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6063 1934年9月15日重庆东川邮政管理局寄南江县政府“邮政公事挂号”实寄封一枚......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权革命历史的见证，目前仅见，极珍贵。尺寸 180*310mm 起拍价 RMB 50,000
她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人民共同创建的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对她的经济和物质完全封锁的情况下，共产党利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自办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并印刷邮票、税票和货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她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她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她就是川陕苏区--川陕省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枚在1934年9月15日由重庆东川邮政管理局寄往南江县政府的邮政公事挂号实寄封，邮件于9月20日抵达巴中临时邮局，此时恰逢坚守在南江县的红四方面军与刘湘的“六路围攻”的第一路军激战正酣，南江县邮路因战事受阻无法投递，邮件则止步于巴中临时邮局。然而此时的中华邮政巴中邮局早已无固定的办公场所，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此路不通”，无奈的巴中邮局临时办公处只能将邮件贴上退回批条销戳退回重庆，并注明退回原因“该(南江)县邮路被赤匪阻断无法转故退，巴中邮局批”。9月25日邮件退回原地，销重庆(民国)廿三年九月廿五日到达戳。
在那段国共对峙的内战时期，国民党称共产党为“赤匪”。此封邮递时间正值川陕省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国民党剿匪部队与川陕苏区红军“国共对立”之时，受战事影响邮区被迫封锁，故而邮件退回(亦有可能是川陕苏区当时并未与“国统区”通邮)，是极少见的川陕苏区红军反军阀刘湘“六路围攻”战事时期的实寄封，亦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权革命历史的见证，目前仅见，极为珍贵。
让我们来回忆那段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艰苦岁月……
川陕边地区，是指秦岭和米仓山南麓之间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山区。这里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民风淳朴、人民勤劳，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但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封建统治政权大肆征收苛捐杂税，这里名目繁多的捐税竟多达百余种，居全国之首，民不聊生。
1928年到1932年，川陕边地区连续五年遭受旱灾、虫灾，各派军阀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拉丁派款、强夺人力，肆意掠夺，部分县城的田赋竟如“鹅城”一般已预征到五十年以后。在军阀和封建地主的租、捐、役、征等的条条绳索的捆绑下，人们饥寒交迫，背井离乡，纷纷逃亡避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川陕边区广大人民，翘首期盼着曙光的来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南山区。鉴于此时恰逢四川军阀混战，川东北地区守备空虚，12月10日，张国焘在陕西的城固县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在川陕鄂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成立前敌委员会，以加强集体领导，寻求在川东北地区的党组织的配合下，乘机入川。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部队，从陕南地区开始翻越天险大巴山，向川东北挺进。18日，先遣部队在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等的率领下胜利翻过天险大巴山，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川东北通江县北部边界重镇两河口，打响了入川的第一枪。国民党守敌闻风逃窜，溃不成军，红军乘势仅7天就解放了通江县，这也是红军入川后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后，立即组织、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积极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摧毁了当地的反动势力。而地方党组织则积极配合红军行动，号召穷苦工农积极武装起来拥护红军，成立川东游击队，配合红军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一时间，大巴山下，掀起了广大群众向封建势力猛烈冲击的暴风骤雨，仅数月便先后解放了国民党陆军上将—田颂尧控制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川陕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南京国民政府和四川军阀大为震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中的川籍要员，纷纷电告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共同进攻红军。
1933年1月21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的成都混战，在蒋介石的一再干预下，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1月27日，蒋介石委任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20万大洋、子弹100万发、飞机4架，令其迅速“剿灭”立足未稳的红军。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就职，副军长孙震被委任为剿匪总指挥，集结围攻兵力38个团6万余人及数十支地主武装，在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下，兵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对根据地进行“三路围剿”，幻想分进合击，将红军消灭或逐出四川，收复“失地”。
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这支刚入川不久的红军队伍及尚不稳固的根据地，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情况紧急，1933年2月17日仅有150余人到会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指导，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选举熊国炳为主席，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号召川陕省苏区人民动员起来，全面彻底实现土地革命，配合红军准备粉碎敌人的“三路围剿”。
