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摄影/Tanja Niemann
柯璞岚已经改变了我们聆听这首作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解密了指挥的艺术，以至于不会有人再去蔑视一位痴心的外行的演绎。换言之，他将大师神话民主化了。
在上海大剧院见到Gilbert Kaplan时，他递过来名片，上面用楷书写着“柯璞岚”，还笑问：“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王维？马勒会喜欢这个名字。”马勒在《大地之歌》里以王维的诗配曲，对马勒的音乐一见钟情的柯璞岚因此也爱上了王摩诘的诗境。
如果不是这张名片，看到他一身金色扣子商务西装的标准华尔街扮相，恐怕很难想象就是他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柯璞岚曾经是个标准的生意人，27岁时就已精通金融理财，并且创办了《机构投资者》杂志，目标读者是那些管理着银行、养老基金和政府大笔财富的专业投资人士。靠着这本成功的月刊，几年之内他成了百万富翁。然而在1965年，当这位标准的华尔街青年才俊被朋友拖着去听了一场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指挥的马勒第二交响曲音乐会之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感觉自己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事实上，当他与未来的妻子莱娜第一次约会时，他也带她去皇家节日大厅听“复活”。莱娜看到他对马勒的痴迷之后告诫他：你必须做个了断，要么控制它，要么放弃它。于是，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这位音乐门外汉开始学习做一名指挥。他请来一位指挥老师，并且飞遍全球观看所有的马勒作品的演出，只为最终能指挥“复活”这一支曲子，哪怕是仅有的一次。当时，他全部的音乐基础就是儿时上过的几堂钢琴课。幸运的是，他总是能很顺利地邀请到顶尖的指挥与他共进午餐，因为他们也常常需要一些理财建议。而与乔治·索尔蒂的一次会面，最终让他获得了登台执棒的信心。柯璞岚告诉记者：“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索尔蒂爵士是第一个对我的指挥感兴趣的专业指挥。我很喜欢索尔蒂版本的马勒第二交响曲的录音，当然我也从中找到一些错误，因此我想向他请教一下。于是，索尔蒂请我去他家，我开始以为会面只有半个小时，在半小时里面，我们先谈足球，然后谈股票，索尔蒂很喜欢炒股，而我则是股票专家。突然，索尔蒂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去工作。我问：‘什么工作？’他说：‘我来弹钢琴你来指挥我，这样你能很清楚地听到你在指挥什么。’最后，当我指挥一曲完毕，索尔蒂说：‘行了，你确实是个指挥了。’”
得到索尔蒂的肯定之后，柯璞岚抛弃了最后一点举棋不定的犹豫，于1982年9月在纽约林肯中心首次登台，指挥美国交响乐团演绎马勒的“复活”。他严格限制听众，只有从国际货币峰会归来的各国首脑和其他2700位政治家和银行家们才能拿到入场请柬。即使这样，演出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古典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的评论是：“这场‘复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柯璞岚原本只打算指挥一次就收手，然而此后的演出邀约纷至沓来，而他也不再满足于只指挥马勒的音乐了。除了指挥和参加各种相关的学术性交流活动，他甚至于1984年从瑞士威廉·门格尔伯格基金会购买到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总谱手稿，随后以柯璞岚基金会的名义出版其影印本。
马勒生前曾先后13次亲自指挥过这首交响曲，每次指挥过后他都会做一些改动，在总谱上留下详细的笔记。由于柯璞岚拥有这份常人难得一见的总谱手稿真迹，因而他也得以从第一手材料出发更精确地揣摩马勒本人想要的演奏效果。美国《喝彩》杂志曾评论：“柯璞岚对作品的诠释几乎就是马勒本人在指挥。”而莱布雷希特更是对他从第一手材料出发探究作曲家意图的指挥艺术褒赏有加：“我相信柯璞岚已经改变了我们聆听这首作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解密了指挥的艺术，以至于不会有人再去蔑视一位痴心的外行的演绎。换言之，他将大师神话民主化了。”而他所掌握的马勒“复活”的乐谱，与旧版相比纠正了500多处错误。
