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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利:健康的活着是一种幸福

来源: 2020-05-13

春分时节,本应是鸟语花香春风沉醉,但此时全球肺炎疫情肆虐,无论在室外或是室内,人们都戴上口罩,更无心享受这迷人的春光。对于艺术家而言,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流年。在张恩利位于松江的崭新工作室内,我们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致意,展开了这次特别的访谈。

N:肺炎疫情几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和感受?

Z:对于我而言,如果不工作的话,将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新工作室是去年12月底刚刚搬过来的,搬来后我很着急,想马上将身心都进入到这个空间里。因为搬工作室很难的一点,就是艺术家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调整。比如从家里到工作室的路途不一样,心境也不一样。所有的适应期,都是由疫情这段时间来渡过的,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由于疫情,开幕也没有了,聚会也没有了,饭局也没有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得如此简单。突然发现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而且还充分。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把它打断了,如果有开幕或饭局,那这一天就没办法工作了。所以特殊时期有特殊时期不一样的结果。


“张恩利个展”展览现场 Hauser & Wirth画廊 2020 苏黎世 (摄影: Stefan Altenburger Photography Zurich )

N:疫情是否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

Z:没有影响,这段时间画了几张作品。时间很充分,因为不急,也不是为了赶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基本上已经适应了这个新工作室。

实际上改变工作室,从小的来讲,会造成个人生活、个人工作方式的变化;从大的来讲,这种新的工作环境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像你从上海转移到其他的城市,也会有这种感受。只能尽量把这种变化减小,但是你也不能无视这种变换,有的时候需要顺其自然。我觉得艺术家不受外界过多的影响,这样比较好。

N:那你的工作状态如何?

Z:疫情对社会正常的节奏打乱了,但对于艺术家个体来说,它恰恰相反,好像有时间多出来了。这个时间是非常完整的、个人的。就像时空错乱了一样,让人们突然回到了艺术生态很不发达的状态。就像是2000年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没人逼着你画,艺术家整天在喝茶、聊天,一聊一、两天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人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我觉得人没有办法去抱怨什么,一切都得去面对,尽快的去体验这种不同所带来的新工作方式。

N:在疫情肆虐之下,国内外许多大型展览、项目都推迟或搁浅,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无疑是雪上加霜,艺术需要重启,或许危与机并存。

Z:生态和机会可不一样,不能把这种生态变为一种机会,这样的话所有的项目会变得非常临时,它将不再是一个长远的事情。恰恰相反,艺术生态是需要长远发展的,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藏家、艺术家、企业家互相充分的交流。同样,运作艺术空间也是非常需要一个长久的计划。疫情的打断,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从长远看总体影响并不大。但是可能会对于市场经济,对于藏家的信心产生很多的改变。所以,短期可能对于市场,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影响并不大,艺术家还是照常工作吧。


张恩利《目的地-7》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N:您去年工作十分的忙碌,美术馆、画廊、艺术机构各种类型的展览不少,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的“鸟笼”,和在上海K11的展览,还有在比利时的顶尖画廊霍夫肯(XavierHufkens)的个展,能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展览么?

Z: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艺术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从工作量上来讲肯定就是需要做非常大量准备。不同国家的展览有不同的作品,也有不同的计划,空间上就需要以不同主题的作品来呈现,比如在比利时主要是以新的绘画作为呈现。世界非常大,在不同城市做展览,需要连续地多做几个展览,需要慢慢累积。慢慢地让大家来熟悉你,了解你。需要通过很多的展览,让别人看到各方面不同的东西,不断看到你的进程、思考以及新的作品。同时还需要不断结交新的藏家,艺术界各方面的新人。这是一种生活,跟时间一起滚动的关系。所以并不是像前人一样,一辈子在一个城市只做一个展览,大家就能熟悉你。当下社会变化非常快,你只做一、两次展览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不停地、持续地去发声音,持续地去做作品……这些东西会经常逼迫我去做非常多的工作。我想,目前在国际上活跃的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因为好的展览,好的空间,机会并不是那么多,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努力把事情做好,忙一点没关系。还有,有的时候作品的质量与准备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直接关系。比如说,你用十年准备一个展览,和你一年做一个展览。它们是一样的,并不是你准备的时间越长,你的作品的质量越好。有些艺术家觉得自己一年就画一张作品就行了,但我觉得更多的艺术家一年可以完成几十张作品。世界上活跃的艺术家,作品量都很大。比如安东尼·葛姆雷,他一年有好多展。还有保罗·麦卡锡、翠西·艾敏等,他们每年完成的作品都不少。因为美术馆的空间那么大,现在的大画廊的空间也跟美术馆的空间几乎一样。所以说这种快节奏的推进,实际上也是刺激了艺术家更加努力去创作。

这个时代的进程,比以前更快,各方面都在变化。艺术家的活跃度,在20年前来讲,是20年或者30年为一个周期,而现在,我们以10年,甚至时间更短,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所造就的变化。


张恩利《小女孩》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8

N:高密度的展览工作不仅是体能的考验,对于创新思想也是考验。

Z:有好的空间给你这样的机会,你必须要努力,把这个项目最大化。努力做到最好,最满意的效果,要不然就是对资源、人力、物力、机会等等的浪费。好的项目不是为了卖一件作品,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一种观念。

N:同时与几家画廊合作,它们之间会有冲突么?

