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仁先生铜艺术的当代价值与文明启示

4 月15 日，熔铜艺术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798 艺术区朱炳仁艺术馆举行，面对会上提出的 “从青铜时代到熔铜时代” 这一命题，来自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各抒己见。大家围绕熔铜艺术的开创性价值、文化传承与当代创新展开深入研讨，言语间无不肯定其突破传统铜艺范式、续写中华青铜文脉的独特成就，对朱炳仁开辟熔铜新境界的艺术探索深表认同与赞赏。以下是艺术中国主编、资深艺术媒体人、青年艺术史学者、策展人许柏成的发言。

艺术中国主编、资深艺术媒体人、青年艺术史学者、策展人许柏成在研讨会现场

长期以来，我非常关注朱炳仁先生的艺术创作与实践探索。近年来，其艺术成果广泛呈现于美术博物馆、公共空间、商业场景与纯艺术领域的各类展览之中，我也多次专程观摩、回溯其创作脉络，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朱炳仁先生以铜为媒、以艺载道，构建起兼具历史底蕴与当代精神的艺术体系，其价值可从四重维度系统阐释：

朱炳仁，熔现实主义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社员、大运河申遗先锋“运河三老”之一

杭州杭钢公园|朱炳仁色彩AI实验室|朱炳仁的水果PARTY

朱炳仁《百花齐放》4000×3200毫米 2015年收藏于文化和旅游部

朱炳仁《佛祖说法图》2800×22000 毫米 2016年收藏于广州大佛寺

杭州杭钢公园|朱炳仁色彩AI实验室|朱炳仁的水果PARTY

文化复兴

重塑铜艺审美，彰显东方文明本真内核

从文明复兴的视角审视，铜器承载着东方先民认知世界、构建精神秩序的核心密码。纵观人类文明史，铜在西方文明中多被用于锻造兵器，服务于征伐与扩张；而在中国及东方文明体系中，铜始终是礼器之核心、文明之载体，是沟通天地、祭祀先祖、维系礼制的关键媒介。今天，朱炳仁先生的铜艺作品落地于全国多地地标建筑、文化场景，又以精致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从公共审美到日常视觉，全方位刷新了当代人对铜艺的认知边界。

朱炳仁《百花齐放》4000×3200毫米 2015年收藏于文化和旅游部

朱炳仁《佛祖说法图》2800×22000 毫米 2016年收藏于广州大佛寺

朱炳仁《清香自远》5000×10000 毫米 2021年收藏于博鳌亚洲论坛会场

朱炳仁《星空》4900×9900 毫米 2023年收藏于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

长久以来，受传世青铜器锈蚀形态的视觉惯性，以及传统文人审美局限的影响，大众普遍将铜器与“锈迹斑斑”的审美绑定，却遗忘了青铜诞生之初金光璀璨、温润庄严的本真样貌——古时谓之“吉金”，是承载天地信仰、先祖智慧的神圣器物，蕴含着远古中国人认识自然的理性精神、包容万物的文化自信。步入朱炳仁铜艺空间，璀璨光亮的铜质形态让人感到愉悦、幸福，唤醒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审美DNA：这种源自文明本源的璀璨质感，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视觉认知盲区，让东方铜艺的本真之美回归今天人们的美好生活。

朱炳仁《四海隆升炉》890×720×1000 毫米 2006年

朱炳仁《虎虎生威炉》1130×530×1000 毫米 2006年

朱炳仁《狮狮如意炉》940×530×1000 毫米 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炳仁艺术展

朱炳仁《狮狮如意炉》940×530×1000 毫米 2006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炳仁艺术展

朱炳仁《四海隆升炉》890×720×1000 毫米 2006年

相较于北欧极简、日本侘寂等外来审美范式，朱炳仁铜艺大气庄重，向往光明，它扎根中华文脉，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本真向往的自然流露，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的审美方式与设计理念。当铜艺走进家庭，不仅美化生活空间，更以器物之礼涵养家风、浸润民风，进而以文化载体之力滋养社会风尚，实现了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复兴的广义升华，让传统铜文明在当代社会重焕生机。

