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斯汀格尔（Rudolf Stingel）在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的作品
当被《Art in America》的记者问及他最想从自己的“前辈”那里了解些什么时，Massimiliano Gioni提出了与组织一场规模如此盛大的展览的实际情况相关的一些严肃问题。以下便是之前5届的双年展总监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坦率回答。
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总监Francesco Bonami
问：你有多少时间来策划双年展？这对过程和结果有影响吗？
Francesco Bonami：他们给了我足够多的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在2002年的3月份被任命的，因此我就有1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就非常完美。给你的时间越多，你的展览可能会变得越不新鲜。
问：你的预算是多少？你自己筹集到了多少资金？
Francesco Bonami：我不记得了。我当时也没在意。不过可以说我完成了99.9%我们在一开始就考虑到的东西，包括在科雷尔博物馆（Museo Correr）举办的一场绘画展，那花了我们许多钱。我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总理事——Renato Quaglia，虽然他快把我逼疯了，但也是他筹集到了必需的资金。
问：在策划那一届双年展时，你的目的是要与你的同行对话，还是要面向更广泛的观众？
Francesco Bonami：那场展览是我和我的同行一起打造完成的——这其中就包括了Massimiliano Gioni本人。我想要吸引更多的观众，这就是展览的副标题被定为“观众的独裁（The Viewer’s Dictatorship）”的原因。
问：你想做一些与之前的总策展人们所做的不一样的事吗？你完成了这一目标吗？
Francesco Bonami：当然。我想做一些无确定答案的东西，这个过程充满了欢乐、混乱，就好像世界末日或是庞贝古城的末日一样。这样的疯狂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
问：你在整个展览中参加的最复杂的项目是什么？
Francesco Bonami：“Utopia Station”，大概有120位艺术家参加，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特别项目、表演以及讨论活动。整个过程自开幕至最后一刻都在不停地改变。
问：你面对过的最严厉的批评是什么？
Francesco Bonami：展览让人觉得恶心，而我就像是希特勒一样（这是美国评论家Kim Levin所认为的）。恶心这一部分很好理解，但我不懂为什么说我像是希特勒。
问：你在双年展的策划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Francesco Bonami：我失去了体重，还有我的婚姻。而我学会了只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事，那么它就不可能失败。
问：你觉得你的双年展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你认为它给双年展本身的历史带去了什么影响？或者说你认为它改变了一场双年展可能有的形式吗？
Francesco Bonami：你想让我告诉你我认为它是最后一场真实的双年展，或是现在的人们都很想念它？我的展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现在轮到Massimiliano Gioni去开始另一个时代了。到目前为止，03年之后的那四场双年展都在尝试能够从我的双年展里恢复。我的双年展就像是这个制度体系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双年展几乎已经死亡，而我就是流淌在其血液中的胆固醇。我只希望Massimiliano Gioni不会删掉我的傲慢或是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