在4月5日的音乐会上，上海爱乐乐团也经历了一场马勒化的过程。照着马勒意图去演绎马勒的音乐，意味着每一个乐手都要担当独奏家一样的职责，而且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也充满着第一次尝试的新鲜感。比如在第一和第二乐章之间，马勒为了能让听众们顺利地从强烈沉重的第一乐章过渡到轻柔缓和的第二乐章，在乐谱上标记出至少5分钟的休止以缓和听众的情绪，虽然大多数指挥都不愿遵循这个规定，然而上海爱乐按照马勒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部分。而在第二乐章临近结束时，遵照马勒乐谱上的注释，乐手们把小提琴和中提琴搁在腿上，像弹吉他一样以拨奏的方式来呈现这段动人的舞曲。或许我们会发现演绎的难度变大了，然而按照马勒的意图来演绎的“复活”，使我们真正“被马勒化”了。
B＝《外滩画报》
K＝柯璞岚（Gilbert Kaplan）
B：恰逢马勒逝世100周年，你来到上海指挥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这次的演出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K：这是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新版乐谱在中国出版后的第一次演出。这份乐谱与旧版相比，有超过500处改动。虽然都是些很小的改动，但你们最终会发现用这个新的乐谱来演奏，与旧版相比有很大的区别。
B：作为一个金融出版家，你为马勒付出了很多。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如此投入地研究马勒？
K：马勒的音乐能打动每一个人的心灵。这么多年来，我每次指挥“复活”，都会体验到新的感觉，这恐怕也是我能保持对他痴迷的原因。当我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音乐里去之后，我发现我每次演绎得都不一样。同时，马勒的音乐又比任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提供给指挥更多的细节，即使我一年只指挥三场，我也能做到每次都会更深一层。
马勒对中国很感兴趣，他的《大地之歌》即是为唐诗而作。此外，马勒与李白在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上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说，马勒会被李白的诗歌吸引不足为奇。他曾这样评价李白：“他把自然的多变和美丽，生命的奥秘和永恒的悲伤，都变成了诗句，万物的伤悲都在他的胸怀。”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对马勒最好的描述。如果马勒和李白见面的话，他们一定有很多可以聊。
B：有人称你“一曲指挥”或“业余指挥”，怎么看？
K：如果我们把“业余”理解成爱好者，也就是爱一样东西更胜过以此为职业的人，那么我不仅承认也很乐于就做一个“业余指挥”。如果因为“业余”而质疑我的能力，那么我要说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比大部分指挥都更深刻。我在指挥乐团的时候，很少会有乐手提出异议，因为不是我要乐手怎样，而是马勒要乐手怎样。所以，我觉得与其讨论业余与职业的问题，不如来看看指挥研究乐谱到底有多深。
B：马勒在乐谱上所做的笔记，究竟对你的指挥有多大帮助？
K：马勒自己在做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时，有人采访了当时在乐团已有25年的小提琴手，他说：‘真有趣，马勒只让我们每个人都拉乐谱上写着让我们拉的东西。’事实上，如果我不知道所有他写过的细节，我就无法呈现完整的马勒；相对的，如果我只知道这些细节，我还是无法呈现完美的演出。指挥就好像大厨在做菜，而马勒的乐谱手稿就像是一份菜谱，在他的乐谱上有很多地方是你根本想不到的，比如第一和第二小提琴会演奏一样的旋律，但是速度和节奏完全不同。马勒在乐谱上清清楚楚这么写了，他自然有其意图，但大部分的乐团却认为他写错了，他们用一样的速度和节奏去演绎这一段，最终就偏离了马勒的本意。
B：你曾经把与马勒的缘分比喻成恋爱经历。那么，这么多年来你们的情感有没有发生过危机呢？
K：我曾跟一个专门研究家庭矛盾的心理学家吃过饭。我问他哪种关系能维持更完美的婚姻，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他说一见钟情可以维持更久。而且，我至今还从来没想过要与马勒的音乐分手。
B：你会更愿意与大牌的乐团合作吗？
K：我至今已经指挥过57个乐团，但是我不一定非要跟大牌乐团合作。我觉得，可能与一些不那么大牌的乐团合作时，我能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好处，因为我能教他们一点儿东西。我记得大约是10年前，在一个礼拜六的早上，祖宾·梅塔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当晚飞到德国去替他指挥一场演出。我问他，难道在德国就找不到人能替你指挥了吗？他当然没说我是最好的指挥，但是他说：“你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不用排练就指挥马勒‘复活’的人。”当然，我还是需要排练的，那次我排练了15分钟，演出的效果很不错。
【编辑：汤志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