Z:与霍夫肯画廊合作是从今年开始的,与之前合作的画廊没有冲突。艺术家往往需要1-2个画廊作为补充,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我跟香格纳画廊有很多年的合作,与豪森沃斯画廊大概也十几年的合作。首先,霍夫肯画廊十分的优秀,他们有一部分艺术家跟豪森沃斯有重叠。实际上这两家画廊老板,在审美趣味或者观点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西方多一个合作伙伴,因为这样又多了一个舞台。每个画廊会代理很多艺术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够有机会去展示自己。这需要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与国外优秀的画廊合作,实际上就是尽量让中国之外的更多人知道我。

N:这几个展览都是以个展的形式。

Z:我更愿意以一个人面目出现,以个展的方式在不同的空间做展览。有的时候甚至是除了名字之外,我希望作品可以变得更加模糊。因为我觉得文化它是一种非常内敛的形式,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具有精髓的东西。它是内在的,不事张扬的,不概念的。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得非常概念,更加符号化了。实际上,我们丢失了传统中最精华的文脉,走向了一种表面化、程式化、符号化的形态,以一种猎奇的方式去告诉别人。我认为中国文化不单单是这样的,古人常讲,当你面对一个处境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心境来表达,以一种相反的格调来阐述内心的不平。而不是直接、简单地表达一个事件,或是一种生活。

N:从早期的人物,到后来的日常物品、空间绘画,现实与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关系?

Z:现实是根源。我早年是非常关注现实,当时我习惯的就是这个现实。人对生活和现实非常矛盾,那是非常天然的一种存在,不是观念。

N:除了题材的改变,您的体验又有哪些变化?

Z: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当然有些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讲,几十年当中,真就是只能关注一个点,但是作品可以很多样,因为每个艺术家都会经历几十年的漫长的路。很难说在你18岁、20岁形成的价值观,到50岁依然坚定。可能再过50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双重作用,人和社会始终处于在一个对话的关系当中。


“张恩利个展”展览现场 Xavier Hufkens画廊 2019 (摄影 Allard Bovenberg)

N :无论是你的抽象作品或具象作品,绘画语言上似乎有一条隐秘的线索,或者说您似乎一直在坚持着什么?

Z:比如说这张画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农场主》,这感性并不是来自于纯粹的涂鸦,我希望这种笔触,有很多力量在里面。最新的作品都有具象的名字。

我对线、用笔的感受来源于传统,来源于写字,来源于对于平面的均衡。我们从古代壁画里面那些线条,经过多年以后,那些线条锋芒都没有了,跟周围墙面的颜色混在一起。它非常的有力量,把艺术家的个人习性,通过时间打磨掉,这一点一直启发我。我新的作品好像是随便乱涂,实际上一直受这些启发,因为当你发现这个东西之后,痕迹跟画就不一样,痕迹对我来说像老师一样,各种痕迹、各种颜色、各种无序的东西,但它在一个框架里面还是有迹可循的。

绘画没必要特别去强调绘画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手工的,包含了人的情绪。可能由于今天高兴了,线画得快了,明天可能又随便画了一笔。但我希望让这些东西都自由的存在着。人用身体去触摸时间,去触摸周围的一切,然后把这个东西反应到一个平面上去。人就像是个载体,周围所有的东西,包括跟人的谈话,身边所见的,都会触动我,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笼统来说,我比较强调触动这一点,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并不强调这一点,更多的是依赖于一种方法,依赖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语言。


张恩利《目的地-3》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N:能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么?

Z:一开始接触艺术,我学的是广告设计专业,到上海之后教书也是教设计。教了很多年,利用业余时间画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去开广告公司也是有可能的。一个人走的路由很多外部推力,偶发的事情,偶发的计划,可能你那一天碰巧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绘画对于我是梦想,从小就梦想当画家。因为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学画画的没有想当设计师的,就想当画家。那个时候心有不甘,没有办法,才读了设计学院。但后来想想,也觉得挺好,设计学院没有教你画画的套路,也许这个套路进去以后自己也出不来了。像60年代学绘画的,都很难改掉在学院中所认识到的那些方法,这非常难。

N:大家都知道,你特别喜爱车。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Z:我们对汽车接触非常短暂,在90年代,只看到夏利、桑塔纳。那个时候只知道桑塔纳2000型是好车。后来有条件了,才慢慢接触车,才知道汽车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跟人的生活,人的思想都有关系。包括今天电动汽车的未来趋势,也是跟所有人的价值观,跟社会的趋势密不可分。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马车、驴车,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在西方的工业文明影响下,像莱热、毕加索可能从小就接触车。所以对他们来讲,绘画中有很多工业的痕迹在里面,但对于当时我们来讲,对这方面缺少认识。我们不能单纯的去模仿他们的画,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来源,是从他们所接触到的社会里面,所提炼出来的。包括车、时尚、品牌,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条件,尽量去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你对某些东西的理解的一个点,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时代,它会产生某种类型、某种特质的艺术家,这是必然的。比如钢铁时代,看到那些强硬的金属线条,对于冰冷的力量的一种炫目的表达。所以这些会让极简艺术家兴奋,影响发展到后来的极简艺术。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笔墨、人文、仕女画,但这些与当代生活比较遥远。我一直在努力去体悟,能够获得新的资源,比如车的设计。了解更多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对于人,对于社会的改变。艺术家的创作跟社会的进程进展,城市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灵感来源于这些东西。

我觉得好的设计,好的产品,好的食物,这些都是跟艺术有关的。它给你另外一种沉淀,对于时间的一种认识。对一款酒由于不同的年份,产生了不同的口味,这些东西多多少少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文革时期的一张桌子,但它又有阿戴克样式的桌脚,桌面又是一种非常简陋的三合板。所以任何一个文化它都不是孤立的。我希望这些东西,每个人从这当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它是一个人完整的体验的重要一部分。比如说一个人二十年就穿黑色的衣服,他可能觉得黑色是最适合他的。实际上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会让你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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