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现实之上——第七届昆明美术双年展艺术分享会

“现实之上——第七届昆明美术双年展”于2025年5月29日在云南美术馆盛大开幕。该展览系列活动之“艺术分享会”于2025年5月30日上午10:00在云南美术馆2楼举办，作为本届双年展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会议围绕展览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本届双年展以“现实之上”为主题，集中呈现了80后、90后艺术家的绘画作品，通过超现实、碎片化、心理化的视觉语言，探讨当代艺术如何回应现实、重构个体经验。展览自开幕以来吸引了大量观众，成为云南地区近年来最具当代性的艺术展之一。

分享会中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现实之上”的策展理念，认为这一主题并非脱离现实，而是对数字时代图像泛滥的反思。艺术创作者们需要在碎片化中建筑新的表达语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绘画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认为年轻艺术家的差异化实践是某种对全球化、同质化的回应，同时应该在个体经验与时代语境之间找到平衡。此次双年展及配套活动为云南当代艺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也为全国范围内的艺术交流搭建了有效平台。

以下是23位与会学者及艺术家的发言内容选摘：（按照现场发言次序排列）

分享会现场

上半场嘉宾发言

吕澎（著名艺术史家、策展人）：

艺术表达最珍贵的不是统一的认知或语言，而是差异本身。这次展览提出“现实之上”这一主题，我理解它不是指某种高于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对现实复杂感知的开放状态。我们每个人理解“现实”这个词的时候，其实都夹带着经验性的偏差。这次展出的作品虽然都不是纯抽象，但也没有简单的现实再现——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于某种经验现实，却在语言层面各自展开。我关注的是艺术如何在这种非统一语言结构中保持沟通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要求每位艺术家都达成某种“共识”，因为正是那种“不共识”的状态，才是艺术真正的力量所在。“超现实主义”原本是在20世纪初基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建立的体系，但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主义”来框定自己。我们要的，是打开艺术的无限可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找到独特的表达。我相信，这种开放性的多义表达，就是“现实之上”的真正意义。

罗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云南美术馆理事会理事长）：

自2012年昆明美术双年展成立以来，每一届都有连续性的学术脉络和清晰的主题结构。回顾历届主题，从民族性、消费文化、东南亚视角，到对当代书法语言的实验探索，始终强调当代语境中的文化自觉。我们尤其关注云南的文化土壤，它给予我们重新审视“现实”的机会，也让我相信艺术可以在本地经验中构建新的表达逻辑。近年来，我们重新审视云南本土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一举措不仅唤起了本土艺术从业者对20世纪80年代艺术情怀的共鸣，也进一步推动了艺术认知的标准化与社会化。此外，通过对当代艺术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与其作品风格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也正是我们策划工作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策划过程中，我想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个体与现实环境的互动，让观众不仅看到作品的美学面貌，更能感受到艺术家如何以独特方式回应时代语境。我相信，这种“现实之上”的观看与思考，有助于我们在碎片化世界中寻找精神的稳定性。

朱平（云南美术馆主持工作副馆长）：

非常高兴参加“现实之上”展览的分享，我代表云南美术馆表达四个感谢。首先，由衷地感谢吕澎老师及其团队，是他们将这样一个高质量、具备当代性的重要展览带到了云南。昨天不少本地艺术家也对我说，这是云南美术馆做的很具有当代性的一个展览；第二，要特别感谢罗江院长，正是他带领团队高效配合，推动了整个策展和展览落地，才有了今天这样高水准的呈现；第三，要感谢每一位参展艺术家，大家将个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带到昆明，不仅提升了展览的学术质量，也让云南观众得以面对面地接触全国范围内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绘画状态与艺术探索。无论从艺术史的角度，还是社会文化角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次实践；最后，我要感谢我们云南美术馆的全体同仁。为了这个展览，大家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在细节上投入了大量心力。接下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在座的批评家和艺术家们，多听听大家的感受与看法，谢谢大家！

董雪莹（“现实之上”第七届昆明美术双年展策展人）：

昆明美术双年展不仅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更应成为对现实议题的深度回应。从“河流之上”、“城市之上”、 “水墨之上”，到今天的“现实之上”，策展团队始终坚持从社会现实或针对学科困境提取策展线索。这次展览的主题“现实之上”，不是指脱离现实，而是站在现实图像之上重新组织、重构、思考。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艺术家成长于数字与图像高度密集的时代，我们的视觉经验早已不同于以往。如果说，文学性的近代社会，让我们调整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必须想象一个现实；而如今在后现代的社会，这种想象力实际是被破坏的。

