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冯湘一发表《群众化还是化群众？》炮轰王琦，成为反右斗争中艺术与大众关系一篇开炮性的文章，随之而来的却是十年文革，不管是群众化的艺术还是化群众的艺术最终都以艺术服务人民的口号统一在样板画之下。直到1981年，扫地工冯国东在《美术》发表《一个扫地工的梦——<自在者>》无所谓地说群众看不看得懂无所谓。
从1939年王琦的《抗战以来的宣传画》就能看出我们总是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看作是艺术工作者创作上的指导因素。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并贯穿整个艺术教育理念当中。甚至现在学生课余艺术教育的目标也是培养出可以作画的小艺术家。问题在于随着战时艺术政策的改变、社会分工的细化，艺术对于大众已经不再是宣传、解释和工具性的了。
大众的艺术教育应该从艺术材料和技法的掌握向艺术审美过度。对于审美的理解，应是大众艺术教育的重点，同样也是艺术产业发展的重点。毕竟培养艺术的生产者在现在这个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远没有培养艺术消费者来的重要。正如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功能那样，大众艺术教育机构不仅要培养球员，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球迷。
一般性质的艺术审美教育自然是通过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兴趣爱好组织等非营利机构为大头。但是国家的公立文化机构远无法完全承担这项责任。因此更多的大众艺术教育工作无可避免的要落到盈利机构身上。我们看到众多的画廊、拍卖行、艺术资讯网站和艺术电子商务网站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此事努力。
现在传统的艺术商业机构的努力方向主要还是合作展览的同时开展公益性的讲座。通过讲座的互动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观众看不懂，而艺术家又懒得去解释，艺术应该怎样看的问题。”譬如尤伦斯艺术中心等，都在个展的层面上来解决艺术品的接受性问题。
但是这不能根本上解决艺术与大众，艺术的接受性问题。中国的艺术环境很明显的展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即中学、大学的普通文化教育不足，导致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培育和普及对于艺术形态的学术观念。有引导性的艺术史数据库则在很大层面上成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更多更全面的艺术基础数据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大众艺术教育的起点。
基于学术需要形成的艺术史数据库，譬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基于门户网站数据全面性形成的雅昌网艺术档案，以及ArtTact.com推行的基于普及性艺术教育和艺术藏家偏好分类的Art-DNA项目是现在艺术史数据库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在艺术领域建立了艺术数据的经纬，即基于学术的精确、基于门户的广泛以及基于商业的普及。在这三个层面上深入下去将会更好地解决中国艺术与大众艺术教育之间的旷日持久的纠缠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