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礧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
《淮南子》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自鸿蒙初开，各大文明便开启了探寻宇宙本源的浪漫征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两千多年前屈原的《天问》，与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舍勒（Max Scheler）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皆是对人类存在的终极诘问。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根本之问在艺术家胡行易的创作中，获得了全新的沉思与回响。
2003年，自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胡行易便踏上了追问斯芬克斯新谜团的奥德赛之旅。他擅长运用绘画、雕塑、影像等传统媒介，去探索和思辨人性内在的复杂与流动。2021年起，《降临》、《沙丘》、《普罗米修斯》等科幻电影，打开了胡行易关于人类起源与未来的全新认知维度，其驻留和平饭店期间的创作即围绕此展开。近年来，胡行易的作品在纽约、都灵、开普敦、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画廊与美术馆展出。2025年12月，上海美兰湖畔的蜂巢艺术中心以胡行易的个展“人类…过去，现在，未来1”作为开馆首展，全面铺陈了一幅探寻现代人多重身份的恢弘史诗。
胡行易的展览标题极为宏阔，源于他对人类历史与未来文明的持久勘探。二十世纪初，哲学家海德格尔已敏锐觉察，现代技术正悄然改写了人类存在，既往经验宣告失效，作为“此在”（Dasein）的人无法依赖任何现成价值，真正成了“被抛”（Geworfen）于世的孤独个体。存在之意义，全然在于个人的重新选择。那么，在AI技术成为首要前提的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重新确认自身？胡行易的本次个展，呈现了他对此持久思考和创作的清晰脉络。
蜂巢二楼的第一展厅，“无垠降临”系列直面这一命题。电影《降临》中外星生物的意象给予胡行易灵感，但他并非简单再现，而是借此想象一种作为外太空“传教士”的宇宙孤寂。胡行易早年热衷雕塑，尽管该系列采用纸本综合材料，但画面中“类人”（Humanoid）形体的塑造充满体量感与空间张力。这些形体处于失重悬浮状态，或可视其为现代技术将人“连根拔起”后，“被抛于世”的存在写照。然而，胡行易并非彻底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在“无垠降临”系列看似冰冷的金属质感表皮之下，涌动着一股深沉而略带忧伤的宇宙浪漫理想。尽管对可能“被降临”的人类未来充满迷惘，他仍试图以西西弗斯式的冲动，为生命在无限时空中勾勒幸存坐标与可能意义。
胡行易自幼对历史、电影中呈现的人性复杂与不确定性萦绕于怀，身份问题在数字拟像时代愈发使其困惑。“身份消除系统”与“残存”系列便是对此问题所作尝试的多种探索。他利用人脸翻模技术，将各色面容置入饭碗、外卖盒、铁锅等日常容器，个体的现实身份在此悄然消融。这一大型装置可从多角度解读：法国现象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曾以“他者之面容”作为伦理学的基石，用以批判海德格尔“此在”哲学的唯我论独断。胡行易的创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有意将面容虚化乃至彻底消除，以此折射出对技术与资本双重逻辑的深刻审视。在其作品中，原本作为精神与身份载体的“面容”，已然被异化为可消费的抽象符号或可规训的权力对象，而后被技术与资本的双重浪潮冲刷至模糊不清、面目全非。这一处理，或可视作福柯笔下“人之死”在视觉领域的又一次形象化演绎，当个体的独特性被系统性地解构与吞噬，那个建立在稳定、完整主体性之上的“人”，是否还有在夹缝中存活可能。
“希望曾经不存在”与“寂静的悲鸣”两个系列在展厅中紧密相连，形成可资对观的内在关联。无论是疫情创伤，还是“象王”遭盗猎的生态悲剧，胡行易都未停留于具象记录，而是从中抽离出悲悯、无助、荒诞、呐喊等本质情绪，并将其塑造成抵抗遗忘的视觉纪念碑。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曾言：“我对看起来像照片的画不感兴趣，我希望油画的感觉像肉的质感。”在胡行易近于表现主义的绘画中，人体早已超越再现和质感，成为了承载其对人类未来忧思的媒介。存在主义式的绝望与反抗，置于技术资本的当代语境下，使得个体身份与人类前途愈加扑朔迷离；同时，疫情与捕猎事件亦严峻地揭示了人与非人、人与多物种关系的伦理困境。在“寂静的悲鸣”中，胡行易挪用宋画“模山范水”的水墨形式，这一常遭现代批判的传统程式，在此刻获得了全新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因其承载了象王无声的哀鸣与艺术家悲怆的祈祷。
近年来，胡行易先后游历过吴哥窟、印度、印尼等地，当地风土人情与宗教元素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厚给养，使其得以将人工智能、科幻神话等主题进一步整合升华，以此探讨宇宙与人类的终极存在。“混沌初创”系列以大幅尺幅，延续并发展了“降临”中的类人意象，但将其以雕塑形态呈现。人类文明的诞生，常伴随各自的神话与宗教叙事；那么，文明在未来将如何演进？我们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往经验难以想象未来发展。基于此，胡行易的处理近乎现象学的“悬搁”（Epoche），他不采用任何现成的宗教叙事，而是在一种全新的混沌中重开天地，再创未来之神。画面世界复归鸿蒙初开，类人与万物在缥缈、弥散、浑浊与沉淀中不断毁灭与重生。作品宛如一座静默的纪念碑，或一只被封存的标本盒，凝聚着祭祀般的仪式感与石器时代的原始质朴；倘若人类的存在果真是一场“被降临”的偶然，那么“混沌初创”系列便不只是艺术创作，甚至可能成为供未来考古的视觉档案——一件来自“当下”的、关于起源猜想与身份迷惘的文明遗物。
“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尼采十九世纪的论断，仿佛为数字时代的身份迷思预先投下了一道哲思之光。胡行易的创作，或可视为在这一光照下，对“斯芬克斯之谜”的重访与对“被抛于世”境遇的当代天问。他并未提供简易的答案，而是以作品为媒介，给出了种种交织着思辨与忧患、悲情与浪漫的视觉回应。其实，期待一位艺术家交出终极答案本身就是荒谬的。或许，更值得期待的恰是如同瓦格纳歌剧里那位“漂泊的荷兰人”，永远在航行，永远在寻觅。我们也期待胡行易能在类似的创造性漂泊中，不断叩问身份与存在，不断探寻未被言明、未被穷尽的全新奥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