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7日，访问及整理：张光华
张光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突然之间改变了人们的惯常生活方式，也阻滞了许多计划内的社会活动。就您个人而言，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动和艺术创作受到怎样的影响?您是怎样度过这长达两个多月的居家隔离时期的?“艺术”在此期间于您的意义如何?
毛旭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世界都陷入恐慌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医疗科学和生物科学领域的工作和帮助，艺术在当下呈现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尤其是情况正在高峰期或上升趋势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要承受多少压力——一种陌生的黑暗的压力，对此，我们都陷入手足无措的状态。这种状态非常真实，我甚至曾有过短暂的怀疑，怀疑在当前语境中艺术失去了说服力。过去的艺术框架和艺术语言的俗套表达，也是无力的，对当下没有作为的。反而不如一只口罩、一瓶消毒液有价值。疫情将终止艺术的既有状态，以往的程式、规律和成果突然休克，一瞬间就丧失在当下的黑暗中。人被推向险要的境地，精神被恐惧所腐蚀。不仅是绘画，古典音乐、舞台艺术、电影巨制等那些在以漫长的历史中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诸种艺术类型，在这一刻都没有意义了。
处在这种状态的头一个月里，对看书、看电视节目都失去了兴趣，每天只是紧跟新闻时讯，关注疫情动态，不免忧虑自己会不会中招，整个人被恐惧吞噬，整天无所作为。与此同时，产生一种无知的、习惯性的想法——“很快就会过去了，这只是阶段性的问题”，就此懒散，想着用混日子的办法把这事儿混过去。到了3月初，特别是惊蛰的到来，庭院中的树木突然抽出新芽，自己也开始反省，反思过去一个月的懒散和无所作为，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可笑，开始本能的反抗这种状态，开始强制性的画起画来，画自己家的院子，在屋内画窗外的景色变化。这时才又重新审视艺术于我的意义，恍然发现艺术之于我终究是“自助”和“自救”的意义和功能，可以帮我抗击疫情。我向来尊重自己的现世感受，似乎总是逃脱不了世界大事件对我的精神冲击，这些感受都被记录在作品中。
从3月开始每天都在画画，和春天有了呼应，恢复到一个画家应该有的状态，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现在转向对自己居家周围环境进行关注，不同的树种，不同的飞鸟(画眉、八哥，还有一种我称为“黑冠”的鸟)、松鼠，使院子里焕发着生机。有一天我看到松鼠在啃树干，而且由此注意到许多树干都被啃过，我想这些树可能会受到影响，就开始找一些食物去喂它们，希望它们少啃树，以减轻这些树的压力。我给它们喂食干果、饼干、放久了的水果，也观察它们的动态，视野在转向它们的同时也转向家庭空间的内部，并开始投入地去描绘。绘画减弱了我的痛苦和恐惧，帮助我自救。每天的电视报道，无论是好是坏，都令人担扰，各国民众在阳台上演奏的音乐、网络上的绘画展示和创作活动，虽然能给人一点点的安慰，但都无法帮助我们摆脱现实的灾难，无法促生真正的反思。我对这种突发事件真的很无知、很无助，好像白活了60年，从居家隔离、口罩和消毒液中才寻求到确切的安全。它的破坏力还在进行当中，经济(金融、实业)、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科技和医疗实力的较量、粮食供应等等，一系列最原始的需求和最基础的矛盾重新成为社会的最敏感的问题，我们焦虑要不要囤积食品等等问题，总统和贫民、女王和首相都面临同等的威胁和一拨又一拨的问题。
晚上也有想看电影的时候，但这段时间只能看战争片特别是二战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遥远的桥》……都是以前看过的电影，因为新闻而下意识的去选择这些电影。从《遥远的桥》中可以对照英国人面对疫情的态度，和电影中的精神主旨很呼应。我的女儿现在生活在荷兰埃因德霍芬，正是《遥远的桥》故事背景中的城市，电影很惨烈，但拍摄的目的却反映了英国人的痛定思痛;1945年上映的意大利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呼应了意大利在遭遇疫情下半场时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方式;另一部二战电影中讲述的是二战快结束时的罗马，美国军人在欧洲登录之后就开着吉普车去了罗马，那些古罗马遗址空无一人，那些历史画面和当下的空街空巷拼贴在一起，给我很大触动;1960年上映的意大利/法国电影《甜蜜的生活》对应了现代人的“放纵”和“失控”，内心空虚，情感失重;我还重温了1954年上映的意大利/德国电影，英格丽·褒曼主演的《不安》，她不愧是那个时代的女神，她的发型也影响到我母亲那一代妇女。1940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愤怒的葡萄》，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背景下的故事，农民背井离乡却从未丧失希望，这种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今天美国人民面对疫情体现出的精神。这些老片子，大多是黑白片，给人的感觉非常好，这就是我现在的文艺状态。书基本上是看不进去的。
张光华：您的忧虑表达得非常真切，在口罩和消毒液这些具体物件上寻求到安全感的体悟，确实更能映衬出你的恐惧的深度，这种情感方式在您既往的艺术创作中一以贯之，即对“日常性”经验的执着和情不自禁。您有没有设想过疫情过后会做些什么?会不会再有像“剪刀”或“靠背椅”等这类象征型主题创作围绕疫情展开?或者有没有什么展览计划?
毛旭辉：暂时还没有计划，创作还处于失语状态，唯一的希望是继续写生、画速写，多积累一些记录性、档案性的日记，作为未来的素材。大的构想还谈不上，因为这场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无法预测将来具体会是什么状态。因为艺术在疫情面前暴露出了它对现实的无力感，所以我暂时真的不会幻想什么“宏大”计划。我工作室所在地在疫情爆发后也封闭了，在此期间我去过一两次，取些材料，给花草浇浇水，但这间呆了十六、七年的工作室却在此时产生了让人呆不住的陌生感。我的感觉是疫情在这里划下了一个分界线，过去的结束了，什么时候开始新的状态尚不明确，而工作室所有的一切，历年的作品和多年来营造的那个氛围一下子真的成为了过去，我就像来到了墓地，只能来看看，无法展开具体行动。过去在这里的十多年，创作的作品、举办过的十多个个展，就这样停止了。
疫情第一个月，我还会延续一些过去的生活方式(翻翻画册、听听音乐)，翻看得最投入的是莫奈的《睡莲》那本画册，他在此之前已经画了40多年的自然景色，但是最后的20年都是在画睡莲，每天都在关注水面上的睡莲，画水中的天空和倒影，这种视角的转变体现出一种强大而深厚的谦逊。眼睛是向下看的。疫情第二个月，当我用画画来自助的时候，莫奈画睡莲的状态和观看世界的视角给我的感悟和感动就更加深刻了。我画的速写大多是“窗外”，除了莫奈，我还重新认识了印象派的其他画家，以及印象派之后的纳比派画家，比如博纳尔画自家的餐桌、墙纸、老婆，维亚尔画自己的母亲、老裁缝、看报纸的家人，都给人一种安全感、亲切感。他们把窗外的阳光画的非常灿烂，把家里夜晚的灯光画的非常温暖，给我触动很大。这些法国画家体现出巴黎印象派时期艺术的人文精神，深入到个人生活的空间里。他们找到了画家的确切位置。当然法国也出过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等对社会问题有强烈表现力的大师，但是印象派使绘画成为自己的事情，是特别的口罩，具有自助、安全和亲切的功能。我想，在目前的情境下，沉浸在日常性绘画带来的安全感中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