太过浮躁。如果国家建立起对赝品的问责制度，比如说，齐白石的一幅作品以50万元的价格卖出，后被买家证明为伪作，那卖方必须承担什么样的相应责任，这样的法规对于净化市场的作用，恐怕比给每幅作品做真伪鉴定要来得更简单有效。
吴少华（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艺术品发展到今天，鉴定本身就包括了多方面内容。从狭义上讲，鉴定就是辨别真伪；而从广义来看，鉴定的实质应该是鉴赏。现在有不少传世佳作都是后人的仿作，但依然被视作珍品，就是因为其中所承载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等。对于第三方鉴定机构来说，辨别真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真伪，那么政府主管部门和鉴定机构以后的路都会越走越窄。我们留给后人的应该是真品，更应该是珍品。
法律上应承担什么责任
孙中伟（北京艺术法律师网创办人、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艺术法研究中心主任）：官方认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于艺术市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此前没有太多成功案例可以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第三方鉴定机构应该非常慎重，不能草率地作出结论。
一些艺术家因为一些利益关系，有时会颠倒真假，在没有官方认定的鉴定机构时，他们的言论影响力甚微。而现在官方认定了第三方鉴定机构，他们便有了这样一种途径来误导公众。如果鉴定机构被艺术家误导而公示虚假信息，并给第三方造成损失，那么第三方有权追责，在能够证明鉴定机构公示的结论有误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则要承担主要责任。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