1933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获悉的敌情，在江口县(今四川省平昌县)的得胜镇北山寺召开军事会议，进行反围攻部署。会议对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清醒的分析，认为：红军入川不久，根据地尚不巩固，只控制了通江、南江和巴中县的大部分地区，回旋区域很小。红军占领区山大人少，战线太长，不可能全面抵御敌人的多路进攻，只有缩短战线，进行重点防御，才能歼灭敌人；红军在作战人数上还不到敌人的三分之一，敌众我寡，而且还缺少武器弹药，要粉碎敌人这次大规模的围攻，困难重重。同时也认为：这支由各军阀残余势力拼凑起来的队伍看似很壮大，但内部矛盾尖锐，明争暗斗，步调很难一致；敌人数量虽多，但官兵大多吸食鸦片，缺乏与红军作战的经验，战斗力不强，消极厌战且存在轻敌情绪。而红军方面，士气旺盛，战斗力远远超过敌军，同时红军入川已有两个多月，已得到了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积极进行了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红军在执行任务中和川东游击队及当地贫苦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初步熟悉川东北的特殊地形，有着粉碎敌人“三路围剿”的有力条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艰苦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会议对敌我情况的清醒分析和川东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等方针来打破敌人的围攻，并针对敌人的情况进行敌攻我守、敌退我进、敌守我扰等伏击战，硬是节节击退敌人。
1933年5月20日，徐向前指挥红军在方圆不足百里的(通江县)空山坝狭窄地区，对敌人发起总攻。将敌人分割包围，激战三昼夜，至24日，全歼敌军7个团，击溃敌军6个团，击毙、击伤、俘获敌军共5000余人，史称“空山坝战役”。空山坝大捷后，红军又乘胜击败仓皇撤退的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接着又击退刘存厚及王铭章的左纵队。至此，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共击毙、击伤、俘敌24000余人，缴获枪械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田颂尧的这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损失大半。
惊闻田颂尧部队失利和江西中央苏区军民粉碎“四次围剿”的同样结局，蒋介石气的摔烂水杯，大骂：“赤匪当道、辱我蒋家军……”。然而此次的失败并未让蒋介石意识到这仅仅才只是开始，他疯狂的搜刮一切财力，大肆扩充战备，调动100万兵力，谋划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并不断催促四川军阀刘湘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
与此同时，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即木门会议）先后召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根据地反围攻胜利后的新形势，做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红军与地方武装”和“组织问题”等决议。决定扩编军队，加强政治、军事和后勤工作。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11个师、29个团，计5万余人。张国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徐向前兼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933年7月7日，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命令他督率四川各军努力剿匪。然而老奸巨猾的刘湘却提出“先安川后剿匪”的口号，并假借筹措“剿匪”的经费而开办钱庄增派田赋和课税，一方面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要拨款和武器，另一方面却调动全军主力猛攻自己的堂叔刘文辉，心思全然不在剿匪上。
1933年8月中旬，红军乘刘湘的“围剿”组织尚未就绪之际，召开了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迅速开展了“仪南”、“营渠”、“宣汉”三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相继建立了仪陇、阆中、嘉陵、英安、营山、长胜、渠北、达县、宣汉、红胜、城口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扩大到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有绥定、巴中两道级苏维埃、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与川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改为红33军。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80000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1933年9月5日听闻红军捷报的刘湘连夜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商讨剿匪对策。10月4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职剿匪总司令，兵分六路围攻川陕省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为配合“六路围攻”，刘湘还在成都组织了“剿匪后援会”、“安抚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并全面封锁了接近赤区的各乡场城镇的经济和物质贸易。
“六路围攻”兵力初为80余个团，后逐渐增加到140余个团近20万人，另有空军2队，飞机18架，在西北起广元县、东讫城口县的千里弧形线上，向根据地发起围攻。刘湘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的“赤匪”。
敌人的这次围攻兵力强大，来势凶猛，在人员数量、装备和物质上均优于红军，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矛盾。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川陕苏区的人民和红军其实早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从1933年10月底至1934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历时10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况最激烈、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役，四川军阀动员了他们绝大部分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向革命根据地进攻。但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付出20000多人伤亡的代价，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攻，共击毙、击伤敌军60000余人，俘获20000余人，缴获枪械30000余支，赢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为以后的中央红军入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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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舞台很大，但只有强者才能在舞台中心起舞！正是这群被蒋介石蔑称为“赤匪”的人，却成就了今天的新中国！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