我们当下时代的现实是一种脱离自然主义性质的现实。在这样的语境下，艺术家（创作者）如何创作建立在自己的创作方法就变得尤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变化在逻辑上几乎是被强烈需求的。事实上，这个展览是在回应这样的一个“大叙事”的问题。

最后，我们将这样一个的展览放在云南，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一方面，是对云南在新时期曾为中国美术做出过贡献的一种回应，在当下数字化语境中，这种在地复杂性反而提供了重新思考图像文化、媒介表达与视觉认知的重要参照。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这些复杂的视觉现象、图像方法和创作动因汇聚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观察窗口。

俞可（著名策展人）：

在本次展览中，我持续追踪着一个关键命题：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经验如何作为隐性基因，持续参与当代艺术语言的建构。上个世纪后的精神图像——那些集体理想主义与个体启蒙的张力、文化解冻期的视觉实验、尚未被商业化的原初创作冲动——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是在新一代创作者身上演化为更丰富的表达。

当80、90后艺术家在这段历史时间里，他们不再直接挪用符号或复刻叙事，而是将其内化为个体心理图式的构建方式。这种转化呈现两个典型特征：艺术家通过并置、隐喻以及超现实等图像重构，将公共历史经验转化为私人记忆装置。如本届参展作品中出现的“改制工厂的金属残响”“幻象式的量子化裂变”，实则是将集体记忆碎片重组为个人精神考察的样本。这批以架上绘画为主体的描绘年轻的艺术家不再追求外部世界的摹写，而是构建认知折叠装置——画面中并置的忧伤美学与赛博元素、手工质感与数字痕迹，形成对现实的多棱镜折射，揭示出历史经验在当下认知结构中的非连续性存在。

数字时代的海量图像正重塑绘画基础。展览中的图像悖论性赋能一种新的美学、其中算法生成图像等新视觉范式，既构成对绘画本体论的挑战，也催生出逆向描绘的策略。部分艺术家刻意采用低像素、数据过载等视觉语法，使画布成为抵抗图像速朽性的缓冲地带。今天，当大众沉迷于视觉快消品时，严肃创作者转而建立微观叙事架构：通过个人记忆的基因编辑（如家庭相册的AI重译）、地域性视觉密码（西南边地的巫术符号数字化）等路径，在信息混沌中重建意义锚点。这批年轻的艺术家，有效地利用正发生在科技理性、资本逻辑与生存实感的现实交汇，重组了自己的视觉。我尤为关注艺术家如何将80年代的思想遗产（批判意识、人文关怀）转化为新的文化生长，当算法推理为塑造审美、流量指标定义价值时，那些仍在进行的坚持，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行进的绘画重塑，实则是以视觉语法重建认知再次更迭。

本届双年展揭示的深层转向在于：艺术创作正从形式风格史转向为“认知整合实验”。现实体验、技术媒介、个体感知在此汇聚为新的视觉图像——它的每个切面既折射出80、90后的思想星光，也倒映着当代艺术生存的反思。唯有保持这种不同的文化体验，生态化的创造自觉，我们才能在记忆的消逝与重生之间，找到锚定绘画存在的视觉坐标。

田萌（策展人）：

当我们看到“现实”时，总会联想到现实主义。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现实主义逐渐淡出了学术讨论中。相应地，“现实”也似乎逐渐从艺术语境中退场。这次展览定名为“现实之上”，令人有些意外，这同时重新激活了对“现实”的讨论。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中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艺术介入到具体的社会事件、进入到具体的社会空间。这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这一转向更加强调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不是再现现实，而是介入现实之中。

“现实之上”也让我想到了九年前我策划的一个小展览“现实之实”。当时之所以重谈“现实”问题，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2008年之后，无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是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这都让艺术家重新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回应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需要思考艺术的现实“锚点”。现在看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正在进入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中国社会问题也趋于复杂，很难有什么样一个现象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关于对“现实”的理解，人们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艺术在回应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也必然呈现出了其多样性，甚至，这种多样性很难用一套认识逻辑将其统摄起来。于是，艺术呈现出了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承认碎片化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肯定了艺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肯定了个体性于艺术的意义。问题是，碎片化会不会让艺术陷入到一种自娱的艺术游戏，进而消除了艺术因分歧而本该有的张力？

