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昌
阿昌的院子让我瞬间有了回到昆明的感觉，池塘小径，郁郁葱葱，乌龟王八鱼。任何一棵树长得都比他本人还要高，就连那最没有情绪的深灰色水泥墙，也被阿昌劈的柴火从底到顶严严实实地覆盖了起来，充满了森林的气息。“这是我的一个作品，昆明被毁啦！”阿昌说，他也不怎么回去了。
好了伤疤忘了痛
阿昌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当我在他的客厅里看见《铸》[1]的作品影像被做成黄色的柱状雕塑，一层层的，四面都是他从水泥柱里脱身而出的形象而他却在自己的头上套了若干只袜子晾着的时候，那种残忍和痛苦早已荡然无存。在工作室一进门的地上，摆着还没完成挑选的行为图片。“一万四千张，发过来，我选一遍，一千二，再选一遍，一百，一百都能用，再挑二十。”阿昌低着头，用脚摆弄着图片。“这张可以，”图片被排在入选之列；“这个……不好，不要。”图片被踢了出去。“这个换成这个吧。”阿昌自言自语，粗糙的脚掌在地上划来划去。
“不工作的时候嘛，我就在家。我不爱出去，也不爱动。朋友吃饭，我就找最近的，二十米外的饭馆，把他们都吃腻了！哈哈哈，然后说换一家吧，结果又远又不好，下次又吃回这家二十米的。”
“我不像老艾他们，早上九点起床，看一个小时的书，助手们把什么都打理好了，弄弄这个弄弄那个，每一天都是这样。他还劝我没事学学英语！我说你没事能不能不工作？能不能歇歇？诶，你英语好么？”
“我做行为嘛，就是有好玩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就想去实现它。我是标准无疤痕体质。你看，这里，长好了；这里，还有这里，一米民主的，”阿昌把领子拉下来，“它们长着长着就没有了。不过这几年没有以前新陈代谢那么快了。”
“当时没有钱嘛（实施《一米民主》的时候）。这作品又没什么成本，一个房间，一张床。往那儿一躺，摄影师两个，一个实习护士，成本低，有钱就大家分分，没钱就都来给我帮忙。我想啊，中国这么多年吧，好的坏的发展肯定是有的，经济、文化，政治上面……”阿昌一撇嘴，“要是我孩子长大了环境还是这样，我说它一米都是夸张的，一厘米，差不多。不过有些事，赶上了就是赶上了，赶不上也没有办法，人不值得太计较。”
“每个人都会对事情产生依赖，就像赌徒，输得倾家荡产，说，好，我砍了我的手再也不赌了！然后，砍掉一截手指，过了一阵，有钱了，手又发痒，又忍不住。”
“就像有好多个循环，”阿昌用手指蘸着杯子里的茶水，在桌面上画着一道道的曲线，“嗯，循环。每一次都想把前面的感觉覆盖掉。”
“所以你的作品看上去并没有系统的统一性。做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觉得哪一个让你最嗨皮？”
“嗨皮呀！都很嗨皮呀。还是会有依赖吧，行为艺术的这个形式我用了二十年。都很好玩嘛，没有最。”
“失去一根肋骨是什么感觉？”
“感觉呀，现在就没感觉了。刚做完的时候，我是锯断的嘛，所以总有一截在顶着我。感觉不是少，而是多了。睡觉啊，不能往那边侧，就平躺着，后来就习惯了。”
“外界对于你的作品评价总是说你狠，而你纯粹是为了好玩？”
“是啊。感觉有意思的想法就想去实现它。我才不在乎你们怎么写，反正我的作品在这里，怎么解读，现在不行还有未来嘛。可是你一旦说了，说错了，白纸黑字，那是要流传的！要是被我看见了，又刚好赶上我心情不好，我就要骂他了。前两天我就是啊，写了一篇短信，结果字又小眼睛又不好，还发错人了。对方说你骂我干嘛，我说我搞错了。”
“你应该说：我想你了。”
“对对对，这样好。”
“你玩游戏吗？”
“玩啊。现在就在打一个网游，升级打装备的。我现在是二百五十级，哈哈，二百五啊，到年底就能炼到三百了。我装备高，他们打不死我，我每天就是跑啊跑，不要给人打就好。我楼上有三台电脑，都是用来打游戏的，怕死机呗。也有迷糊的时候啊，捡个垃圾装备把高级装备给扔了。唉！”阿昌说着起来跳了两下，“都有嘛，摔个跟头。”
“在哪儿摔倒在哪儿趴着。”
“嘿嘿，起来接着跑呗，三百过了明年就能炼五百。”
“那就是俩二百五。”
“那就差不多了。”
“你觉得别人会不会对你有所依赖呢？”
“对我依赖？怎么可能依赖我，这么怂的一个人……对我还有依赖那他/她岂不是太失败了！”
威尼斯，双年展，High起
“如果下次威尼斯双年展，你还去么？”
“去。还去？不怕被刀子砍啊！”
“那你觉得双年展好玩么？”
