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姗娜-里斯托夫递过一叠厚厚的资料，第一页还有些应景的文字，诸如“以‘启蒙的艺术’为契机，歌德学院(中国)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在博物馆教育领域展开合作”，接下来9页全是“神秘”的图画：一粒画着人脸的骰子；一只装满放大镜、旧手机、老算盘等杂物的手提箱；一位抓着绳子努力保持平衡的人……更多的图画则让人如坠五里云中，比如一个盘子托着大大小小几个圆球。
“你一进展厅就明白了。”里斯托夫说。当18世纪的行星仪实物扑入眼帘，让人不期然想起苏姗的手绘，那个盛着圆球的托盘应该就是它了。
这些画是里斯托夫手绘的，图案全部取材于展品。观众走进展厅之前看过这些神秘的图案，就会格外留意类似展品。惟其如此，那件不起眼的行星仪才不会被雕塑和油画埋没。
“启蒙的艺术”是新国博第一个大型的国外展览，歌德学院配合该展览推出了“博物馆教育项目”，该教育项目包括专题导览、观众体验区和戏剧经典朗读等。观众体验区将设在“启蒙的艺术”展区旁的一个大走廊里，12米宽，100米长。这也是国博有史以来首次全面系统地采用当代西方的博物馆教育模式。
“启蒙的艺术”其实是不存在的
“国博能用于博物馆教育的空间实在太多了。”阿克曼说。阿克曼是歌德学院(中国)院长。为“启蒙的艺术”提供配套教育项目，是歌德学院(中国)、三家德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商议的结果。“其实‘启蒙的艺术’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有启蒙文学、启蒙哲学，可是绝对不存在‘启蒙艺术’。”阿克曼说，这虽然是一个策展的概念，但主题很有趣，只是假如观众对德国启蒙时代的社会生活缺乏了解，那么就算亲眼看到展品也未必理解它与“启蒙”有什么关系。于是歌德学院向德方三家主办单位提出，由歌德学院出面做一个展览配套教育项目。“从历史来讲，中国共产党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可以说，中国1920年代、1930年代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阿克曼说，他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些人可能意识不到启蒙运动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关系，而并不是想教育观众说“启蒙是个好事情”。
比方“旅游”的概念，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结果。旅游在18世纪前，对人们来说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商业性、政治性的必要。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会走出家门，因为太危险，太不方便了。现在人们通过旅游来拓宽视野，这种概念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果。所以，现在的旅游产业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结果。
再比如“结婚的基础应该是爱情”，这个概念也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在18世纪的欧洲，结婚的基础是家庭关系；当然，爱情也存在，可是爱情和结婚完全是两码事。所以，那个时候‘情人’在贵族社会里是理所当然，因为，丈夫不要求从老婆那得到爱情，最重要的是生育，至于老婆找什么情人也无所谓。在中国也一样。结婚的基础是爱情也是1920年代、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结果。”阿克曼说。
就这样，2010年9月，歌德学院总院在德国境内进行专家筛选，最后推荐里斯托夫配合“启蒙的艺术”展览期间“博物馆教育项目”的策划工作。
德国鞋子，中国篮子
里斯托夫毕业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已从事博物馆教育工作15年，在她看来博物馆教育本身也可以视为一门艺术。
在里斯托夫交给记者的资料中，有一幅画就是一双简简单单的鞋子：“进入展厅之前看到我画的鞋子，观众至少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东西和展览有关系吗？当你在展览中发现油画中的男人常穿这样的鞋子时，你就会想到，啊，原来18世纪德国的男鞋是这样的。”
里斯托夫的理论是，有的人看到这双尖头鞋，就会猜这是谁穿的鞋，男鞋还是女鞋，穿鞋人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曾对着一双手绘的鞋子浮想联翩，那么油画作品中的鞋子也应该会吸引你的目光。鞋子不仅仅是踩在脚下的东西，更是18世纪德国人生活细节之一种——事实上，在“启蒙的艺术”里，就有这双鞋的实物，主人是康德。
不怕你想歪了，就怕你不想
那么，画中那只装满杂物的手提箱是么？“启蒙的艺术”展品中没有类似的东西。里斯托夫说，未来将准备一只真正的箱子，里面装的就是画上那些东西，旧手机、老算盘、蜡烛之类。
即将走进展厅的观众或许将遇到这样的情形——国博社教人员拎来一只箱子并当众打开，让观众任选一件揣摩片刻，放回箱子后再各自说明自己拿到了什么。“如果你拿了一个手电筒，走进展厅你就会格外关注与光有关的东西。”里斯托夫说，在德语和法语里，启蒙的字面意思就是“光”、“照亮”。启蒙时代的油画，烛光、阳光随处可见，个中寓意显而易见。