看完展览，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展览都是绘画作品，且这些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展现出新的超现实经验。这种超现实经验，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更深层的心理经验的书写。“现实”在这里仿佛是隐匿的。但就像策展人界定此次参展艺术家的年龄为80后和90后一样，他们或许是希望在碎片化且超现实的个体经验中去构建两代人中的某些心理共性。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诸如一些介入社会事件和进入现实空间那样的艺术现实感，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现实的锚点是模糊的，是不确切的。“现实之上”或许就是对超现实经验的一种表述。在我看来，“现实之上”还是一个提示，即艺术需要回到现实的基点，然后再由此展现彼此的分歧与差异。现实是一个基础，我们的现实感的差异直接带来了艺术表达的差异。

林书传（策展人）：

当代中国绘画正在经历一场“风格失效”的危机。在艺术现场多年，我明确地感受到今天许多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似乎已经游离于语言系统之外。他们的作品往往情绪化、缺乏结构感，这固然是表达自由的体现，但同时也暴露出艺术语言建构的困境。近来，我特别关注“超现实”这一逻辑策略，它既可以是突破现实逻辑的通道，也可能滑向空洞的视觉消费。我坚持批评过分依赖市场判断的策展逻辑，它往往回避问题意识，只关注形式创新。而我个人主张艺术必须回应“真实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情绪的流露。我观察到现在一些优秀的年轻艺术家，他们试图从在地经验出发，构建独特的图像语言，这种现象让我感到绘画的希望。不过，我相信地方性的文化土壤仍然是艺术语言更新的重要来源，只要我们能回到经验深处，重新构建个体与社会的表达路径，绘画依然拥有巨大的可能性。

张钊瀛（参展艺术家）：

作为一个在不同城市和文化背景中穿梭的艺术家，我一直在思考自身创作路径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我曾在广州、重庆、天津等地工作和生活过，这种地理上的流动深刻影响了我的艺术表达。这让我意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这些中国年轻艺术家往往既要回应本土现实，又必须面对西方视觉体系的观看与评价标准。我的创作不只是形式上的探索，更是一种行动路径的记录。我更在乎的是作品背后的发生机制——它是怎么来的，它和我自身的经验、身体感知、成长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关联。我也鼓励我的学生在创作中回到自我，把创作当成一个个体经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表达。我认为艺术的意义在于建立起和世界的联系，哪怕这种联系是片段式的、破碎的，也比纯粹的观念先行更有生命力。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保有这种路径感，记录我在这个世界中不断寻求定位的过程。

林文（参展艺术家）：

我一直相信，艺术创作是与身体经验、生活环境深度交融的过程。在我的创作中，“潮湿”“破碎”“暧昧”等词汇经常被用来描述图像的状态，它们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风格，而是我在重庆生活时感受到的城市氛围、气候和节奏自然生成的语言。我不太认同把“超现实”理解为幻想或者逃避，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现实感知方式的转化，一种穿越时空限制，重新组织感官与经验的能力。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会觉得它“梦幻”或“朦胧”，但对我来说，那是生活本身的真实。我的图像结构往往不完整，不强调逻辑和透视，而是追求一种湿润、柔软甚至是迟钝的感知方式。我认为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是“在地性”——不是做“地方符号”，而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生成独特的图像语言。我始终相信，真正打动人的作品不是观念堆砌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本身生长出来的。

王瑾（参展艺术家）：

这次参加昆明双年展，对我来说不仅是展示作品的机会，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检视。我习惯在自己的空间里创作，2020年以后很少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并列呈现。当我的作品被放入展览空间，与其他作品发生关系时，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比如风格的重复、情绪表达的局限、甚至某些表达上的惯性。这种现场的对比，让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创作逻辑。我开始明白，艺术不应该是封闭的自我表达，而需要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被审视、被回应。虽然这种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也很真实。我觉得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投射，更是一种不断被挑战和再构的过程。参加这个展览让我获得了这种挑战，也让我对未来的创作方向有了更多思考的动力。

