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乡愁”

在当今中国，乡愁正在成为亟待发掘和保护的地方性知识，它与全球化和城市化生产的抽象空间相对。 空间是空旷无边、没有生命、充满物质关系的抽象概念，而地方则象征着家园并且是人际传播的乐土，是封闭的、连贯的、完整的、本真的，像“家”一样，是一个安息之所。 本质上说，城市与乡村、空间与地方是一种辩证依存的关系，地方是安慰，空间是自由：我们守着两者中的某一方，神住着另一方。 乡愁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才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它与现代都市的出现、与现代工业的出现相联系，也包括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相互对立相联系。乡愁不同于简单的“怀旧”和“怀乡病”，它具有一种将“过去”乌托邦化的强烈的情感色彩。

林风眠的《江畔》《鱼鹰》中的主题和意象(乡愁乌托邦)在整个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从李叔同的《送别》、沈从文的《边城》到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和罗旭的大地营造，等等，都将对“过去”的美好的想象性表达作为在苦难中创造辉煌的中国人的“感觉结构”和“情感结构”。 在极速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乡愁如何作为一种与全球化空间相对应的地方性知识而呈现。总体来看，地方和乡愁往往还原为三重意向，即“作为环境特色的场所”“作为集体记忆的地点”和“作为共同体场所”。 比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笔下的瓦尔登湖便是一个“作为环境特色的场所”，体现了生态情感与“地方”的亲密关系。这种地方的信仰广泛存在于中外生态艺术和生态批评中，存在于环境正义运动和一些最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地方掠夺的政治经济运动中。 作为生态政治的生物区域主义、社群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等诸多运动都可以被看作“地方”力量的展示。“地方”是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异化关系的想象，促使人们从精神上关注保护生态多样性和地方的唯一性，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召唤物以切近在场的过程。 “作为集体记忆的地点的地方”是一种现象学和象征维度的建构。与这一“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是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家园现象学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巴索(Keith Basso)等的研究。 空间作为一种价值，是我们内心存在的地形图，人类诗意建构家宅屋宇，而家园则灵性地建构我们。云南艺术家罗旭对屋宇和大地的深深眷恋，本质便是一种对地方感的依恋。 地方空间通过诗学获得情感和理智，空无、中性、物理的空间也生产出意义，同时，空间以特定方式转换了时间，召回久远被遗忘的生活。巴什拉家宅中“隐秘的(消逝)房间”与海德格尔黑森林中的小木屋，赋予联结者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梦想天地人神的四重宇宙，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使人体验到私密感、浩瀚感、圆整感和庇护感。

