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空间·场域”胥建国公共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
开幕时间：2026年4月25日下午3:00
展览时间：2026年4月25至2026年8月8日
展览地址：成都艺原美术馆成都市双流区空港国际城一期7栋3单元3层
主办：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
承办：成都艺原美术馆
协办：四川美术学院四川校友会公共艺术专委会、山东省文化创意设计行业协会美育与创意专委会
策展人：柳光苏、陈胄
学术主持：张敢、李江
艺术总监：吕以忠
展览统筹：张健
“文脉·空间·场域”胥建国公共艺术展前言
文脉铸魂，空间塑形，场域传情。当艺术走出展厅、融入城市、对话历史，公共艺术便成为连接文明基因与当代生活的精神纽带。2026年，文脉·空间·场域——胥建国公共艺术展登陆成都艺原美术馆，以学术为标尺、以创作为载体，系统呈现著名雕塑家、理论家、教育家胥建国先生数十年公共艺术实践的思想脉络与创作成果。
作为从中原沃土走向全国的文化学者，胥建国先生深耕雕塑、公共艺术、美术教育与理论研究数十载，近一年来先后在北京延庆铸造艺术区、洛阳美术馆、池州展览中心、郑州美术馆举办素描雕塑作品展、从艺五十年回顾展、新理性主义美术实践展，以素描、黑白装饰画、雕塑、文献手稿构建起完整的艺术谱系。其创作扎根东方美学，融通中西造型语言，以“新理性主义”为内核，将传统哲学思想、民族艺术基因与当代空间叙事相结合，完成了从个体创作到公共表达、从形式探索到文化传承的跨越。此次成都展览，既是他艺术生涯的再次学术梳理，也是其公共艺术与巴蜀地域文化的首次深度对话。
本次展览以文脉、空间、场域为核心命题，全面展出胥建国先生的素描、黑白装饰画、雕塑原作，公共艺术文献、创作手稿、项目照片及出版专著，立体还原其从案头构思到落地呈现、从单体创作到城市叙事的全链条创作历程。展品既包含早年扎实的造型习作，也有凝练东方哲思的抽象雕塑；既有面向公共空间的大型方案，也有记录创作思考的文献档案，清晰勾勒出艺术家以文脉铸魂、用空间塑形、藉场域传情的创作路径。
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文脉是文明的基因传承，是华夏美学精神的当代转译，是对“和而不同”“大道至简”等东方哲思的视觉诠释；空间是艺术的载体与边界，是展厅、广场、城市与大自然的多维延伸，是形式与功能、个体与公共的平衡共生；场域是艺术、空间与人的情感共鸣，是历史记忆、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交汇之地，让公共艺术真正成为可感知、可对话、可共鸣的城市文化符号。从北京到海南，从中原到西南，胥建国先生的公共艺术始终扎根在地文脉，回应空间属性，构建精神场域，让艺术走出象牙塔，成为滋养城市、连接公众的文化力量。
本次展览以高规格学术配置打造专业公共艺术展览平台。展览历经一年筹备与精心布展，旨在以胥建国先生的创作实践为样本，探讨公共艺术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为巴蜀地区公共艺术的学术研究、创作实践与公众普及注入新的活力。
锦江文脉悠长，蓉城空间开阔。当中原艺术风骨遇见巴蜀人文气韵，当经典创作对话当代场域，这场公共艺术盛宴，既是一次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也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艺术思考。愿观众漫步展厅，于线条、形体、文献之中，品读艺术与文脉的共生、创作与空间的对话、审美与场域的共鸣，感受公共艺术赋予城市的温度与力量，见证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文脉传承与创新生长。
胥建国先生深耕当代抽象雕塑与公共艺术领域，其作品以抽象思考为桥梁，串联起古老文明智慧与当代艺术创新。他打破“抽象思维为西方独占”的偏见，指出抽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认知范式，带领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中的抽象思维传统。中华文明源头的符号中蕴藏着成熟抽象思维，河图洛书、太极八卦以图形揭示宇宙规律，原始彩陶与青铜器纹饰则通过凝练的语言，超越具象表象，表达万物本质关联，是先民抽象认知能力的见证。中国先民在造型艺术中，不满足于对自然的简单摹写，而是通过夸张、变形、提炼对物象进行解构重构，实现从具象到抽象的升华，这种对事物本质的挖掘，成为当代抽象雕塑的文化土壤。在当代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困境中，胥先生为行业开辟了可行路径：将中华文明的抽象思维融入创作，让作品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证明了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的滋养价值。他的探索不仅是对传统的回望，更推动了当代抽象雕塑和公共艺术在传承中开拓的新语境。
柳光苏 陈胄
2026.4.18
公共艺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
胥建国
公共艺术产生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随着二战后经济的恢复，欧美城市中出现了一些造型观念和表现手法不同于传统城区雕塑的作品，这些新的雕塑和景观艺术被统称为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诞生与后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关系紧密，二者对公共艺术的兴盛起到了催化与助推作用。但公共艺术出现的更主要因素是市民阶层公共意识的觉醒，对享用公共空间、拥有公共权力等要求的提升。
