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集》书信手札。
记得有位朋友说过：当代某些中国人造假已登峰造极，药有假的、食品有假的、国外名牌有假的，文凭有假的，论文有假的，字画有假的，等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造假者做不到。我也算是个与艺术想象略略沾边、又编过剧本写过小说的人，但想象力还是严重跟不上“形势”。
却说前些时，某拍卖行不顾杨绎先生反对，欲强行拍卖钱钟书、杨绛的一批私人信件。杨绛异常激动，当时我还乱想：拍卖行把人家私密书信拍卖固然不对，但杨绛和已故的钱先生“交友不慎”也有教训，还想写文章劝杨绎先生是否该“清理”一下朋友。殊不知是我的想象思维傻了，昨天（6月7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等披露：原来某拍卖公司公布的两封钱杨致友人魏同贤书信，竟然是伪造的假货。健在的魏同贤先生（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对着电视镜头严斥了此等造假行为，炒得滞沸扬扬的钱杨书信拍卖事件，其背后的“黑水”真的还很深。
魏同贤记者说，他“绝不会”把书信交给拍卖行牟利，事实上他收到过的钱钟书私信依然珍藏在家，并且从未示人，而某拍卖行公示的两封钱致魏同贤的“书信”，笔迹也不对。所以，看来这拍卖本身，原先就是有人想圈钱的一场大骗局，他们本来想通过恶炒，引诱别人去上当，然后将假书信拍个大价钱，没想到炒作过度，让媒体穷追猛打露了马脚，看来，是丑剧的“脚本”没有编好，所以建议骗局的制造者，不妨重招些更“优秀”的编剧。
据说拍卖行有“行规”：即使拍品系抢劫、盗窃或伪造，拍卖行一律不负责任，也对委托拍卖人绝对保密，而这还是“国际惯例”，此种指卖德行虽令正常人费解，但拍卖行偏能理直气壮。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吴冠中斥责强行拍卖的《炮打司令部》为“假画”的事件，吴冠中绝对否认这是他的作品，但拍卖行坚决认定此乃吴氏画的。由于该行业的“行规”可以超越法律、道德底线，所以拍卖行凡遇拍品被质疑，一般都是傲慢以对，此次保利在拟拍的拍品被证明系假货后，也以“真膺话题不便参与”而拒绝回应，凸显有恃无恐的傲态。
这场“流拍”闹剧由于演砸而暴露了拍卖活动中的黑幕，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究意谁在有计划、有“水平”地造假？首先，钱杨的书法字迹有较高功底，不是招几个农民工就能完成的，需招募书法高手才能揽下此活；其次，造假者对钱杨有很深的研究“造诣”，因为像魏用贤这样早已退休、又仅与钱钟书有极少通信的人，他们都注意到并造了假信件，说明造假者中确有钱杨研究“专家”，还可能是钱杨很熟识的人；三是他们敢于联手把假书信公示，便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也可能没想到魏同贤还健在而且能出来揭发他们）。现在看来，这批书信造假的主体可能是拍卖行，也可能是委托人，或更另有造假团伙，我辈只能一头雾水。
不过我有一个疑点：既然药品、食品、日用品、车辆电器等统统不允许造假，为什么拍卖行的拍品就可以允许膺品横行？难道假文物假拍品可以不讲道德？拍卖行业的“行规”就可以不受社会的法律、道德约束？那不是说，社会可以有一个特权行业，它有权超越法律、道德了吗？这对构建社会正常秩序、提高道德水准无害吗？
我们不是有文化市场稽查管理部门吗？假书刊他们管，假音像制品他们管，这很好，但造假书信拍品，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管起来呵？实际上此次钱杨书信造假，已构成了对钱、杨、魏等先生的名誉权侵害，已涉及法律问题，不是保利一句“真膺不便回应”这么简单，所以，我盼望这场闹剧最后有个法律及市场秩序的说法，魏同贤的揭发，应被看作是向北京市文化市场稽管部门的举报，北京的文化市场稽管部门应有所动作，查封这批造假书信；与此同时，杨绛、魏同贤也应举起法律武器，就名誉权被侵犯起诉造假者，目的是不使这批假书信缪种流传；不是骗几个钱的问题，而是捍卫社会道德的公平正义，捍卫文化史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拍卖行业成为法律“特区”，不能让其享受“超国民”待遇。
【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