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迁徙与漂泊，沈远早已习惯了“倒时差”。不是飞行后的生理调节，而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刚刚适应一个地方，就必须抽身离开；一段经验的终点，恰好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从福州到巴黎，从巴黎回望故土，她始终站在时差的裂缝里，用一种既在场又缺席的视角观察着世界。
▲沈远《飞碗》
木、土、镀锡铁皮、铁架，800 x 800 x 270 cm，2002
沈远的华南首次大型个展“时差”正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展出。这座立足深圳、辐射大湾区的机构，选择用这样一场展览回应城市的独特气质：效率至上、流动不息，却也因无数“异乡人”的汇聚而生成最复杂的时差网络。展览呈现了沈远数十件装置、绘画与纸本手稿，包含多件结合深圳地缘性创作的新作——这不是一次作品陈列，而是一场跨越三十年的生命对话。
▲沈远《延长的根》
木、乐高，960 x 500 x 260 cm
近年来，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持续推出兼具国际视野与在地关怀的展览项目。沈远的“时差”亮相，既是对一位重要女性艺术家创作的郑重呈现，也暗合了深圳自身的城市特质——一座由无数“时差”构成的城市，一个所有人都带着各自的时间印记汇聚于此的地方。
01
“时差”的起点
1990年，31岁的沈远随丈夫黄永砅移居法国，从熟悉的福州语境骤然抽离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语言成为第一道壁垒，“其他语言对我来说只是一片噪音，一种我无法真正进入的状态”，这种孤立与失语，催生了她在法国的第一件作品《白费口舌》。
沈远坦言，那段时期的创作，只能聚焦于自身的微观体验，但正是这份“局限”，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路径：从真实的生活体验出发，从人性本身切入，再延伸至更宏大的社会议题。
▲沈远《触手》
三轮车、自行车、日常小物件、木、铁，尺寸可变，2008-2018
“时差”不只是一种空间上的错位，更像是沈远跨文化观望世界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城市之间迁徙，她始终处于一种“在地”与“缺席”并存的状态，也因此保持了一种“局外人”的敏锐。比如作品《触手》，就让她看见了社会变迁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个体困境。这种跳出固有语境的观察，让她的作品既能扎根于具体的生活，又能超越地域的局限，触及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命题。
02
模具、家族与离散的艺术表达
空间装置《模具/空间》是沈远最具私人性也最动人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的诞生，源于两个契机：一是黄永砅离世后留下的旧木模具，二是对黄永砯19岁早逝的三哥的纪念。一个从未被世界看到的艺术家和一个空置的模具，沈远将这两者叠合在了一起，这件作品里几乎没有沈远自己的“创作”，她提供的是组织方式与观念框架，却以此完成了对家庭、离散与传承最深沉的凝视。
▲沈远、黄永碄、黄永磲、黄永碤、黄永砅、黄永磐
《模具/空间》
多种材料，533 × 575 × 372 cm，2025
事实上，沈远的许多作品，都藏着这样的情感联结。《Gazelles》中，蜡制双人枕头与铁弹簧床架，追溯着她与黄永砅初到法国时的窘迫与相伴；《垂钓巴黎的空气》致敬杜尚，也藏着她对异国生活的细腻感知。这些作品，既是她个人生命的切片，也是全球化时代里，无数人关于情感、离散与记忆的缩影。
▲沈远《Gazelles》
蜡、铁丝、铁条、铜丝、铜，铁床垫，196 x 75 x 14 cm，蜡枕，97 x 74 x 20 cm
▲沈远《垂钓巴黎的空气》
木窗、竹条、铜丝、玻璃、玻璃瓶、钢板， 146 x 98 x 55 cm
收藏：红砖当代美术馆
03
深圳：一座由“时差”构成的城市
沈远与深圳的共鸣更让“时差”有了新的内涵：这座充满活力与包容的城市，恰恰印证了“时差”的价值——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共生；迁徙不是漂泊，而是寻找。而艺术，就是我们跨越“时差”、联结彼此的最好桥梁。
▲沈远《城中村，村中城》
多种材料，240 × 230 × 100 cm，2025
为了创作《城中村，村中城》，她花费数天时间深入南头古城、水围村、皇岗村等地，敏锐地捕捉到深圳独特的城市肌理：拔地而起的高科技大厦与盘根错节的城中村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共生关系。
▲沈远《来深圳的都是深圳人，请不要追问我的原籍》