公共艺术出现后很快就被世界许多国家接受，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这说明公共艺术的诞生顺应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求。
为了让公共艺术可持续发展，一些国家成立了专业委员会，譬如1965年美国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会”，从法制上确立了公共艺术的合法性。委员会针对公共艺术实施与发展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办法，以保障建设公共艺术资金的来源与合理使用，其中一项就是规定所有新建或翻新建筑项目必须将总投资的1%用于购买艺术品或建造艺术品的“艺术百分比计划”。
公共艺术不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服务于神权、王权的艺术，也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等时期建造在建筑内外及广场上的纪念性、主题性、装饰性、功能性雕塑，它表现的主题更多元，形式更丰富，在表现手法方面跳出了传统雕塑的写实、夸张和象征，尤其以抽象主义、构成主义、极简主义等艺术观念创作的作品为公共环境带来了新的视觉，受到了公众的认可。
公共艺术和当代艺术几乎同时诞生，当时的现代艺术已转入式微。公共艺术在参与艺术家和作品方面与现当代艺术都有关联，但它不似现代艺术关心“我如何感知世界”，强调形式、个人精神与自我突破的现代艺术，也不像当代艺术追问“谁在定义世界”，关注权力、身份、社会结构与现实问题，更在乎作品的公共性以及作品是否尊重公众权益和参与意识。
公共艺术兴起后，包括毕加索、考尔德和塞拉这样的现代艺术大家都曾为城市广场创作公共艺术作品，作品落成后引发社会的不同反响为公共艺术日后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毕加索1967年创作的作品坐落于芝加哥市中心戴利广场，高15.2米，造型呈现的是一位女性的侧脸，落成后许多公众不太喜欢，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考尔德1974年为芝加哥联邦广场创作的《火烈鸟》高16米，作品表面喷涂的红色十分鲜艳，与周边灰色建筑群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而相比毕加索和考尔德作品境况，塞拉1981年为纽约联邦广场制作的《倾斜的弧》从落成伊始就备受诟病，那高12米、长120米的黑色钢板就像一座高墙将广场一分为二，改变了原有的空间环境，影响了公众在广场上的自由穿行，最终不得不将作品移出广场。
塞拉这个事例说明，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不等于就是一位好的公共艺术家，一件优秀的艺术品也不等于就是一件好的公共艺术品。两者之间既有从创作到设计的转换关系，也有多学科相互配合协调的需要。因为从艺术家到公共艺术家不仅需要身份的转换，还需要从艺术创作跨界到设计学、建筑学、景观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驾驭公共空间诸多复杂的要素才行。也就是说，一件公共艺术品从设计到实施需要多个领域专业人员的参与配合，否则就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综合几十年公共艺术发展经验证明，一件好的公共艺术需要艺术家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更需要关注作品放置地的人文、空间、场域以及公众心理和行为等因素，只有兼顾好个体与群体、创作与设计的关系，协同好相关专业人员和事务，才能胜任并顺利完成好一项公共艺术项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新中国一批国家重点建筑项目的实施，一些配套的纪念性、主题性、装饰性雕塑应运而生，譬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农业展览馆前的《人民公社万岁》圆雕，众多城市广场建造的《毛主席像》和《工农兵群像》等。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像西方那样的公共艺术概念，但客观上对艺术公共性的普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七十年代末，有两件事对公共艺术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1979年由张仃先生主导的北京国际机场壁画引发的对艺术公共性的探讨；二是由刘开渠先生提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1982年成立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1992年经文化部、建设部批准更名为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建设委员会)开始对各地城市雕塑项目审批及实施进行指导。前者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后引发了学界对艺术公共性的思考，后者作为政府机构对公共艺术领域的城市雕塑建设形成了积极的引导。中国公共艺术的兴盛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和公共意识提升为公共艺术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后的三十年里多所艺术院校成立了公共艺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或公共艺术研究中心，对培养公共艺术管理与创作人才、展开学术研究、策划组织展览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省市建造了城市雕塑或壁画，部分城市还兴建了大型的国际雕塑公园。这种多元的发展为中国公共艺术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展现出中国艺术家植根本土文化，努力打造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决心和创造力。