这个“博物馆手提箱”，在德国就叫“中国篮子”。最初它的形状就像中国的竹篮，上面还盖着一块布，于是人们就叫它“中国篮子”。
1970年代以前，德国的博物馆里也没有里斯托夫的“中国篮子”。布展并安排讲解员之后，你来了，你看了，你走了，博物馆的义务就算尽到了，观展效果完全取决于观众的个人修为。
1970年代初，以打破陈规陋习为宗旨的“联邦德国六八学生运动”的影响开始在各个领域显露。这个运动虽然催生了“红军旅”这样的恐怖组织，同时也促使德国社会更加自由开放。从小学到大学，德国的学校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博界人士注意到，博物馆不仅是收藏场所，更是教育场所。而教育的手段不能是灌输，而应激发学习者的兴趣，让他们动手，让他们体验，让他们思考，“中国篮子”遂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博物馆手提箱”。
里斯托夫读小学时，曾在汉堡一家博物馆参观过古代埃及文物展——展厅光线幽暗，镀金面具在蓝色的天幕下闪闪发光。博物馆发给每位观众一本画册，回家可以把图画剪下来。“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那本画册上又涂又剪。”里斯托夫说。
如今以博物馆教育为业，里斯托夫的原则是“不强迫”——如果观众没有兴趣，绝不会强迫他们参与，包括小学生在内：“在德国经常遇到不想参与活动的孩子，我们就会反思，如何才能让他们产生兴趣并主动加入，而不是想办法逼他们参与。”
在中国当然也是如此，不强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歌德学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方案，比如，手提箱里面的杂物都是国博的志愿讲解员提供的。这些志愿讲解员大多是离退休人员，家里的老物件都有深深的岁月痕迹，中国观众搭眼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东西。
再过一段时间，“启蒙的艺术”的参观者一进国博大门，或许会遇到一位拎着一个大破皮箱的人，这个人和讲解员工作类似，但又不太一样，他不是巨细无遗地给你讲解展览内容，相反，他特别喜欢卖关子，怂恿你自己去想象。
没有标准答案
里斯托夫画的那位抓着绳子努力保持平衡的人，对那些了解欧洲“启蒙时代”的观众是值得一猜的。人们或许会想到，启蒙时代航海盛行，此人是一位遭遇风暴、拽紧缆绳的船员。事实上，那个男人来自一幅画，画中人都在花园里休闲，此人可能是站累了，便顺手攀住一根枝条。
其实里斯托夫的画没有标准答案。她带来的“表情骰子”就是上述理念的产物。
这个骰子比拳头还大，用泡沫塑料制成。6面6种表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里斯托夫曾在国博工作人员中实验过这个游戏，6个小组每组派一个人扔骰子，扔到哪面，组员就要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让旁观者明白。
“平时大家对表情未必敏感，玩了这样的游戏，比如你扔骰子得到的是‘怒’，参观展览时就特别留意那些怒气冲冲的场面。”里斯托夫说，到时候观众可以在“观众体验区”里拿到这种纸模，观众回家稍稍动手就能自己剪切、粘合成一个表情骰子。
在中国，观众肯在陌生人面前夸张表演吗？在与国博社教人员的合作中，里斯托夫觉得中国人和德国人相似，多少有些拘谨，中国人可能更甚一些，“没有侵略性，遇事不急于表态，都是看看再说。”里斯托夫曾发动国博社教人员画画，大家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不会”。她说，这不是考试，就是玩，画成什么样都行。对于表情骰子的前途，国博和歌德学院也不是完全没有担心。好在展览长达一年，所有项目都可以调整。
里斯托夫说自己与国博的合作一切顺利，但也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其中最大的考验是“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国博面积太大了，中国人太多了”。在德国，“博物馆手提箱”环节内容更丰富，“你拿到蜡烛之后，还要用手中的蜡烛编一段故事讲给大家，参观过程中如果遇到与蜡烛有关的展品，比如电灯，你还要停下来把展品编到你的故事情节中。如果观众太多，这些环节就必须省略了。”里斯托夫说，为了应对人多的问题，她建议国博采用预约制。也就是说，临时起意走进国博的观众未必全都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提供动手机会的“观众体验区”、专题细化讲解、戏剧经典诵读……“博物馆教育套餐”听起来很丰盛。然而里斯托夫反复强调，所有这些教育项目都必须先试验一下再说。
“博物馆教育套餐”将随着“启蒙的艺术”在国博实施一年，阿克曼更看重这个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做这种展览教育或者社会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展览的时间很短，所以很难起到作用。”“启蒙的艺术”教育套餐之后，歌德学院还将继续与国博合作，配合国博其他展览定制配套教育方案，进行博物馆推广项目，缩短博物馆与大众的心理距离。
【编辑：唐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