金属、电子视频，92 × 92 × 240 cm，2025
另一件作品《来深圳的都是深圳人，请不要追问我的原籍》则源于沈远自身的双重经验。在她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城市包容的态度，更是一种全新的城市理念——不再追问来处，只接纳每一个带着自身“时差”的个体，让他们在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理念，与她三十年的迁徙经验不谋而合，也让“时差”展览与深圳这座城市，形成了深度的精神共鸣。
04
艺术如何联结城市与时代
一场真正有力量的展览，从不只是孤立的作品陈列，而是能与城市、与时代深度对话的文化载体。“时差”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借由跨文化艺术家沈远三十余年的生命跋涉，将个体的迁徙与挣扎，升华为全球化时代里人人都能共情的普遍命题——关于迷茫，关于身份，关于不同文化相遇时的碰撞与融合。
▲沈远《如鱼得水》
蓝色玻璃、海盐、木船，1000 x1000 x 60 cm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以这场展览为媒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跨越地域、文化与身份的“时差”旅程中，探寻人与人、城与城共生共长的支点。大湾区的一体化，从来不止于经济的联动与基础设施的连通，更在于文化认同的凝聚与精神纽带的编织。
人们有理由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有温度、有深度的艺术实践，在大湾区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生长蔓延，慢慢滋养出一个开放、包容、富有生命力的区域文化共同体——让每一份“时差”都能找到共鸣，让艺术真正成为联结人与城市、人与时代的纽带。
Q&A
99艺术对话沈远
沈远，艺术家
Q：本次展览呈现了你数十件装置、绘画与纸本手稿，还包含多件结合深圳地缘性创作的新作，你与策展人在展览构思、作品筛选与呈现上，有哪些共识或有趣的碰撞？
沈远：
艺术家的长期工作为项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策展人往往能从整体作品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并提炼出某种概念。比如 “时差” 这一概念，便是在众多方向中筛选确立的，既包含对女性艺术家视角的关照，也涉及对日常经验的探讨。崔灿灿提出的 “时差”，我个人很认可，这个词既有抽象性，又饱含温度与诗意。这正是我们互动带来的结果。
Q：策展人提到，你始终在“倒时差”——往往刚刚适应，便要抽身离开。在这种持续的漂泊中，一段经验的终点往往成为另一段旅程的起点。这种状态如何塑造了你作为艺术家的观看方式？
沈远：
我到了法国之后，看待事物的视角发生了彻底转变。以前身处母语语境中，一切都那么自然，可一旦离开了母语环境，其他语言对我来说只是一片噪音，一种我无法真正进入的状态。正是这种处境，催生了我在90年代初创作出像《白费口舌》这样的作品。
▲沈远《白费口舌》
冰、刀，尺寸可变，1994
© ADAGP Shen Yuan
Q：1990年与黄永砅老师移居法国后，从一个熟悉的文化语境骤然抽离，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身份失语……这些经验如何催生了你艺术语言的成长？
沈远：
就像我在法国创作的第一件作品《白费口舌》，那时我深深感到语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没有它，我无法融入这个社会，甚至觉得自己被社会拒之门外。交流上的困难让我倍感孤立，翻开笔记本，仿佛连朋友的记录都找不到。于是，我开始依靠艺术创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达——那时我也不可能去反映法国社会某些问题，只能呈现自身的生存困境。正是借助艺术，我慢慢获得了展览的机会，得以进入美术馆、艺术中心，并开始与当地艺术家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学会了法语，也开始了解西方社会。
Q：本次展览梳理了你多年的创作历程，包含早期代表作与最新作品，回顾你的艺术之路，你认为自己最核心的创作坚守是什么？
沈远：
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走在从微观走向宏观的创作路径上。我始终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入手，从真实的感受出发。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对人性本身充满兴趣，因此我的作品更多是在呈现人性，再由此延伸到社会问题。
▲沈远《触手》