作为中国公共艺术从兴起到繁荣的践行者，我了解公共艺术是在八十年代初读本科时。当时北京机场壁画引发的艺术公共性讨论曾受到广泛的关注，譬如面对机场贵宾休息厅或地铁中转站两个不同功用的环境时该怎样创作之类的话题曾影响了众多艺术家。这些讨论对我认知公共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使我明白了公共艺术不同于单纯的艺术品创作，它在艺术创作基础上还需要关照作品放置环境的人文需求和功能要求，并以此来选择作品的主题和形式，确定作品的尺寸、材料、工艺等，解决好创作与设计的关系，平衡好艺术个性与群体共性的关系。我有关雕塑和公共艺术的理论研究十余万字初稿完成于1997年夏，199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即《走向新雕塑》。
我的公共艺术实践可分为雕塑创作、活动策划和教学实践三部分。创作的第一件公共性雕塑是在1987年夏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受家乡邀请为洛阳黄河漂流队长雷建生烈士塑像。作品前后做了小半年，从研究人物形象，反复看视频和照片，到与烈士亲朋好友促膝相谈，从泥塑小稿的推敲到正稿的翻制、安装完工，可谓是完整体验了一次公共性雕塑创作的全过程。
《马骏胸像》 胥建国 铸铜 高3米 1994年 北京市
我创作的第二件公共性雕塑是1994年北京市与朝阳区两级政府的重点艺术项目《马骏胸像》。这件作品在创作时为了突出纪念性，强调了雕塑与墓园空间环境的协调性，在尺度和色彩方面注重了雕像与小广场、通道以及周边绿色松柏的关系，营造出了一个以雕塑为中心，充满肃穆沉静氛围的公共环境。
《众志成城》 胥建国 金属 高36米 2001年 秦皇岛市
2001年是我公共艺术创作最具探索和收获的一年，秦皇岛人民广场标志性雕塑《众志成城》充分展示了我对抽象雕塑的研究成果和对大型雕塑空间尺度的掌控，使雕塑与道路、广场形成了中轴线的对景和城市水平线上的一颗靓丽明珠。三个耕犁和中心火箭组合成三个大写的”人“字造型旋转向上，象征了万众一心、开拓拼搏奋的时代精神。《置景艺术·百家姓》利用已建环境条件，采取书法和篆刻结合的形式，选用小区业主的近百个不同姓氏将其刻在庭院陈设的众多石头上，在探索公共艺术民族化过程中也向民众宣讲普及了公共艺术。
在我策划组织的公共艺术活动中投入精力最多、成果也最大的是”2001中国延庆·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2002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展暨学术研讨会”和”2003中国福州·国际城市雕塑展暨学术研讨会”。连续三年的大型公共艺术活动，近百个国家的艺术家参与并创作出三百余件高水平作品，不仅带动了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胥建国 锻铜 高5米 2013年 北京市总政歌舞团
我的公共艺术教学实践始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面向本硕学生开设“公共性雕塑设计”课程是在清华美院成立后。课程教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介绍国内外优秀公共艺术作品，结合我的最新公共艺术实践经验，让学生了解公共艺术的发展脉络、创作思想和先进设计理念，进而掌握创作设计方法，为日后开展公共艺术创作、策划活动做好准备。可以说，在25年前的新世纪之初开设公共性雕塑课程既填补了国内专业院校在公共艺术教学上的空白，也为日后丰富公共艺术教学和培养具有公共艺术设计能力的新型艺术家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大道至简》 胥建国 锻铜 高10米 2017年 潍坊市
中国公共艺术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从初期以城市雕塑、壁画点缀装饰逐步拓展到社会参与、在地性表达和文化创新，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在打造城市艺术特色过程中，也承载了地域的文化记忆，通过实践强化了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参与性和互动性，为丰富民众文化艺术生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面对未来世界艺术发展，中国公共艺术的道路还很长，还有待国家对公共艺术加强宏观管理，制定并完善更多相关制度和实施办法；避免作品的同质化和庸俗化，不断提高艺术家的公共艺术创作水平和民众的审美水平，通过更多的跨学科合作推出有原创性和中国文化内涵的公共艺术作品；进一步健全大专院校公共艺术的教学体系，培养更多面向未来、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共艺术家。
2026年4月15日于荷清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