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宋庄制造”综合展览的策划人胡月朋要我来策划该展览的行为艺术部分。由于宋庄有一批行为艺术家在创作，但一直也没有集中起来做一次完整的活动，在我和胡月朋看来，这或许是个很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加之我又刚刚搬到宋庄，所以，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件工作。
几天后，我就陆续邀来十五位艺术家到我的住处谈这个展览及准备作品的事情。我先后与这些参展艺术家聚会了三次，讨论中，我们希望能在宋庄建立一个对行为艺术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和实践创作的平台，以及与外界开放与交流的活动机制。基于此，艺术家们对于这样一次在“上上美术馆”集中展示与交流的机会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但大家对这样的前景的讨论却总是不断地走向悲观，讨论也不断地滑向对宋庄的艺术表达环境不满意的情绪中。他们提及宋庄发生的对艺术作品审查与限制的事件，有关方面迫使行为艺术家邝老五在一份“不再做行为艺术表演”的书面协议上签字，这样荒谬的事情也会在艺术家云集的宋庄出现，令我瞠目结舌。此后，我去看了“权充”综合艺术展，艺术家朱雁光告诉我他的作品被迫不能完成。艺术家成立更名为“成功”参加了这次展览，原因是他害怕用他的真实姓名会影响他做这次行为表演。这样的事件在中国的艺术展览的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后来，该展览的策展人张海涛告诉我，布展时，由宋庄一些机构组成的审查小组撤掉了几件作品，其中有《仿、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照片，理由是因为它是“裸体”，所以“色情”。在宋庄艺术节期间，很多作品被强迫从墙上摘下来。为此，一些有尊严的艺术家自发组织了“空白画布”的展览，以示抗议。对艺术家创作自由的粗暴干涉在宋庄已经成为举办艺术活动必须接受的“常识”经验。
由于这些认识和经验，无疑使我们对这次行为艺术活动的实现表示很深的担忧。我们天经地义的预见到：方案出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对于那些层层的审查又怎么往下进行？会在哪里中断？在以后长期的行为表演活动中，我们的空间又能有多大？这让我们每一个艺术家对这样的预见都感到茫然。在这样的忧虑中，我们做了这样的假设：如果任何艺术家在这次展览中遭到任何形式的审查或作品被篡改，我们都将全体退出展览。以表达我们的态度，打破宋庄这样的僵持和沉默。为我们每一个艺术家自身的创作打开一点自由的空间，即使，这可能永远都是个梦想。但至少，让我们重新获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尊严。
与艺术家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继续着作品问题的讨论，也继续着与“宋庄制造”按部就班的合作。“上上美术馆”的场地、设施都让我们感到满意，一些艺术家也因地制宜的制定了方案。
12月初，我按时的将艺术家的方案提交给胡月朋。随后的几天他感到四毛和麦子作品的压力，曾与我商议，希望通过我的工作改变他们的方案，我没有同意。他打电话给麦子表达了他的意思，麦子表示不会改变自己的方案。到12月14日中午，胡月朋打电话来说，四毛、麦子和刮子的作品馆方不可能接受，如果不改方案，他们将拒绝这三位艺术家参加“宋庄制造”展览。我当即也明确表示，如果这样，我将放弃作为行为艺术单元的策展人。胡月朋接受了。随后，我电话通知了所有参展的行为艺术家这个情况，艺术家们也都表示全部退出“宋庄制造”展。“影像”单元的策展人冯兮得到这个消息后，与所有参加影像的艺术家也都全部退出，以表示对这种态度的支持。
后来，我与冯兮见面，希望能继续将艺术家的作品独立、完整的实现出来。联系了几个场地，因为各种原因未果。我们也想到栗宪庭负责的宋庄美术馆，说明原因之后，得到他婉言拒绝。我与冯兮对展览的前景也有些茫然，但即便再无展示的可能，退出已是我们所能做的唯一态度。
策展人胡月朋仍希望能与我和冯兮坐下来谈，我也知道，他和美术馆都不希望这样的综合展变成一个简单的油画展。我也表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他和“上上美术馆”所要承担的不必要的压力和责任有多大？我们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也只有“同室操戈”，而不能“共同面对”也是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一种悲哀吧。这些艺术家的退出不至于是针对一个美术馆或策展人，而是针对整个宋庄乃至整个中国的艺术创作环境。至少我的态度以前是这样，现在和以后，也都是这样。胡月朋也表示了对我们的理解与支持，他想与馆方再交涉一次，做最后的努力。
晚上，胡月朋打来电话，馆方无法面对一些压力，明确的表示了放弃争取艺术家回到展览的努力。虽然我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在我们的经验里是那么的“正常”，但对中国这样长久不变的环境状态又感到深深的失落。而现在，很多艺术家们在艺术态度与精神上的普遍沦落，实质上又为这样的环境加固了继续存在的基础。我相信，艺术家与所处的环境是相互培养出来的，宋庄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宋庄又能制造出什么？答案很不清晰。
最终，行为艺术和影像单元的所有艺术家，以及部分装置艺术家退出了“宋庄制造”综合展览。也由于应胡月朋的要求写下这段经历的文字，也算是对这个展览的缺憾和对退出的艺术家们一个交待吧。
2006年12月15号写于938、402公共汽车上 王楚禹 （雅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