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
纸本 手卷
石涛，一个明代王孙，在国破家亡时无奈遁入空门，以其天纵之才，毕生精力，倾注于书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各个门类如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乃至佛像都取得了极高成就。他无师自通，愽洽多能，从不重复古人重復自己。凡阔笔写意，工笔青绿及细笔白描都能法随境生，气韵悉备。他善书法，正、行、隶、草，稍一涉猎，便深得古意而自成我法，诗文长跋，更妙得天真，与其画笔相映发，如珠翠共辉，允称三绝。他又精于画理，以禅悦儒学，观照其一生心得，撰成《石涛画语录》一书及无数题画妙文，倡导“我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诸说，论述精辟，发聋振瞆，为我国古今首屈一指的有理论、有思想、有系统的论画著述，对开启后世之画学研究有莫大功劳。故论者称他为“我国画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最具创新精神的画家”之一，决不为过。
石涛才思敏捷，勤奋精进，一生留下作品极多。由于近百年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及公私藏家的关注与喜爱，他的多数精作力作都已收入中外各大博物馆中，民间留存的精品已不多见，而即将在中国嘉德2013 春季拍卖会亮相的石涛《黄砚旅度岭图》则正是一件多年未遇的传世杰作。
黄砚旅，全名黄又，字燕思，砚旅是他的号。清初歙县人，长期居住在扬州，是石涛的好友与艺术赞助者，一个有强烈遗民情结的诗人。他好游，“足迹几遍海内”，在各地不遗余力地收罗先朝遗迹遗事。石涛此卷，正是黄砚旅漫游塞北逋归，又计划南游闽、粤，预先约请石涛精心绘制的纪念性图卷。卷中画黄砚旅毡帽布袍，腰系丝绦，屹立于山岗之上。肖像画得极为传神，诗人双目炯炯，气宇轩昂，一种不惧艰险的神情跃然纸上。身旁虬松高耸，峭壁入云，崖上道边，寒梅怒放，万蕊千枝，香清骨劲，象征了画中主人公的人格意向，也点出了他身处的境地——俗称梅岭的大庾岭，一个由江西通向闽、粤的必经之地。画境构思严密，形象精准，在一贯的纵恣潇洒之中处处流露出不欲发越太甚的严谨创作态度，是石涛难得的经意之作。在创作这幅《度岭图》之后，石涛又为黄砚旅画过二册他的南游诗意图册，亦都是非常精彩的经心杰作。足见石涛与黄砚旅非同寻常的友谊及黄又在石涛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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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
纸本 手卷
得到石涛这一画卷后，黄砚旅便带着它由浙江至福建、广东，而后又渡海到海南岛，再北返经江西而归，历时二年，行程数万里。所到之处，他的一些旧友新知都在这个画卷及卷后留下了诗文题跋，对黄砚旅搜讨先朝遗迹、烈士隐逸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与人格表示敬佩。四十多位题咏者大多是前朝遗民，自然声气相投。也有一些是已入清为官且地位不低的文坛名士，如王渔洋、梁佩兰等，他们同样对黄砚旅这一壮举给予热情的赞扬。虽然大家对黄氏此行的目的说得比较隐晦，但都借此机会表示了自己的姿态。
尤为难得的是，本卷还有石涛与黄砚旅的共同友人八大山人、孔尚任、李麟等人的长篇诗题。八大为别人作诗跋极少，他对黄砚旅的壮游亦赞佩有加，书法更是他晚年开门见山的典型风格；而《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诗题同样是世不多见，故弥足珍贵。李麟则因其《虬峰文集》中关于石涛、八大的多处记载而成了八大石涛研究者避不开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此卷后的长篇诗题，无疑是记述石涛交往圈的重要文存，可补《虬峰文集》之缺。因此当这个被日本一位著名鉴藏家秘藏了六、七十年的珍贵手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京偶一露面，立即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珍爱与关注。著名学者汪世清、海外石涛研究专家乔迅、日本、中国美术研究权威古原宏伸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章与论文论及此卷，对石涛、八大与黄砚旅的交往，对黄砚旅闽、粤之行的目的、行程以及本卷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意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与极高评价。
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局部)
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局部)