刘春柳（参展艺术家）：

我的作品经常围绕“日常”与“重复”展开，像这次展出的《早餐》和《餐桌上的一千零一夜》，其实都源自我对生活中琐碎物件的观察与感受。《早餐》是在疫情后的某段时间完成的，那时特别关注身体状态、心理波动以及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而《餐桌上的一千零一夜》则是我用陶泥和重复劳动去构建的一种仪式感，试图让琐碎的物品获得某种精神意义。平面的布面油彩与立体的陶泥绘制也得到转化，虚构的物品变成了具体的事物，幻想变成了现实在这一刻得到实现。我很喜欢手工艺的过程，尤其是陶泥，它柔软、可变，又需要时间来成形、烧制、冷却，这个过程本身就像是对生活节奏的一种修复。我不太喜欢直接讲述故事，更多的时候是用物件的排列、质感和色彩去构建一种氛围。我觉得这些作品既是对“现实”的一种记录，也是我与现实之间一种缓慢的对话。我相信绘画和雕塑可以传达情绪，而不是观点，它们更像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映射。

下半场嘉宾发言

周章科（参展艺术家）：

我是周章科，一个寄生在云南地理基因中的绘画勘探者。这片土地馈赠我了山脉的层叠肌理、少数民族的基因符号、茶马古道的时空叠影，这些天然实验室，让我有机会在传统写实之外探索更多结构性的表达方式。

我的绘画经常涉及抽象、几何、模块化的构成方式，这其实和我从建筑、数学中获得的灵感有关。当市场热衷于收藏“风格化”作品时，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被风格所禁锢。应该让绘画回到“问题意识”的维度——它不只是一个视觉物件，更是一种对世界、结构、节奏、边界的思考。我希望通过绘画表达那些“看不见的现实”，比如记忆的边缘、数学的秩序、身体感知的模糊。就像所有可见的，都不过是不可见的容器。

绘画不应该只是对现实的复刻，而是从现实中抽离出的一种新的秩序结构，也是转向现实之上的深刻表达。我将会继续探寻这种秩序。

李国华（“现实之上”第七届昆明美术双年展策展人）：

我一直在思考80后、90后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与上一代之间的差异。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个体经验，更愿意从日常生活、心理感受出发去构建作品的逻辑，而不像过去那样执着于宏大叙事或历史命题。起初我对此有所怀疑，甚至担心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个体经验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是更真实、更切身的那部分现实。我不再用传统的绘画术语去归类年轻艺术家的风格，因为他们的语言早已脱离了“表现主义”“新具象”等既有标签。今天，图像、科技、影像已经深度渗透到绘画的生成逻辑中，这对艺术语言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我也在警惕资本市场对年轻艺术家的快速消费，过早的包装可能反而让他们失去自我成长的节奏。希望大家能坚持从真实出发，从经验中提炼语言，而不是被市场逻辑牵着走。

段少峰（策展人）：

昆明双年展能做到第七届，在持续性上已经超越了很多目前国内的双年展。“现实之上”本质上还是从现实出发，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文人画或者山水画的传统其实也是一种“现实之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超现实主义的思潮，以及抽象表现等形式风格探索，既是艺术家风格的自觉，其实也是对于自身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拓展，其实也是一种“不破不立”的精神，再后来新生代这一代的艺术家的表达反而又回归到一种生活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情况是媒体和社交网络中的现实已经远远比眼前的现实更加“超现实”和具有奇观色彩，因此艺术家反而在作品中的“现实之上”成为了一种常态，现实已经足够精彩和出乎意料，艺术家能做的反而是表现“之上”或者“之外”的叙事表达。80后和90后艺术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这个艺术家基础数量非常大，他们处于全球化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交织更迭中，再加上今天的技术因素，使得这一代艺术家关注的议题更为细分化，因此也产生了碎片化的问题，在全球化均质化的危机下，今天的个体差异以及在地性差异恰好体现在这一代艺术家身上，以往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全球化普遍经验，现在却寻求个体的差异化的文化经验，这恰恰是这一代艺术家面对的挑战，因为要做到差异性很难，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具体和细分，以及“碎片化”的现实，使得每个人可以有完全个人化的“现实之上”的表达。