三轮车、自行车、日常小物件、木、铁，尺寸可变，2008-2018
Q：你在不同国家、城市间迁徙工作，轨迹却在全球展开。这种“在地”与“缺席”并存的状态，对你的创作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让你始终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敏锐？
沈远：
艺术的敏感，有时并不来自你身处某个环境之中，而是当你从另一个环境重新回到这个环境时才会被激发。像《触手》就是这样的产物。我从国外回到福州，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发现人力车突然被取消了。福州很热也很小，坐人力车五分钟就能到另一个地方。政府取消人力车，是出于人道层面的考量，但我看到的是流动的小商贩这一新兴的产业。社会禁止了一种职业，却没有真正回应这些人的生存困境。正是这种从外部归来的视角，才让我对这类社会变化有着格外强烈的敏感。
▲沈远《帽影》
多种材料，尺寸可变，2015
Q：你擅长使用日常物件进行创作，床垫、斗笠、三轮车、头发等，这些材料往往与朴素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也常被视为具有“女性气质”。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这种对“小物件”的偏爱？它们承载了怎样的叙事可能？
沈远：
我的创作始终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因此也更习惯使用身边触手可及的材料。小时候学会的打毛衣、编织、钩织等手工技艺，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虽然我也会使用钢材、石材这类偏重型的材料进行装置创作，但这类材料往往需要依靠工人或他人协助才能完成，无法仅凭自己独立实现。而一件大型的手工编织地毯，我却可以自己慢慢动手完成。记得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开馆时，我与孩子们合作完成了一件互动装置，其中包含一条长达百米的手工编织地毯，我和五、六位女性一起，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同完成，在此之前我从未做过类似作品。这也体现出女性艺术家在材料运用上的一个特点：更倾向于选择自己可以独立完成、亲手实现的媒介。
▲沈远、黄永碄、黄永磲、黄永碤、黄永砅、黄永磐《模具/空间》局部
多种材料，533 × 575 × 372 cm，2025
Q：《模具/空间》是展览中最大的空间装置，也是你与黄永砯及黄家兄弟的合作作品。你在创作中更侧重它作为空间生产的模具，还是作为家族记忆与生命经验的模具？
沈远：
这次创作有两个契机。一个是永砯离世后，留下了一个废弃不用的《沙的银行，银行的沙》的旧木模具，那个模具内部的空间非常美，我曾建议永砯把它保留下来，也许有一天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空间来创作作品，但他的意外离去使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另一个契机与永砯的三哥有关。这位三哥当年是带领家中兄弟走上艺术道路的人，却在19岁时因病早逝，这对他的母亲和整个家庭而言，都是一段难以释怀的伤痛。永砯一直十分敬重这位哥哥，认为他的字迹与画作朴素自然，可这位19岁便离开的年轻人从未被外界知晓，他的作品也只在家人之间传阅，我早年便见过。
当那个旧模具被留下来之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家庭很像一个模具。模具拥有空间，家庭也拥有空间。模具在空间中塑造出一个形状，家庭同样在空间中塑造着一个形状——父母无形中把道德标准、职业选择、家庭规则、伦理观念等一切传递给孩子。但孩子们是否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未必。他们往往在传承中不断改变。比如永砯走向了装置艺术，超越了传统文化；他的一个哥哥从事舞台美术设计；另一个哥哥是地质学家；他的弟弟则擅长制作空间与模型。几人选择的道路各不相同，却共享着对艺术的热爱、相同的伦理观念与人文学养。于是我以这个模具为载体，呈现黄家兄弟的相关内容，向观众展示这份独特的家族脉络。整个呈现中并没有我自己的创作，更多的是我的组织方式与观念表达。
▲沈远《城中村，村中城》局部
多种材料，240 × 230 × 100 cm，2025
Q：两件深圳在地创作十分亮眼，《城中村，村中城》中，从2017年考察深圳的城中村到此次展览的举办，你对深圳的“时间观”有哪些新的感悟？
沈远：
崔灿灿在解释我的作品时讲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概念：城中村人对“时差”的理解，与身处科技大楼里的人截然不同 —— 我把那些科技大楼比作试管一般的玻璃建筑。无论建筑内的时间节奏、运转速度如何迭代，城中村始终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它所承载的是实业与产业层面的内容，构成了社会最根本的基底。