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和安徽“碧山计划”这样的艺术实践中，地方感则凝聚为一个民族道德性的象征，是文化身份和人民永久的品德的象征。因此，英国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指出，“从记忆到希望、从过去到未来的旅程中，保护或建立地方感是一项积极因素。重建地方能够揭示隐秘的记忆，这些记忆为不同未来提供了前景”。对地方的传统和形象的信仰，既可以为建筑美学抵抗商品化、货币化、全球化提供文化基础，也可以激活环境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纽带。 环境的依恋、集体记忆的凝聚激发为对共同体的渴望，即对“作为共同体场所”探寻。在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眼中他们是“想象的共同体”，而在桑德尔(Michael J.Sandel)心中，家庭、部落、家乡、民族、国家这些构成性意义的共同体之所以成立，在于仁爱精神和共同体价值的普及，使人们具有共享的价值目标、共同的话语实践和文化背景。 当然，这种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很可能带有一种强迫性，譬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揭示的人类在社群中被监察和规训的历史，甚至如纳粹戏剧表演所宣扬的地方神话。海德格尔思想就曾被人利用，历史上曾经成为种族沙文主义的奥援，它激发的是一种“社群象征化”，而非本真的社群感。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较早关注“乡土经验”的是卢杰、邱志杰2001年策划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云南青年艺术家2005年发起的艺术活动《江湖》和“跨境计划”、王林2008年策划的“底层人文”和2020年四川达州的“地方·国际”。这些活动意在拆除艺术与生活、展览与乡野的边界，现场像庙会一样，强调艺术现场的参与性和介入性。 2001年在遵义开会时我对邱志杰说，“长征”这个活动的意义是当代艺术下乡。当时邱志杰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个展览的意义比下乡还要重大得多。但今天看来，当代艺术下乡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2006年10月，邱志杰、叶楠、刘畑在宋庄策划了一个叫“新民间运动——公共生活的重建”的展览。策展人尝试通过把宋庄个案与中国民间的公共生活置于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进行对话，以开放自我、重建生活的文化关怀去直面文化产业，乃至当代艺术对宋庄文化生活的冲击与磨合。让宋庄的前世、今生与未来从片段式的印象转变为一种物化的、情景式的敞开的“场”。在这里，艺术家的作品、宋庄个案的经营与所有相关的文化建设，此种行为本身就是我们对于民间生活重建的实验与探索。通过展览让人们从旁观到投身宋庄的文化现场，甚至直接或间接参与宋庄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 遗憾的是，这种试图以新民间运动来重建公共生活的理想，最终还是以乡土的沦陷而彻底破产。宋庄艺术区在维权与拆迁的风雨中已经成为城市无限膨胀的郊区和附庸，从而也阻断了城市自我更新的活力与生机。 从乡土经验的角度来说，宋庄的兴衰和转型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

在乡土经验的实践案例中，云南艺术家罗旭的雕塑、建筑营造堪称神奇魔幻。他的作品像植物和动物一样，是生长出来的，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在云南，我把艺术家定义为按照艺术的方式来生活的人。罗旭像“蚁工”一样艺术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艺术，也将艺术中的乡土经验提升为一种真正的有天地大美的个人经验。“蚁工”是罗旭对自己狂喜、躁动、忧郁、柔软、情欲的生命状态，及与数十年如一日的充满诗意的艺术劳作的一次自我命名。 从1996年开始，罗旭异想天开，向银行贷款，照着儿子的涂鸦，在昆明郊区的小石坝建造了自己的理想乐土与“王国”——土著巢。他舍去图纸和尺子，肩扛3米竹竿丈量土地，其营造方法与蚂蚁筑巢如出一辙。 2013年以后，他又将自己这种“蚁工”式的营造活动挪移到了故乡弥勒的“东风韵”和建水的“蚁工坊”。昆明“土著巢”与弥勒“东风韵”、建水“蚁工坊”不但营造方式、建筑结构、组织关系与蚂蚁筑巢极为相似，而且其中陈列着数量惊人的雕塑、陶艺、绘画、装置，声名远扬的厨艺、美酒，甚至高朋满座、夜夜笙歌的宴饮与“云上的日子”，都好像一个黄昏之际、神灵隐退之后的“乌托邦”，流动着一种云南的云彩与阳光下特有的生活方式魅力，他的建筑营造与艺术创作，以大地、母体为尺度，像植物、动物一样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自我生长，各生其生，各死其死。

在罗旭的王国里，每一件作品与物种都属于神灵的国度，有自己的生命与呼吸。就像社会性组织极强的生物蚂蚁筑就的巢穴，其表面看上去极为感性、诗意的劳作背后隐藏着强大的逻辑结构关系与计算性谋略。所以，“蚁工”作为一种命名和观看方式，绝不只是一种艺术工作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像“造物主”一样的生命形式、一种发明，就像创造了昆明西山筇竹寺五百罗汉的黎广修师傅和建造巴塞罗那的鬼才高迪一样，他们艺术的境界与生命的位格，都在“天人之际”。其间演绎出的交战、痛苦、狂喜、孤独、情欲与悲剧，无疑都将自成一个世界。无法，也无需被艺术史罗列、被批评家定义、被潮流裹挟。 笔者2019年还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起了“艺术还乡”艺术项目与“蒙自：地方与世界”艺术工作坊，就是要拆除艺术与生活、展览与乡野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