了了（策展人）：

我对本届展览最直观的感受是，它在视觉语言和策展语境上的独特性。在如今很多双年展趋于同质化、观念化的背景下，“现实之上”选择回到绘画本体，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策展方向。我看到展览不仅仅是呈现绘画语言的多样性，更是在通过绘画介入现实、反思现实。展陈空间的处理，比如暗红色墙面、沉稳的节奏，与艺术家的作品气质高度贴合，让我感受到策展团队的精准判断。我尤其欣赏年轻艺术家在绘画中重新激活个人经验和精神表达的努力。他们既有学院训练的扎实底子，又试图在学院逻辑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这种挣脱与重建的过程，让今天的绘画更有张力。我认为，绘画在当下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它的“慢”正好与当下社会节奏的“快”形成对抗，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抵抗方式。

罗菲（策展人）：

云南美术馆通过此次双年展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绘画创作进行集中展示和讨论，这在云南非常难的。关于展览主题“现实之上”，在我理解，在这个全球秩序震荡、技术更替加速、价值冲突、阶层固化等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上”，似乎有一把甚至数把高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艺术工作者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去确认这把剑的存在，并建立与其之间的体感，这构成我们讨论艺术或者展览是否有能力讨论当下现实的基点。而此次展览普遍呈现一种超现实主义画风，荒诞、梦幻、个体化，这似乎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画家的普遍选择。他们为何自觉或不自觉选择了超现实主义，而非同为历史前卫的达达主义或未来主义？它反映了中国当下个体的普遍处境还是绘画潮流，此次展览为我们提供了可供继续讨论的样本。

朱可染（参展艺术家）：

作为一个80后艺术家，我的创作被定义为“远方现实主义”——它既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直接具象，又深植于一种精神性的现实经验之中。我长年围绕“水”这一主题进行创作，水的质地与状态历经冰川、河流、云的不断的循环转化，探索它作为自然符号所承载的文化、社会、情绪层面的信息。在深圳举办的个展中，我展示了近5年关于水的持续研究，通过作品不断深化“水”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既具体又抽象，它代表了远方、变化与流动，也是一种心理映射。本次参展的作品以“火星”系列为主，我试图从物质现实向更深的空间、时间维度迈进，进入一个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区域。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图像建构往往带有梦境感、蒙太奇式的拼贴，是对信息过载与精神逃逸的回应。常用明亮、活泼的色彩，试图抵抗现实的无奈中，传达一种诗意的理想主义与温柔的坚韧。

吕康佑（参展艺术家）：

我曾在意大利留学，地中海的气候、阳光以及当地人对身体与自信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在那种环境中，人的自我展现是直接而自然的，这启发我思考艺术是否也应该拥有这种坦然和力量。这次展出的作品《独舞》描绘的是一位曾被火焰烧伤的西班牙舞者，她身体上的伤疤不仅没有被遮掩，反而成为表达力量与尊严的核心。我使用了粉色与墨色的强烈对比，强化了这种视觉冲突，也表达了逆境中的坚韧与美。我一直认为，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虽然物质条件优越，却承受着更多心理压力与隐性创伤。我的这幅画不仅是在讲一个具体人物的故事，它是对所有创伤经验的一种象征。我想表达的是，伤痕不应被掩盖，而应成为我们经历的见证，是生命力的勋章。我希望我的作品能鼓励人们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让创伤成为美与力量的来源。

曾朴（参展艺术家）：

我们这一代艺术家更具个体性和多样性。以我个人为例，我虽常常关注社会热点和现实议题，但并不会在作品中直接表达这些内容，而是选择更隐喻性的方式，将社会观察融入到视觉语言的建构中。我觉得今天的艺术创作不再依赖单一叙述线索，而更像是由碎片、记忆、情绪拼贴而成的梦境。这是信息时代的一种精神表征，也是我们对现实疏离感的下意识反应。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图景中找到表达路径，同时保有绘画的节奏与力量。对我来说，艺术创作是一种慢性的、沉思的实践，它需要我们在快节奏的世界中建立自己的节奏。我不否认全球化带来的焦虑与身份的不稳定，但我希望通过绘画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视觉共同体，让孤立的个体在图像中找到交流的可能性。

