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50年间，在香港这座英国殖民地的自由港，一群来自内地的左翼画家自发集结，成立了一个名为“人间画会”的艺术团体。三年多时间里，55位艺术家将现代主义与社会现实主义熔于一炉，留下一段短暂而灿烂的艺术传奇。
作为展览“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系列学术活动，暨南大学荣休教授、黄新波之女黄元带来主题讲座“香港‘人间画会’：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她以亲历者后人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观众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黄元 暨南大学荣休教授近现代文史研究者
01
两度迁徙：
战火中走来的艺术家
“人间画会”的诞生，根植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两次大规模迁徙。
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进步文化人遭到迫害，茅盾、夏衍、乔冠华等百余人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逃亡香港。画家群体中，黄新波、特伟、叶浅予、丁聪、张光宇、张正宇、余所亚等纷纷南来。香港成为抗日救亡的宣传重镇。同年12月香港沦陷，中共南方局发起“文化名人大营救”，将其中大部分人转移到桂林、重庆等地。
第二次迁徙是战后。1946年内战爆发，“白色恐怖”再次驱赶文化人南下。至1948年，香港人口从战后的50万猛增至180万。这一次，漫画家与木刻家的骨干几乎全员到齐——特伟、黄新波、张光宇、余所亚、黄蒙田、丁聪、米谷、王琦、廖冰兄……他们历经战争洗礼，有着深刻的人生感悟，成为“人间画会”的精神源头。
▲黄元介绍“战时与战后文化人的流动地图”
讲座现场，黄元用一张自制的地图展示了这两次迁徙的轨迹：“红色的实线是南下，虚线是北归；蓝色的实线是战后再次南下，虚线是1949年后返回内地。”来来去去之间，同一批人完成了南渡与北归的循环。
02
“人间画会”
一个自由集结的艺术家阵营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新波、陈雨田最先回到香港。黄蒙田、梁永泰、符罗飞、陆无涯随后而至。他们常聚在咖啡室和茶楼，与作家陈实、戴望舒、钟敬文等畅谈。和平来之不易，大家迫切希望开启新的艺术生活。
经过几个月酝酿，黄新波发起成立画家同人组织。原因很朴素：人越来越多，需要团结；不同画种之间可以互相切磋；生活上也需要互相照顾。
“人间画会”这个名字，出自香港女诗人、作家、翻译家陈实。她引用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认为春天去的地方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人间，而非缥缈的天上。这一名称与政治无关，此前长期流传的“来自高尔基《在人间》”的说法实为误传。
▲人间同人（文学、美术）合影
1947年于香港旧藏照片，黄新波个人档案藏
后排左起：梁永泰、老慕端、陈实、金帆、杨静、陆无涯
前排左起：陈雨田、黄新波、华嘉、陈宝昌
1946年6月，“人间画会”正式成立。黄新波委托律师向港英政府登记，成员共6人：黄新波、黄蒙田、陆无涯、梁永泰、符罗飞和萨一佛。推举留学意大利的中山大学教授符罗飞为会长。后来，漫画家领袖张光宇接任会长。
▲符罗飞在香港，1948年
▲黄新波一家在宇宙俱乐部人间画会展场，1947年
黄新波个人档案藏
黄新波曾回忆：“‘人间画会’是业余的群众组织，没有经费，全靠会员捐助；没有会址，没有专职人员。”成员从最初的6人，到1949年高峰期达到55人。活动至1950年初结束，前后不过三年多。
03
宣言：鲁迅精神的延续
“人间画会”于1947年发表宣言，其思想内核直追鲁迅。黄元将鲁迅原文与宣言做了对照：
- 艺术为人生的使命：鲁迅要艺术家“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宣言说“我们是这人间的一员，我们热爱人间”。
- 题材问题：鲁迅认为战士的日常生活同样值得表现；宣言表态“不放弃那些向不为人注意的人间小事”。
- 表现方法：鲁迅主张多元文学，反对单一形式；宣言称“主张容纳任何一种形式，形式必须解放
▲《人间画会宣言》1947年
黄新波个人档案藏藏
在宣言指引下，“人间画会”举办了16场展览（联展与个展各半）。1947年的“风雨中华”漫画联展是第一次集体亮相，揭露内战中的社会现状，是战后香港规模最大的漫画展。此后，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廖冰兄的《猫国春秋》相继展出。
▲《华商报》上登载的风雨中华漫画展广告
▲风雨中华漫画展参展画家
左起：黄新波、黄蒙田、陆地、陈雨田、梁永泰、廖冰兄、陆无涯合影
他们还举办艺术创作座谈会，既指出优点也提出批评。黄新波为黄永玉个展写评论，既赞他“像一匹充满活力的野马”，也期望他把“天才的根深入思想和现实的土壤里”。
▲人间画会发行《凯绥·珂勒惠支之画》封面
生活·读书·新知香港联合发行所1949年。
出版方面，“人间画会”推出《珂勒惠支画册》（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并依托米谷主编的《文汇报·漫画周刊》和黄新波等人编辑的《大公报·新美术》双周刊展开理论阵地。
04
国际交流与最后时光
