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德文为Waren-Fetischismus）？在《资本论》的第1卷第1篇第1章第4节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此理论命题。
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和分析中发现了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并命名为此。实际上“商品”与“拜物教”二者在逻辑上存在着种和属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也有意识地用明确的限定词来界定它们，即商品（的）拜物教。
拜物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由来已久（虽然其作为概念的历史也只有二三百年），它最先在宗教意义上使用，如原始人的巫术；其后，拜物教才具有了宗教意义之外的其他用法，即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它指的是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三大拜物教。马克思富有创造性地首次将古已有之的偶像崇拜现象与商品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和批判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高岭的《商品与拜物——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一书所论述的正是属于后一种形式的拜物教。而所谓批判，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去反思与厘定围绕于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问题周围的界限。
该书开篇仿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气点出了主题：一个幽灵，商品拜物教的幽灵，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游荡。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该书以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存在方式和发展变化为研究主线，力求探明有关人类商品活动和审美活动发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这个命题的还原、梳理、追问，以及对于后世思想家各种论点及悖论的辨析，该书作者立足当下，以最新的理论视角对这个历久弥新的命题做出了最新的解读。
一、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起
基于“商品拜物教”这个概念的根本性，该书首先追溯了其本源，将其回溯到当时的经济社会学语境之中考察。通过对商品拜物教出现的三大基础的分析，从而还原了马克思立论的根本，也更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商品拜物教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商品拜物教是与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共生的客观存在，原有人与人的直接关系变为必须以物与物的关系为中介，而这种颠倒的社会结构是商品拜物教的终极秘密和最终根源。
此外，正是因为马克思把商品的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引出商品拜物教的理论话题，从而触及到了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宗教、哲学、心理学、美学和伦理学的许多领域。因此，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来，专家学者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精神进步的相互关系的思想争论始终脱离不开这个维度。
本书第二章追溯了西方代表性思想家对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对这个重要思想的话语阐述方式的变化，如从早期卢卡奇的“物化”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到巴特的物品—符号、符号—物品论、勒斐弗尔的消费符号论、德波尔的商品景观论，再到鲍德里亚的仿真论和象征交换体系论等等。虽然他们站在各自的时代高度对这个命题做出了有益的推进，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诸多偏颇和悖论。作者也在论述中一一对其进行了深度剖析。
本书通过对以上学者思想进行一番巡礼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辨析路径有着类似的倾向，即越来越注重商品拜物教话题的文化审美维度。这说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和发展，原先仅发生在西方社会生产领域的问题带来了文化方面的回应，而思想家们的理论阐释证明了文化领域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关键性的变化。因此，这也构成了该书要研究的主体部分——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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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拜物教与大众审美文化
那么，商品拜物教是如何进入审美文化语境，并且和文化产生联系的呢？本书从第三章起论述了传统文化解体，大众文化应时而生的大背景，从审美文化转型的角度切入，从而指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文化结构：商品化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大众文化又是商品化的文化体现。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商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早已经超出了马克思阶段的范畴，它不断由相对狭义的物质领域向整个文化和文明领域全面渗透。而德波尔所言的“景观社会”的形成即是“商品拜物教原则”的“完全实现”。同时，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关于“商品拜物教”中的“商品”也逐渐脱离其实体性质而具有虚幻的符号性——意象（德波尔）、类像（鲍德里亚）。至此，书中在第三章末尾对上述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因为人们消费商品的形象、外观的行为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们寻找替代性梦想的文化。
所以，本书之所以从第二章详细考察西方学者对商品拜物教在文化发展各个时期的显现方式的批判，正是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对作为商品化得以实施的载体——大众文化的批判。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与商品拜物教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批判的焦点。为了更加深刻揭示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开放性，该书在第四章除对阿多诺、德波尔、鲍德里亚等思想家在理论问题上的混淆和悖论进行了剖析外，作者还指出了拜物教的话题转向的问题，如从批判转向了对文化差异的生成条件的探讨——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共同编织并钩沉出了20世纪文化批判这一庞大、多元和丰富的谱系。
然而，在20世纪的文化生态圈中，大众文化的比重越来越重，这已然成为了一个不可辩驳且不能回避的现象存在。因此属于精英文化的知识界和文化界也开始研究大众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以期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能够为当代文化的整体研究找到一个基本的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主要就是对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在书中第五章，作者一方面深入大众文化的内部考察固有属性（如共享性、相对性、霸权性），并由此指出它遭到精英文化反对的根源。另一方面，作者从其对立面——作为精英文化的现代主义艺术入手分析二者复杂的交织关系。诸如从19世纪下半叶印象派对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敏锐捕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商品化题材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主题。作者更是在最后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的创作观念、表现手法和批评理论尚且受到高度商品化的侵扰，艺术作品的收藏和拍卖方面所受到的市场交换逻辑的影响更可想而知。因此，对商品拜物教话题的讨论也必然而且应当成为西方艺术领域中的重要话题。