曾杨（参展艺术家）：

这次展览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讨论“绘画”这个媒介时，并没有陷入怀旧或形式主义，而是在非常真实的语境中思考“个体”如何在现实的裂缝中表达自己。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技术、资本、文化不断重构的时代，信息的密度与速度几乎让传统经验失效。我们已经习惯于碎片化的叙述、私密化的表达，也更敏感于内心世界的波动。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创作风格的转变，更是一种时代结构的体现。同时，我也明显感受到主流文化机制对年轻一代创作者的关注逐步增强，这也让我们必须正视艺术与政策、市场、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我相信，“现实之上”提供的是一种文化切面的考察：不是要否定现实，而是要在被重构的现实之中找到个体真实的精神表达。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更加清晰地意识到，绘画作为一种慢媒介，在今日语境中依然具备强大的生命力。

董翔（参展艺术家）：

我对“超现实主义”有一种新的理解。在我看来，当下的超现实已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梦境与潜意识，而是一种科技进步下的“现实失真”。AI技术的发展深深改变了图像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感知现实的方式。AI生成的“错误”字体和人物形态，那种“失控”的美感反而触动了我深层的情感记忆。我想，这也是当代艺术新的路径：用机器与算法揭示人的感性与不确定。我初中生活在一个儿科诊所附近，在那里见到很多手脚先天畸形的孩子，这些景象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AI反而唤起了我对这些记忆中的不安情绪。我想通过这种科技加个人经验的方式建立一种“非功能性叙述”的视觉语言，不讲故事、不建构意义，而是释放情感，表达一种由碎片组成的、线性结构的、混合状态的当代生存经验，抒发这种不安感。我相信，当代艺术的未来不在于是否贴近传统，也不在于是否顺应科技，而在于能否在未来的创作中保留个人情感的敏锐与精神世界的自由。

刘瑜（参展艺术家）：

我们成长的时期，社会文化的主要语境是类似"无厘头"式的解构文化和娱乐至上的流行文化。与此同时，以解构的，抽象的和"方法论"的艺术形式讨论艺术一度成为了主要的话语，以至于某些时候在关于创作的讨论中谈及"现实""意义"是危险的,被认为是不够"高级"的。一直以来，这让我感到有些疑惑并对此保持了一定警惕的看法。

对我来说，在绘画中，一方面无法回避的想要面对“现实”对创作带来的冲动，同时又本能的想要摆脱传统视觉语言中的保守，于是左突右撞，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在“存在”和“形式”之间；在现实和个人意志之间的窄路上，呈现出了某种我们姑且称为“超现实”的倾向。特别是这几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和科技手段的发展，社会现实正以某种前所未有的形式暴烈的抵近到每个人面前，我渴望回应它又渴望逃避它。但终究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是社会现实在滋养我的创作。我也意识到，现实主义本身并不是陈旧的，它其实是一种对社会、对存在的敏锐反应和深入思考。而我也把绘画中的“超现实”倾向看作一种精神现实的呈现，源自真实的生命经验，而不是幻想与梦境的投射。我在绘画中一开始是自我救赎式的，生命本能的。也逐渐从这种对个人精神困境的关注，到更多关注周围的人，关注社会，试图更多的了解个人精神困境与集体精神困境之间的关系。不确定这种转变是否可以说是我在绘画中向现实主义的靠近。

郑梓程（参展艺术家）：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时常处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拉扯。一方面，我希望学生能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另一方面，我也看到现实的压力在不断挤压他们的创作信心。有一次，我正在参加展览讨论，手机突然响起，是学校发来的毕业生就业数据要求提醒——这让我一下子意识到，“现实之上”并不是抽象的学术概念，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出提醒。我们今天讨论艺术、谈论创作自由，但刚刚毕业的艺术生却在为租房、工作、身份挣扎，这就是“现实”。我的作品一直关注“迁移”“离散”“全球化”下的生存状态，部分也是出于我在广东成长的背景，那里的家庭几乎都与移民经验有关，这也是为了“现实”。我想通过绘画记录这种历史下的精神状态——人在不断流动中如何面对选择、妥协、挣扎与希望。我相信，艺术不仅要回应现实，更要在现实中找到可以持续表达的路径。真正的艺术不是从理想出发，而是扎根在赤裸裸的现实中寻找抵达心灵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