朱炳仁《稻可道，非常稻》500×500×630 毫米 2021年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4年收藏于苏州博物馆

朱炳仁《万泉归海》10000×5000 毫米 2021年收藏于博鳌亚洲论坛会场

朱炳仁《稻可道，非常稻》500×500×630 毫米
2021年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4年收藏于苏州博物馆

朱炳仁《万泉归海》10000×5000 毫米
2021年收藏于博鳌亚洲论坛会场

艺道兼修

文人风骨与匠人传承的完美融合

朱炳仁先生的艺术成就，核心在于实现了文人修养与匠人技艺的高度统一、完美融合。其匠人根基，源于家族六代铜艺传承，历经岁月积淀、技艺淬炼，深谙铜艺之精髓、工艺之法度，是传统非遗技艺的正宗传承者；而其文人底蕴，则源自全面深厚的综合修养，于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皆有精深造诣，以文人之思赋予铜艺精神内核，让工艺不再止于技艺，更升华为艺术。

这种跨界修养与文化担当，更延伸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据悉，朱炳仁先生作为“运河三老”之一，是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早期推动者与核心践行者。笔者曾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展调研拍摄，实地感受到其在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中的深远影响力：他以艺术家的使命担当，将铜艺创作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让艺术服务于文明传承，彰显出当代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觉。

朱炳仁《龙印与桨，运河之典》500×500×630 毫米 2006年捐赠并收藏于首都博物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

朱炳仁《龙印与桨，运河之典》500×500×630 毫米
2006年捐赠并收藏于首都博物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

朱炳仁《千浪卷雪》2000×1000 毫米 2023年 2023年收藏于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朱炳仁《千浪卷雪》2000×1000 毫米 2023年
2023年收藏于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朱炳仁《千里江山》6630×950×700 毫米 2025年
2025年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熔铜写意

东方艺术精神的当代转译与生命表达

朱炳仁先生独创的熔铜艺术，深度契合中国传统写意精神，构建起“熔铜与水墨”共生的艺术境界，是东方艺术观的当代转译。中国艺术以“写意”为核心，追求气韵流动、意境悠远，不囿于具象形态、重在精神表达，而熔铜艺术正是这一理念的物质呈现。

面对记者提问，朱炳仁先生曾清晰地阐释波洛克的滴画和他的熔铜之区别：“**我的熔铜是生命的凝结，是铜液在1083度高温下的自由呼吸。波洛克是表现自我，我是倾听万物；一个向外释放，一个向内倾听。**”这正是中国水墨写意精神的铜质表达，堪称“墨铜合一”的艺术新境。

朱炳仁先生“我就是铜”的艺术宣言，道出了其与铜材深度相融的生命联结。他毕生与铜为伴，对铜的材质特性、文化底蕴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书画家对水墨的掌控。2006年的那场大火，让他在铜的物质基因中发掘出全新艺术可能，“熔铜艺术”自此诞生。今天再看他的熔铜作品，置于当代水墨语境中，毫无违和感，可称之为“铜墨”，其根源在于内在审美与东方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熔铜所营造的悠远意境，如同水墨艺术中的广义之“墨”——诠释着中国人独有的艺术观、世界观。

“朱炳仁熔铜艺术二十周年展-熔吟”展览现场

朱炳仁《大运河之花》1980×1600×2400 毫米 2023年 2025年收藏于人民大会堂

朱炳仁《大运河之花》1980×1600×2400 毫米 2023年
2025年收藏于人民大会堂

样本典范

非遗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标杆

从非遗传承与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朱炳仁铜艺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样本价值。多年来，艺术中国网一直同时关注当代艺术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我们深信今天的珍贵非遗某种程度上正是当时的优秀当代艺术。近年来走访全国各地，见证了诸多传统技艺依赖补贴生存、沦为形式化，乃至陷入低俗化创作的困境。而朱炳仁先生的铜艺实践，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技艺的内生生命力：他不仅传承老祖宗的铜艺精髓，同时与当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锐意创新，大胆突破，真正表达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声与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