正是经历了上述漫长的历程，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商品拜物教将“商品活动”与“审美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本书第六章意在厘定存在于二者之间缠绕纷纭的关系，虽然二者的联系显而易见，但又因其本质不同而存在冲突：人类的商品化逻辑与人类原有的追求自由天性的精神逻辑之间存在一种冲突和悖论。但是，作者也指出：这种冲突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思维能力本身的有限性造成的，……之所以是悖论是因为它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必然经历的，是逻辑本身的错误，而不是对逻辑规则的违反。面对这种悖论，需要有开放的辨证的思维方式，需要做具体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社会实践，需要对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多角度的深入剖析，而这将是另一个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课题。
三、商品拜物教——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
时至今日，商品拜物教这个命题提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仍然还要对它进行研究呢？
在西方20世纪的文化批判谱系中，各种主题和层面的批判并不是同时展开的，而是经历了很大的历史跨度，但由马克思确立的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维度始终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母题之一。此外，就最近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而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精神文化的变化和矛盾，也必然使商品拜物教这个理论话题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学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因此，在最后的余论中，本书作者高岭对这个疑问作了最恳切的注解：“虽然本书的论述对象是西方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但是本书的写作却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审美文化领域尤其是大众审美文化中的商品拜物教问题的各种变体形式。对此类现象和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如何建构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观，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和谐发展，依然需要我们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出发来做具体的思考和求证，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依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之一。”
注：
《商品与拜物——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 高岭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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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高岭，美术学博士，1964年出生，祖籍山东郓城。1982-198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和美学专业研究生学习，198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服装学院。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美术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2005年获得美术学博士学位。
自1987年开始，翻译了许多西方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文献，并且先后在国内外许多艺术专业报刊上发表当代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当代艺术家的评论文章300余篇。先后参与了国内许多重大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组织和学术研讨，如1989年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学术秘书）；1996年国际艺苑“现实：今天与明天”首届当代艺术展览暨作品拍卖会（艺术主持之一）；2001年“感受金钱”当代艺术展（艺术主持）；2006年中华世纪坛“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秘书长、策展人之一）；2006年今日美术馆“中式意识——审美营造的当代复兴”（策展人）；2007年香港大会堂“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今日美术馆“黑白灰——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策展人）；“动物凶猛——动物艺术的中国方式”（策展人）；2008年“当代•红光亮”（策展人）等。重要艺术批评文章被收录到《镔铁——1979—2005最有价值先锋艺术评论》（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众多图书文集中。2008年与他人共同发起创办独立艺术批评杂志《批评家》，任编辑部主任。出版有《神州纪行》（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鉴证——高岭艺术批评文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
后记
本书是在我四年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记得论文从开始酝酿到确定选题，再到几易其稿的写作，前后近两年的时间。它是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做学生三年学习成果的总结，更是我多年来关注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的一次集中表达。
如今，这份论文在我毕业四年之后，即将付梓出版，而且出版社竟然是我的第一母校北京大学的出版社，真是令人感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有幸在北大哲学系度过了七年的本科和硕士学习生涯，在自己的精神深处迄今保留着北大人特有的风骨和对母校深深的眷恋。时光荏苒，岁月蹉跎，我因为自己自小对艺术的喜爱而长期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复于七年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得到了美术理论界先贤达人的指教和帮助，时至今日，他们当时的身影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指导教师王宏建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着论文的进展情况，从主题、结构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对于有些关键性问题的探讨，可谓耳提面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先生在论文开题和小稿初成之时，对论文展开论述时的客观性和正反两方面观点的辨证性，提出了需要注意的方向。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好友、师长易英的热情关心和指教。论文中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尤其是一些英文资料，是在我参与他当时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的讨论时获得的，论文中的有些想法也是在该课程的讨论中开始形成的，值此论文出版之际，谨表由衷的感谢。
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国家图书馆等许多文献资料提供单位、机构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的助手、《批评家》编辑部的编辑杨涓，是她的帮助，使得本书的配图部分内容丰富了许多。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先生，是他对学术严肃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地快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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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