1946年，黄新波、符罗飞等与美国社会现实主义画家玛丽安·格里沃德会面交流。格里沃德在香港居住一年，与“人间画会”保持联系，成为战后东西方左翼艺术思潮交汇的早期节点。
▲黄新波油画《种子 》
1947年 布本油画
香港文化博物馆藏
1949年后，绝大多数成员回到内地，成为新中国各地美术领域的栋梁。同年下半年，“人间画会”受文委指示参与国旗、国徽设计，并绘制巨幅宣传画，10月完成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悬挂于广州爱群大厦外墙。“人间画会”本身，则如黄元所言“是民国美术史的尾章，也是新中国美术史的开篇”。
▲被分为十二段的巨像运往爱群大厦途中，1949年11月，广州
黄新波个人档案
1950年后，绝大部分会员返回内地。1979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散落各地的“人间画会”旧友重逢。他们在全聚德聚餐后，由黄苗子仿《兰亭集序》写下《尚在人间》一文，34位幸存者在文后签名。四个月后，创始人黄新波去世。“人间画会”再无重聚。
▲人间画会1979年在北京重聚
黄元总结道，“人间画会”处在“战后最好的和平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环境，最自由的创作年代”。他们将现代主义与社会现实主义相结合，画出了“最富激情、最具人文关怀、最有震撼力的作品”，被誉为“香港现代艺术堡垒”。这段被掩埋数十年的历史，正随着学者的挖掘与展览的呈现，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讲座现场
从左至右：唐薇、黄大刚、张临春、黄元、李伟铭及蔡涛
张临春 张光宇之子
张临春虽从事工业，却因兄长年迈接过了整理父辈史料的工作。他自幼随父张光宇在香港生活（1946-1949），对“人间画会”的活动有切身的童年记忆。他坦言过去对“‘人间画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始终不明确，而黄元的讲座客观地串联了事实，让他豁然开朗。他认为这次展览不仅是符罗飞的个人回顾，更呈现了那个时代美术工作者如何记录苦难、为国家呐喊，对年轻一代了解历史具有现实意义。
黄大刚 黄苗子之子
黄大刚观察到，黄新波、张光宇、郑可那一代艺术家有一种可贵的自觉：一是中国美术要现代化，但必须是“中国的”现代化而非照搬西方；二是他们早早意识到科学与技术进步对美术的推动作用，张光宇在1920年代就撰文倡导“有我们自己的新的美术”。
唐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唐薇的发言以一场“倒叙”展开。她先望向即将到来的清华美院本科毕业展——一个属于AI时代的展览，以此与历史形成对照。随后，时间被拉回1979年：那年4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特邀香港大一艺术学院院长吕立勋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相关课程。5月，她作为77级学生参与了机场壁画的绘制。同一时期，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装潢系选派本科生和青年教师赴广州美院学习“三大构成”。在她看来，这一切背后是“大美术”的理念——打破油画、版画、雕塑、国画的壁垒。而张仃对张光宇艺术主张的推崇，使得这条线索从“人间画会”一直延续至今。谈到符罗飞的作品，她动情地说：“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让我几乎要流泪。”尤其是在展厅里，她感到“时空在穿越——从那个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再到将来。”
李伟铭 著名美术史家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伟铭高度评价黄元的研究方法——作为理工科出身的研究者，她拥有严格的科学精神、逻辑能力和求实态度。他指出，历史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获取资料的速度，而在于能否从资料中找到真正的切入点。他还强调符罗飞作为“人间画会”首任会长的重要性，尤其指出1949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宣告新中国诞生，也标志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确立和个人主义精神的转折，其影响延续至今。
蔡涛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 曾供职于广东美术馆
作为“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的策展人，蔡涛在梳理展览脉络时为何在符罗飞展览中要用大量篇幅呈现“人间画会”——因为随便一件人间画会的作品都能看到美术史结构性变化的现场。他特别点出黄元使用的“社会现实主义”与1949年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前者源于一战二战后的西方左翼文化，偏向个人主义的现实表达；后者源于苏联，是集体主义路径。两条线在40年代末的“人间画会”高度交汇，也正是“人间画会”这个话题，让我们在回顾符罗飞的过程中，重新回到了40年代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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