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 “黄灯”影像部分 2011
时、空是确定的，而其中发生的一切是流动的、不确定的。这意味着作为观众你至少得去四次美术馆才能看全这个展览，实在不符合注意力经济时代的观赏习惯。实际上你如果真想完整地看完这个展览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部分章节中的细节每天都会被一个由艺术家工作室、展馆管理人员、观众三方构成的特别小组作随机调整。这个艺术家是在为难我们。设想这样的场面，观众被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从各个方向克服北京可怕的交通状况，忍受红绿灯的折磨，赶到酒仙桥来看一个叫作“黄灯”的展览，这实在有讥讽的意味。难道这过程本身就是“黄灯”作品的一部分？
对很多人来说，汪建伟正是这样一位艺术家，总是用他不同寻常的观念为难我们，而我们又不得不重视他。
和汪建伟两年前今日美术馆那个让人惊喜的大型个展相比，此次的“黄灯”可以说是“时间-剧场-展览”的升级版，继续贯彻了他“立体作战”的方针。整个作品正好是一部古典交响曲的结构，四个章节可比四个乐章，相对独立又有较为严谨的关联。我的观感认为可以作进一步的类比，第一章节“用赝品等待”是奏鸣曲式，第二章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是慢板，第三章节“内战”是小步舞曲，第四章节“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是回旋曲式的终曲。影像中剧场空间的三段分割和展览现场空间的四段分割为宏大、庞杂的叙事提供了可跟踪的线索。汪建伟调动了戏剧、影像、装置、建筑、音乐等全方位手段，来打这场叫做艺术的战争。
我们通常把汪建伟称为先锋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实验性、前瞻性，而容易忘记他首先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他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强调艺术家有责任对现实发言。汪建伟的创作思考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下过乡，插过队，这段生活为他1990年代的重要作品《循环种植》、《生产》带来了具体的灵感。另一段经历我以为对他的创作影响更为深入。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并且当了六年兵干过工兵兼作战参谋。军旅生活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了他个性的形成，一方面使汪建伟对集体、制度、一致性充满警觉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他自律、坚韧、富有责任感的军人气质。
回顾汪建伟放弃架上绘画投身多媒体创作二十年来的努力，评论界和媒体习惯谈论他的“跨界”，较少提到他的“专注”。他的专注在于，艺术只是一种手段，时刻不能忘记这一点。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是在此意义上不断尝试各种艺术形式的。他自谓是一个学习型的艺术家，但是他对使用的每一种形式本身保持必要的不信任，少有沉迷忘我的时刻，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白日梦者。他的作品从来不承诺快乐，在娱乐至上的年代，枯燥像是一种挑衅。随着艺术家能力的增长，汪建伟的作品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可能，场面也越来越热闹，但是你还是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苦行的倾向。
“黄灯”这个作品的到来对汪建伟的创作生涯来说绝非偶然。
在日常经验里我们已经习惯“黄灯”的存在。作为一种交通信号，介于红灯与绿灯之间，起到提醒过渡的作用，一般3到4秒。惯于字斟句酌的汪建伟很少给出一个如此直白的标题，我们不相信他会如此直白。艺术家也许是把它当作一个危险的征兆，为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亮起一盏黄灯？但是不觉得太晚了吗？就像被堵在交通完全瘫痪的十字路口，抬头看见交通信号还在机械地切换，红灯、绿灯已经失效，夹在其中的黄灯不仅失效，而且荒谬。
汪建伟对现实的观察是敏锐的。他在“黄灯”的背后似乎看到了一个机会，立刻行动起来。
这更像是一场突然打响的遭遇战。第一章节“用赝品等待”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如期展出时，艺术家无暇享受香槟和假期，因为他正埋头于第二章节的紧张创作。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第二章节从想法到实现的所有工作。第三章节和第四章节也以同样的节奏完成。每个章节亮相的时间早已广而告之，不可更改。可以说“黄灯”的每一章节都具有一个正常个展的容量，如此高强度的创作首先对艺术家的韧性和体力是一个考验。
汪建伟再次体现了他纪律严明的军人作风。此次近乎自虐的决定，与他一贯的追求有关，他希望展览能够成为一个更为真实有效的交流行为。观众不但可以观看展览，还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工作过程，修正和错误和盘托出。而艺术家也直接接受观众的反馈和刺激，即时调整他的工作。简而言之，汪建伟渴望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汪建伟是一个最讲究方法论的艺术家，因为他相信方法决定结果。
相对于红灯和绿灯的非此即彼，汪建伟认为黄灯提供了我们另一种理解事物的角度。我们总是深陷不同层面的二元困境，是禁止，还是通行？这个世界在痛苦的选择中艰难前行。如果禁止是毁灭，通行也是毁灭，那么黄灯就成了最后的幸存可能。艺术家与假想的敌人开始了真实的搏击，用他所有的手段重新打造“黄灯”这个短暂、狭窄的时空，使之成为一条可供腾挪、避难的时空隧道。这个被无限拉长的“黄灯区”里布满艺术家的密码，是迷宫，也是乐园。
作于2011年5月10日
——《当代艺术家丛书》吕澎主编 四川美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