作为记游性的肖像画，石涛并没有在《黄砚旅度岭图》上落款，（古代肖像画包括行乐图，大多不落画家款识）但见过这幅画的专家学者异口同声地指认这就是石涛的作品。古原宏伸在他《中国画论的研究》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考证此卷，标题就是《石涛黄砚旅度岭图卷》。乔迅也特别指出“别忘了，这幅画可是出自中国西南方桂林地区的大明宗室之手。”“石涛在此处不只噤声，更以实景图宛然在目的铺陈手法，创造出混融了历史回应的幻象。”在他那本著名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一书的注释中，乔迅也和古原宏伸一样，多次明确标明《黄砚旅度岭图》为石涛所作。汪世清在见到《黄砚旅度岭图》的影本时，正在撰写有关八大山人的系列考证文章，他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南州喜晤黄砚旅——八大山人小考之七》，考证了八大山人在《黄砚旅度岭图》后题的那首七言诗。认为：“八大山人和石涛，一在江西，一在江东，素未谋面，但像黄砚旅这样的共同朋友，却在两位艺术大师间不时地沟通着。这次‘南州喜晤’，也必然会增进八大山人与石涛的了解。”
在乔迅论及《黄砚旅度岭图》的作者时他这样说：“至少在山水的安排上，其风格与品质皆指向石涛。”以风格来考定作者或作品的真伪，自然是鉴定古书画的重要依据。乔氏的书里印有一幅华盛顿沙可乐美术馆藏的石涛补图的《洪正治像》，构图与《黄砚旅度岭图》颇为近似。这种创作习惯更反映在他的笔墨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石涛《余杭看山图》近岸的梅树画法与《度岭图》上的梅树画法同样十分相象。另北京故宫博物馆藏的石涛《花卉杂画图》册八开之一《墨梅图》，上博所藏《梅竹石图》扇页其枝干转折处笔与笔之间常留一很大空隙，仿佛似生生折断一般，《度岭图》松树下一棵浓墨梅树也是如此，枝与枝之间断得很开，在其他画家的画中却很少见到这特殊画法。卷中山石的画法则更为典型，例子很多，此处仅以故博藏石涛《山水》册十开之一以及王季迁藏《溪南相思图》轴，与《度岭图》作一比较，即可见风格特征之出于一手。其稍稍有别的是故博一页及王氏藏轴都用生纸，《度岭图》则用熟纸，故墨晕不同，但笔法却极为一致，具有石涛一贯的洒脱纵恣风格。乔迅所说“风格与品质皆指向石涛”的判断是可信的。
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局部)
当然，还有一些附助依据可以帮助我们断定此卷的作者。本卷贉尾及其本幅上数十位黄砚旅的旧友新知的诗跋，相信谁都不会否认他们的真实性。他们与石涛几乎都是同代人，而那个时代，具石涛这种风格的所见没有第二人，他的弟子程鸣等与他的风格和水平都有很大差距。他另一名传人石子乾，据刘九庵先生考证为石涛后人，但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石涛完成《度岭图》时，石子乾估计尚未入“大涤堂”之门。所以，1699年为黄砚旅南下而创作这幅纪念性作品的只能是石涛，这是由风格及艺术史角度纵合思考作出的判断。
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局部)
鉴定此画的附助依据还有一些可以附带一说，前述黄砚旅从岭南回扬州后请石涛画的那套《黄砚旅诗意册》，计三十开，二十二开为香港至乐楼旧藏，另有四开在北京故宫，一开在浙江博物馆，余已散佚。据石涛自题该册用的也是罗纹纸，与《度岭图》卷后题跋的用纸一样，显见这是黄研旅喜爱并收藏颇多的纸张。但《度岭图》本幅因要画肖像，罗纹纸簾纹密，脸部难于晕染均匀，故用了上好的白棉纸。可见黄砚旅是一个深知画理的行家。（他对石涛的赏识，亦足以证明他确是一位知者）
并非偶然巧合的用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度岭图》诸家题跋的非伪，（当然各家书法的时代气息及王士慎、八大、孔尚任等人用印的有据可查，同样显得十分重要），题跋的可靠又反证了画作的可靠。
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局部)
石涛(1641-1707年后) 黄砚旅度岭图卷(局部)
另一个可借助审定此卷的依据是它曾经是清代乾、嘉、道时代极负盛名的鉴藏家戴培之的藏品。戴培之是镇江人，与黄砚旅定居的扬州仅一江之隔，戴培之从黄氏后人购得此卷的可能性极大。戴培之在本幅及拖尾上共计盖了三十二方印章，有些印章尚未见诸印谱。戴氏印鉴的可靠将我们的鉴定目光推前了一、二百年，它与近代作伪高手张大千已毫无关涉。《度岭图》为石涛手笔由此又多了一层可靠的保障。
据《度岭图》题跋的记年推知，黄砚旅完成各家题詠，先后化了二十多年时间。为携带方便，更为了方便诸家题写时有所改动，他不可能先期装裱后再征题。自己粘接的纸卷很容易脱落，由于包装与储藏处不一，数十年未经装裱的尾纸有些已经霉变，有些则保存完好，这是手卷递藏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曾见明人叶盛《行书》卷，五百多年了仍未装裱，依原样分为六段，纸色亦不再一统。若凭表面状态来判断真伪，很容易误入歧途。（本卷最后一次装裱，次序已乱，亦可证递藏之多变。）
石涛《度岭图》本幅及卷后很多题詠者，古原宏伸等学者已作过认真的考证。随着文献资料的日逐公开，学者与爱好者们的这种研究与考证，定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度岭图》的艺术价值与重要的历史价值，将进一步得到重视与光大，这是可以预期的。
【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