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印度当代摄影师眼中的世界
斯瓦潘-帕利克《This is Not That》
印度艺术在崛起，这一点毫无疑问。旅居伦敦的印度艺术家阿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目前正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展出自己的巨型作品《利维坦》（Leviathan），5月25日还将在蓬皮杜中心公布自己的首次结合印度和欧洲艺术的展览《巴黎、德里、孟买》。与此同时，巴黎Duboys画廊还将举办一次规模略小的摄影展《This is not That》，5月20日开幕，届时将有多位印度摄影师的作品和欧洲观众见面。
记者与参与该展的三位摄影师进行了对话，他们是：索含-古普塔（Soham Gupta），他的肖像照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挪揄；斯瓦潘-帕利克（Swapan Parekh）的数码快照深深植根于现实；马海什-香塔兰（Mahesh Shantaram）最出名的则是婚礼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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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含-古普塔
用一种纯粹的视觉语言能够把一个人的声音传达出来吗？
我觉得要让无声的事物发声，摄影始终是最佳的方法。词语和数据可以向公众了解一种状况。而一张照片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让这种状况鲜活起来，是突然之间的事。词语和数字是很容易在头脑中消失的，但照片能记一辈子。比如说，说起切-格瓦拉，阿尔贝托-卡尔达（Alberto Korta）的照片立刻会在眼前浮现。有时候人们会对我说：”站在你的图片面前我感觉不舒服。”在我眼里，这是一种赞誉。说明我搅动了他们的情感。
你的作品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同时又通过一种非常审美而诗意的方式表现出来。你是如何制作这些图片的？
拍照的时候，我会变成另一个人，我会出神。那种感觉就像是，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我拍的那个人。我觉得我的模特能够感受到我倾注的爱。即便是最有敌意的人也乐意被拍。在拍摄了他们，洗出他们的照片后，我会尽量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一般使用高感光度的胶卷，哪怕是在阳光很强的时候也是。我喜欢颗粒和噪点，缺了这些感觉照片光溜溜的，像没穿衣服。我认为极端的色调会让观众感到极端的存在斗争──生存的战斗。
如果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中找题材，还能够用不一样的方式表现社会不公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刚开始摄影的时候我拍的是我的妹妹，她长得非常漂亮。起初我是想当时尚摄影师的。华美的东西让我痴迷。后来我看到了唐纳德-麦库林（Donald McCullin）这样的摄影师。从此，我感到华美是一种不真实的东西。我开始留意一些以前从来不感兴趣的东西，开着车看。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出现在我面前。我成了一名纪录摄影师，一心追踪那些社会不公的事件。不过，不能说我只拍穷人。这些人不是任人利用的小猫，只是让照片显得很慈悲。他们和我们一样。摄影师们满世界寻找着“贫穷与饥饿”，而我纪录的不公正，不仅限于某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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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潘-帕利克
你会为自己的照片寻找特定的场景，以此为一种社会宣言吗？
这件作品是从日常生活的裂缝和徘徊中提炼出来的。它把缺失的紧张瞬间放到了一起，在现实世界的期待和突然之间揭示出的东西之间，眼睛找到了自我，几乎可以说是被逼到这一步的。然后它不可避免地会自觉是一种疏离的感知。我要找的是一个反复显现的视觉母题列表，不是一份社会宣言。
你是否感到印度摄影没有得到外界的充分重视？
许多印度摄影师、画廊主、策展人都缺乏对摄影史的一种全球意识。而另一些则太虚伪。有的画廊主对摄影的认知有限，主要受潮流和艺术市场的影响。但愿这些潮流的影响能够减弱下去吧。
你的照片揭示的是印度的哪些方面？
我觉得印度有着很鲜明的历史和文化个性。然而我的照片拍得不是印度。或者说，它们至少是在尽可能避免成为印度照片。它们是介于宾格的“我”和主格的“我”之间的。其实它们不全是在印度拍的。这些照片表达了我在自我生活舞台上的徘徊。这是对平凡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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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什-香塔兰
你的图片表现的是隐私和独处。这是不是跟你作为婚礼摄影师的身份有关？
印度的婚礼可以说组成了我的公众生活。我在印度就是靠这个出名的，上个月我甚至还在孟买拿了一个最佳婚礼摄影师的奖。这生活是很激动人心的──需要你具备社交和开放的能力。这次展出的作品《This is not That》则走进了我个人的私隐生活。它讲得是希望和绝望，爱和疏离，还有我们的分裂生活。
这里是不是在玩肖像画的感觉呢？你的作品总是让人联想到相框外的故事？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谜。每一句话都是线索，但不足以让你理解全部。你必须用想象力来发觉线索和线索之间的关联。这是我的生活的谜，因为它是存在于想象之中的。
这些作品陌生、疏离，但是又充满了一种真实的性张力。
是的。但它们的现实是你投射上去的，是你自己取出来的。在这个系列作品中，叙事并不清晰。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视角总是在变化。有时候你能看到我，有时候你的视线会透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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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