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明中的作品典型地表达了艺术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美学特征。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装满红酒的玻璃人物组成的画面，红酒的特质和玻璃器皿的质感带给观众的是某种奢华、糜烂、美丽、脆弱和易碎等视觉联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消费社会”的表征，因此，这种形式语言便具有了十分强烈的当下性和时代感。如果从美学角度来分析，这种形式语言是具有突破性的，它不仅表现在这种形式语言的时代感，而且还深层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美学诉求。
从画面的图式来看，如果说传统绘画提供给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是直接的，那么在武明中的绘画中提供给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则是反射的。首先艺术家从自我的艺术实践和生存感受出发，在客观世界之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形式语言（装满红酒的玻璃人物），然后用这种形式语言去表述艺术家对于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内在主观世界的遐想。虽然这种形式语言的叙述来源于客体，但是它并不受客体的限制，因为客体世界只是这种形式语言描述的起始点而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客体世界只有进入自我的形式语言系统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意义。换言之，客体世界必须经由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然后再付诸于语言系统的改造才能形成某种视觉图像。但是这种经由形式语言改造之后的视觉图像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直接对应的了，而是存在着某种特征上的相似。换言之，这种视觉图像与客观世界之间只存在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而不是某种既定的必然联系。在此，艺术家通过对理性的形式语言的运用及其对客体世界的改造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我们更进一步地讲：如果说传统绘画所提供给我们的视觉图像是客体世界所直接给予的，那么在武明中绘画中所提供给我们的视觉图像则是反射的，它是经由艺术家 “心灵之镜”的映照与幻化及其自我形式语言组织与改造的最终结果。就此意义而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武明中的艺术起源于观念主义的内部，即艺术是信息，而作品则是信息的传递。为了更好的传递这种信息，艺术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任何方法与任何形式。因此，在武明中充满雕塑和装置感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材质的转换，图像和符号的共用以及各种信息因素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明中的绘画是一种心理写实，但是他依托的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非理性因素，而是理性因素。之所以说它是理性因素，是因为武明中所提供给我们的视觉图像是经由艺术家“心灵之镜”的映照和反射之后，在自我的形式语言的组织和创造下，通过主体的理性判断和逻辑演绎，最终形成的心理写实图像。换言之，这种图像的形成过程是主体的理性判断和推理，是“心灵之镜”的幻化，是观念在先，因此这种新的视觉图像与以往的视觉图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非理性）心理写实，而是一种理性的心理写实。而这种理性的心理写实非常近似电脑的某种程序（它是主观心理的），艺术家作为编程者和唯一使用者，用此程序来编著和表述其对外在客观世界及内在主观世界的态度和体验。当然，创造程序的目的在于它的用途。而它的用途则是要重新开辟一个思路（改变一个传统）。因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艺术一直延续这样一个思路，即现实世界是对理性世界的模仿，而艺术世界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如果说理性是最真实、最高的存在，那么现实就是较次真实的世界，而艺术则是最少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模仿的模仿或分有的分有，因此它距真理三重远。武明中对此显然不满，他通过绘画试图对理性的心理世界进行直接模仿。因为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物化了的世界”，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人类对物质世界前所未有的依赖已经使人类思想几乎被全部地“异化”掉了（即人们表面还是人，但是人最本质，最内在，最核心的部分已经被完全抽离掉了）。因此现实世界虽然美丽但是它却变得越来越脆弱，从而它距离理性世界越来越远了。
对于现实世界，武明中首先是一个怀疑论者，其次他是一个理性的批判主义者。而他的艺术作品则是这种思想的表征。因此，武明中的绘画不在于模仿或记录现实世界，而是对现实世界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而 “重写”，正如利奥塔所指：“是回到起点、回到假设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开端之意。因为人们设想的先入之见仅仅是先前以为是真的但未加重新检验的传统判断的结果”。对此“重写”是对现实世界与自我理性心理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精确描述。对于武明中而言，所谓“重写”就是通过绘画要去揭示在各种“宏大叙事”和现实社会美好理想下面所掩盖的东西。例如，在各种正义、公平、民主等社会理想下所掩盖的主流话语的“霸权主义”，在各种情感、信仰、自由等个人理想下所掩盖的私人话语的“虚无主义”，在各种宗教、历史、艺术等文化理想下所掩盖下的思想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任何对现实世界的这种置疑、玄思、警示、和反省都是“重写”。通过这种“重写”，真理变得不再那么纯粹，价值也变得不再那么崇高了！
【编辑：大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