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展览：为新国博树立新形象
——访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观众在展厅观赏潘天寿作品
在陆续推出“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等7个专题展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的试运行进入预定轨道。在这些精彩的展览中，“国博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艺术展”等以美术作品为主的展览别具匠心，颇受好评。过去以历史文物为主要展示对象的国博首次明确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新定位。如何在展览策划、内部管理、作品收藏等方面体现这一新定位？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相关文章】
新国博开馆前要先开展 2010年竣工 明年9月先推展览《复兴之路》
新定位： 历史与艺术并重
记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陆续推出的展览中，美术作品与青铜器、佛造像、瓷器等共同诠释了新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的新定位。请问，新定位的背景考虑，以及定位转型带来哪些变化？
陈履生：国家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组而成的，它们原来都是历史类的博物馆，肩负着国家所赋予的教化民众的使命，既表现出了鲜明特色，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国博成立后，仅有通史陈列是远远不够的，而经过改扩建工程之后总面积扩大了3倍，势必要找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突破口，使它在承传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既做好历史类的收藏、展览和研究等工作，同时按照国际化大型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将艺术的收藏、展览和研究工作提升到与历史并行的平台上。因此，吕章申馆长提出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旨在寻找新国博发展的突破口，使历史与艺术交相辉映，让新国博焕发出时代的神采。
国博改扩建后以近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成为世界第一大馆，今后只有通过综合性地拓展业务的领域，才能服务于公众的多元化需求，才能与大国的地位相称，与大馆的地位相称。“历史与艺术并重”发展定位的提出，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各项事业的拓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又有世界的，既有传统的又有当代的，还有时尚的展览内容，提升了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认知。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国博是一个展示中国古代历史的博物馆，我想定位的转型应该会给公众带来惊喜。
选择美术作品 艺术标准第一
记者：为什么选择潘天寿、李可染、黄胄三位近现代大师展作为新国博举办的首次艺术家大展？在展陈方式上有何亮点？
陈履生：我们推出三位大师展的初衷就是要体现新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就是要把最能代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成就的代表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就是要通过国家文化的窗口树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三位大师的作品，与青铜器、佛造像、瓷器艺术展等相互辉映，通过古代与现代以及不同艺术品类的比照，显现出文化源流的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从整体上来看，国博举办三大师展览的意义超越了展览自身，在公众面前为新国博树立了新的形象。
具体来说，三个大师展重在对美术史的梳理。由于他们三人都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画展，其中李可染先后举办过18次画展。我们的展览必须找到新的切入点，作品的鲜见度和代表性是关键。因此，我们不遗余力地从各地借作品。三个展览的展陈方式各有特点，潘天寿的作品较大，安排在大的展柜之内；李可染、黄胄的作品则以装框的形式展出。展览中都有复原的画室，并陈列了与主题相关的资料和历史照片等，多侧面诠释了与大师艺术成就相关的内容。
记者：能够进入国博展出的现当代美术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陈履生：国博有自己选择美术作品的标准，吕章申馆长所希冀的是：人物、山水、花鸟这三个中国画的主要科目各有代表，而潘天寿、李可染、黄胄就是在20世纪美术史上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且影响深远的著名画家。当然，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还有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徐悲鸿、蒋兆和等等，因此，我们确立的是“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系列”，将来我们还会在这个系列中继续推出展览。
了这些在美术史上已有定评的美术家之外，能够进入国博展览的现当代美术家和作品，一定要达到我们的选择标准，即坚持艺术审美的基本原则，恪守主流的发展方向，遵循艺术标准第一的学术准则。为此，我们将成立艺术委员会以及相关的展览资格审查机构，并建立相关的工作机制和规章，严格把关。
历史题材创作 是国博的重大贡献
记者：从这次“国博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可以看出，国博馆藏现代经典美术的历史也是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发展的历史。如何理解美术史在国家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术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陈履生：中国美术自古就在国家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的浮雕创作是近现代革命历史的赞歌，而此后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立，以及从1951年开始的革命历史画创作，都进一步确立了美术在国家历史中的地位。国博前后四次组织的历史题材创作，促进了美术的发展，对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罗工柳的《地道战》、胡一川的《开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王式廓的《血衣》、石鲁的《转战陕北》、艾中信的《东渡黄河》、叶浅予的《北平解放》、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全山石的《英勇不屈》、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林岗的《井冈山会师》等重要作品，都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都可以说明国家博物馆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图绘革命历史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由国家博物馆开始的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所带来的相关学术问题的争论，也对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的遭遇外，艾中信先生《前赴后继》表现革命失利所受到的指责，侯一民先生不同时期创作刘少奇、毛泽东与安源矿工背后的故事，以及石鲁先生的《转战陕北》与钟涵先生的《延河边上》因处理领袖形象的不同方法所受到的质疑，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中的主题创作难以绕开的话题。
临时性展览 要融合到国博整体氛围
记者：在新国博的48个展厅中，将为美术类展览预留怎样的空间？观众在新国博的美术类展览中能发现与美术馆展览的哪些不同？
陈履生：预留空间是根据展览的整体规划，没有确定性。国博举办的美术展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本馆策划的展览，如“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系列”中的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艺术展；二是接受一些申请展，以满足社会所需。这种临时性的展览会占一定的比例，因为中国的艺术家很多，中国艺术界的社会活动也很多，社会的需求一定会反映到博物馆的展览工作中。当代的中国艺术家也有很多具有创造性，他们想利用国博的空间来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其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方面来说，我们的安排也反映了公众了解当代美术创作的需求。不过，这类申请展会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临时性展览的艺术水准。
毫无疑问，临时展览的介入就必然有一个与美术馆的区别问题。临时展览展出时间相对较短，一般都在30天之内。我想，根本的区别就如同目前状况下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展览的不同一样，比如最近我们推出的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艺术展，应该说和以前在中国美术馆看到的这三位画家的画展是有所不同的——要从整体空间中去审视，博物馆的临时展览有其长期陈列相依托，有着彼此呼应的关系。我们会努力做好每一个临时性展览，让它融合到博物馆的整体氛围中去，使它更接近博物馆的特点。
将展览与收藏 有机结合起来
记者：据了解，国博的近现代美术作品数量还是有限，今后国博对美术作品的收藏有怎样的规划？
陈履生：国博的各项工作是相互关联的，“历史与艺术并重”发展定位的确立，就表明我们在艺术品的收藏、研究方面也将“历史与艺术并重”。虽然国博过去的收藏体系是以历史文物为主，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书画等艺术品。而自1951年以来所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为本馆积累了一批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可能一方面积极介入到国家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去，针对目前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收藏情况，再次组织创作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将会积极努力促成艺术家或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前几年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些书画方面的捐赠，最近还将会得到一位香港藏家捐赠的达利的雕塑。还有一点，我们也将有计划地收藏展览中的作品，将展览和收藏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断累积。总之，一切皆在规划中。
【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