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
一、毛公鼎
【名称】毛公鼎
【类别】青铜器
【年代】西周晚期
【文物原属】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
【文物现状】台北故宫博物院
鼎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
毛公鼎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很大，但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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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大盂鼎
二、西周大盂鼎
【名称】西周大盂鼎
【类别】青铜器
【年代】西周
【文物原属】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
【文物现状】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
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散氏盘
三、散氏盘
【名称】散氏盘
【类别】青铜器
【年代】西周晚期
【文物原属】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
【文物现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铭文的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散氏盘铭文的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
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散氏盘铭文用笔粗放豪犷，但并不粗野，而是凝重含蓄，朴茂豪迈。其线质是能将稚拙与老辣、恣肆与稳健、粗犷与内蕴极为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既不同于早期以时有肥厚用笔及点团来华饰其形，呈现出线与块面的结合，也不同于其后的晚周金文刻意整饬，而是于不规整之中见其错落摇曳之趣，给人以欹正相生、自由活泼的艺术美感。可以说《散氏盘》既凝重遒美，又不失潇洒畅达。
散氏盘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文字，在结构上呈现出蜾扁的风格特征。在方整中含有圆意，就其单字而言无一不打破对称、平正的惯例，不仅呈横向的欹侧之势，而且变通常的右高左低为左高右低，字势向右下倾斜。然姿态自然，变化莫测，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字形开张，妙趣横生。在朴茂厚重之中，又添加些雄强的意蕴，故而显得博大、宽厚，让人感到一种生气的存在。同时，字的重心都忽左忽右，使每一行的字产生明显的跳跃感。加之其章法错落有致，使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通过变幻多端的下俯、上仰、左顾、右盼联合起来，使人感到行止裕如，气象飘逸。
西周虢季子白盘
四、西周虢季子白盘
【名称】西周虢季子白盘
【类别】青铜器
【年代】西周
【文物原属】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
【文物现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虢季子白盘盘底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同时，此篇铭文中“薄伐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征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钱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大家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后母戊鼎
五、后母戊鼎
【名称】后母戊鼎
【类别】青铜器
【年代】商朝中期
【文物现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发现于1939年，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通过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四羊方尊
六、四羊方尊
【名称】四羊方尊
【类别】青铜器
【年代】商朝晚期
【文物原属】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
【文物现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青铜方尊，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商龙虎纹青铜尊
七、商龙虎纹青铜尊
【名称】商龙虎纹青铜尊
【类别】青铜器
【年代】商朝
【文物原属】1975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文物现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铸工极精，整体形成三层花纹。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3条生动的蟠龙形象，龙身蜿蜒，龙首探出，额有双角，阔吻巨口，两眼大睁。腹部以三道扉棱为界，分隔3组相同纹饰，皆双虎食人之状。虎头居中，为高浮雕，左右两侧是虎身，为浅浮雕。裸体人头已被老虎含噬口中。圈足平雕饕餮纹饰，饕餮纹也称兽面纹。这种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越王勾践剑
八、越王勾践剑
【名称】：越王勾践剑
【类别】：青铜器
【年代】：春秋时代
【出土】：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现荆州市荆州区）望山1号墓出土
【文物现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越王勾践剑，属青铜剑，制作精美。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 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靠近剑格的地方有两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越王鸠潜（一说鸠浅，是勾践的通假），自乍（作）用剑”。
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中，它出土时完好如新，锋刃锐利。而剑主人鸠浅就是“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的越王勾践。考古学家称此剑为“勾践剑”。无论就勾践剑的外形研制，还是质料搭配，这口剑都无疑是中国青铜短兵器中罕见的珍品。剑在春秋时期以后的战争中，逐渐从作为实战的短兵器过渡为军官的一种佩饰，剑的铸造也从注重其实战功能转变为注重其外观造形。“越王剑”成了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时期短兵器制造的杰出代表。
西汉长信宫灯
九、西汉长信宫灯
【名称】西汉长信宫灯
【类别】青铜器
【年代】西汉
【文物原属】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
【文物现状】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西汉长信宫灯通体鎏金，作宫女跽坐持灯状，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 长信宫灯底盘部位的“阳信家”三字铭文。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
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
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堪称“中华第一灯”。 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1993年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马踏飞燕
十、马踏飞燕
【名称】马踏飞燕
【类别】青铜器
【年代】东汉
【文物原属】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
【文物现状】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马踏飞燕”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
“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的经典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编辑：李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