Q：观看《来深圳的都是深圳人，请不要问我的原籍》这件作品的观众，可能既有深圳本地人，也有来自各地的新移民，甚至国际访客。你希望不同身份的观众在观看时，获得怎样的感受或思考？
沈远：
这件作品的构思源于切身的经历。我作为移民在欧洲的生活经历中，人们总要追问我的原籍。最初我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觉得这是在区分文化、人种和等级。每次别人问我，我都会敏感地拒绝。后来慢慢适应了，我会很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可这话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二十年前，我做了一个作品：用我自己的指纹，买了一块生火腿肉，把指纹用金线缝在火腿肉上，放在盘子里。我在想，我的指纹代表我的身份，那我的身份是否可以移植在一块猪肉上？那是我第一次对身份提出思考。而现在这件作品《来深圳的都是深圳人，请不要问我的原籍》则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推进。
到了深圳，我一上出租车就习惯性地问：“你是哪里的？”随便聊聊。后来我想，我是不是也在伤害他们，就像曾经别人伤害我一样？他们常常回答：“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籍曾经是什么地方。”于是我在想，原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在今天这个巨大流动量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失去某种东西，但并没有失去文化本身。一个中国人带着中国文化去国外留学，可能融合欧洲文化，产生新的创造力。我到深圳看到很多从事艺术的人，他们本身不是学艺术出身，可能是医生或建筑师，但最终把自己的经验创造为一种新的艺术。
▲沈远《指纹》
生火腿肉、金线、瓷盘，23 x 23 x 4 cm，1998
“一个世界的早晨”展览现场图，Eric Dupont画廊，巴黎，1999
©沈远 & 梁洁华艺术基金会（香港/温哥华） 艺术家供图
Q：你的作品始终围绕记忆、离散、身份、生命这些核心议题，既有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也有微观的个人情感。对你而言，艺术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沈远：
艺术之所以不会消失，根源在于人性中最根本的两样东西 —— 情感与创造力。这便是艺术自身的核心价值，也正是AI无法替代的部分。
Q：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你如何看待当下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环境？你对年轻一代的女性艺术家，有哪些建议或期许？
沈远：
我的建议就是坚持。女性艺术家有一个既是特点也是弱点的地方—— 很多人在步入婚姻后，会为了家庭、孩子和丈夫，渐渐放下自己原本的追求。但她们同样拥有珍贵的优势：细腻的情感、共情与关怀的能力，这恰恰是创作最好的源泉，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坚持下去。
▲沈远《马特奥与我》
图画、照片、铁笼、地毯、洗脸盆、抹布、影像，尺寸可变，2019-2021
三十余年的迁徙历程中，沈远以艺术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事实：真正重要的并非身处何方，而是以怎样的情感与创造力去面对每一个陌生的时差。然而，这种个体经验的分享并非终点，它更像一扇门，推开之后，迎面而来的是一系列更为根本的追问。
这些追问，正是“时差”的深层意涵所在。它早已超越地理与时间的错位，升华为关于存在、认同与共生的哲学命题。在这个全球化与个体化交织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时差”中穿行：正是在这往复的凝视与错位之间，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自我。
当这样的追问被放置到深圳——一座由“速度”定义、以移民为底色的城市，其意义便不止于一场展览，而是以一位跨文化艺术家的个人叙事为切口，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面自我观照的棱镜。艺术的力量正在于此：它不给出答案，却以正确的问题，让一座城市、一个时代，得以在时差之中重新校准自身的方位，也得以理解他者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