“嗯，好玩啊！”说到威尼斯，阿昌明显兴奋了起来。“一百多年，就像一个盛大的赌场。还有那毕竟是国家馆嘛，这地位是无可代替的。”阿昌骄傲地掰着手指，“缪晓春，多媒体的开山鼻祖吧；王庆松，亚洲图片之王。亚洲十张最贵图片，他占了七张，还是从一到七。一个国家馆能有一两个撑得起场面的艺术家就可以了。就是政府，对我们、对策展人、对展览都太不重视了。时间又紧，赞助又少，两百万，场地费一交，剩不下什么了。春辰还从仅有的一点赞助里给了我一些制作费，你别看其他平行展民间能搞到那么多钱，你把任何一个平行展的大佬（策展人）搞到国家馆来，连两百万都拉不到！没钱我无所谓，我做行为的，我往那儿一站我就是作品。那其他人怎么办？官方的认识就有问题，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什么联谊活动都能拨个几千万，威尼斯双年展诶！”阿昌站起来敲了两下桌子，“这不是体现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时机么？那么少钱。去到那里什么都没有，全都自己干。”
“我在小涛的微信上看到了，去了先扫地打水洗地板。”
“我干得少，主要他们干。他们说我还不够扫地的资格，嘿嘿嘿。人家都有团队。我去之前就跟庆松说好了，他给我当助手，我给他当助手，我们互为助手。到了那里我就抓临时工：嘿！给你五块钱，把这给我拆了！拆不拆？不拆我把你给拆了！”
“听说你们之前都是在老缪家开会。”
“是啊，开会，开会烦死了，开了大半年！我参加过所有的展览，都没开会开这么长时间的！又不敢不去，生怕一不去，别人把你给顶掉了。”
“春辰喜欢开会？”
“谁喜欢开会啊！你喜欢啊？来来回回都是，什么方案啊、场地啊、作品方案啊，前前后后七八套，烦死了！他们都是老江湖，老江湖嘛，就是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从一开始策展人找到我们，说有可能做这个国家馆的方案，到后来又说要黄，再后来又有希望，后来又要黄，后来又有希望……折腾死人了。”
“这听着像坐过山车。”
“是像过山车。一开始大家都很激动啊，一会儿说能做一会儿说不能做，一会儿场地又变了，场地变了就改方案呗，一会儿又说方案通不过，一会儿又能做了。开始说油罐是文物，不能拆，后来又拆了……真是翻来覆去。等到最后说：好！国家馆的方案成了！我们能做了的时候，我们早被折腾死了。不过最辛苦的还是老缪，图纸什么的都是他做。”
“他不是有团队么？”
“团队不花钱啊？这又不是个明确的，说我要盖个厕所，或者我要盖个酒店。这是一会说盖厕所，一会说盖酒店，一会说在酒店里盖厕所，一会说在厕所里盖酒店。等到你们（外界）听到确切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早已经给烦死了。能去了，噢——”阿昌甩着手原地跑了两步，“就High起啊！老缪劳苦功高。”
“你们应该一人送他一面锦旗。可是在国内，我们听到国家馆的宣传似乎并没有平行展强有力啊。”
没想到这句话刺中了阿昌，他跳起来说：“这就是两方面的责任！一是国内同行，你凭什么不关注国家馆？威尼斯双年展的传统就是：一主题展；二国家馆。国家馆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同行都不关注。二就是国内媒体，那些数字是真的么？国外的统计不会骗人，国家馆访问量多少，很清楚。开幕的时候，泰特组织了50人的专业队伍，什么收藏家、批评家、学术人员，都来了。不比那些平行展，开幕一百来号人，五十个都是参展艺术家。第二天的研讨会我再去望一眼，十来个人全是国内的，自己人。根本没人跟他们玩。之前有做平行展的找到我说，我给你二十万，你退出国家馆。我说你扯淡。后来又说，我给你四十万，你不用退出国家馆，你来我这儿现场做个行为。我说，我说过了我这次不在威尼斯做现场，别给我来这烂事儿！”
当时我想问阿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意味着民间资本对于官方的胜利？看着他义愤填膺的样子，我没有开口。我怕我说了，他就把我拆了。
临走的时候阿昌找车送我出去，他猫坐在院子墙脚的石头上，打电话习惯用扬声器，声音大大的：“喂！你在哪里？有没有空来四百号院接个人啊！”
司机：“我在霄云路呢，二十来分钟吧。”
“什吗？二十五分钟啊！那我等你啊！”
我在他旁边坐下，一股浓郁的“中南海”烟草气息扑面。“年初的时候我去昆明，罗旭还提起你了。”我说，“估计是想你了。”
“哇！那个老妖怪，”阿昌咧着嘴，“他怎么样？”
“在洞里养着呢。”
阿昌笑着拉了一下裤腿，浅显的伤痕在夕阳下分外柔弱。
“有画廊代理你的行为图片么？”
“比利时的一个小画廊在卖。就卖了两张，一年就卖了两张。一年要卖三张我才能活啊。国内就是麻烦，什么企业啊、老板啊、策展人、基金会啊，拿个三五万也得跟你计较半天。然后就说‘下次吧，下次’，谁还跟他有下次啊！现在威尼斯过后，跟我换水的都陆续把照片发回来了，挺好的。我有伊妹儿（E-mail）。”
“我被蛇咬过，”他伸出虎口给我看，“这里，已经看不到了。标准无疤痕体。我还剪过一个手指，”阿昌摸着左手大拇指指根，“我妈说我天生六指，出生没几天，咔！就给剪掉了。”
“啊！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这么大吧。”阿昌伸手比划了一下，一米左右。
“那你当时怎么想？”
“我想我天生就是个怪胎。”
【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