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作为1955年德国国家花园展平行展而创立的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在战后的残垣断壁之上，在毁灭与重建、断裂和延续之中奠定了其基调，即再塑国家文化自信的力量。

当那些著名艺术作品中的主角走出画框，走上街头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日本艺术家Shusaku Takaoka通过数字技术将艺术与潮流文化进行了嫁接。拼贴后的效果竟然非常自然、毫无违和感。看来蒙娜丽莎、戴珍珠项链的女孩和梵高之间关系还相当复杂呢？

2014年时，最引人瞩目的国际大事之一应是围绕乌克兰颜色革命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地缘政治斗争，俄罗斯与欧美展开了包括政治、军事与经济等多方面的争斗与博弈，国际会议上的握手与争吵、经济金融方面的制裁与反制裁，甚至眼看就要升级的武装冲突，令人目不暇接。

今天，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去世498年的日子。他除了是壁画《最后的晚餐》、肖像画《蒙娜丽莎》的作者，“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之一外，还由于通晓天文、地质、物理等多个学科，并有诸多发明设想，堪称科学家，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

埃尔格列柯，一位久居于西班牙的希腊画家，他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个人特质的一位大师，打破了传统的文艺复兴风格，形成了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可思议的情感、扭曲的身体、戏剧性的色彩和可见光。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原副司长张新建对于艺术产业园区转型升级问题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求艺术区的建设必须调整和转型。

我想了解更多当今艺术的政治经济面，探究财富分配的变化和作品的定义对艺术家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作品处理这些变化。所以我决定问一问他们。

非洲当代艺术近来逐步得到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关注，本次苏富比拍卖行的参与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苏富比拍卖行非洲现当代艺术项目的负责人Hannah O Leary在接受Artnet采访时表示：“苏富比的加入意味着这一市场目前已有可观的规模，也预示着其惊人的发展潜力。”

古根海姆基金会由所罗门·R·古根海姆（Solomon R Guggenheim，1861-1949）创建于1937年，致力于现当代艺术的收藏和展出。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在今年进入第五个年头，它已经超越了一个艺术博览会所能承载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艺术生态的重要引领者。

纽约，2017年4月，尚·米榭·巴斯基亚于1982年所创之《无题》将领衔纽约苏富比当代艺术晚拍，这幅旷世巨作最后一次是在1984年5月现身市场，此后销声匿迹。

“我们并不认为科技是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我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艺术将如何得以被拓宽。”猪子寿之（Toshiyuki Inoko）在谈及团队的艺术理念时说道，“通过将科技与艺术相连接，我们也许可以让人们的生存变得更加积极。科技是人道主义的，数字化的概念本身即拓展人类的表达。”

作为特罗卡代罗博物馆在精神与藏品上的继承者，法国巴黎盖布朗利博物馆在今春策划了一场题为“原始毕加索”的展览。展览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阐释这段艺术史上的佳话。

挪威画家，《呐喊》的作者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与美国抽象艺术先锋约瑟夫·约翰（Jasper Johns）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他们的作品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相隔40年，他们会分别给自己的作品起一样的名字。

1834年10月16日晚上，英国议会大厦发生火灾。这场大火在威廉·透纳笔下，如此销魂。

安托万·布德尔（Antoine Bourdelle，1861-1929）曾经担任罗丹的助手，也是贾科梅蒂、杰曼·李希耶、玛丽亚·爱莲娜·薇拉·达·席勒瓦的导师。在法国雕塑最辉煌的时代，他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也和罗丹、马约尔一起，被视为近代雕塑的三大支柱。

夏斯里奥在他短短不到30年的艺术生涯中，就像是在用才华与生命竞赛，他不知疲倦地创作了大量油画、版画和壁画作品，最终因过度劳累染上肺病而英年早逝。

传奇艺术家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于4月28日去世，享年77岁。阿肯锡以他6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品著名，当时他做了一系列充满争议的行为，从咬自己到在索纳本画廊的地板下面自慰。

青蛙什么时候是最美的？可能是当它突然一跃，从岸边跳到水里。松鼠什么时候是最美的？可能是它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当你从树下看着它，它也会从树上调皮地看着你……如果我们放下身段，就可以感受到很多动物的那种欢快和自由。

经济价值是相对直观、具体、可衡量的，而审美、历史、文化、社会等价值则是一种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见的表达，难以被完全准确地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