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跟你一起观看《黄灯》的第三章《内战》，感觉你的自我阐释对于你的作品很重要。
汪建伟：这是我每次要面对的。其实我只是在谈制造了艺术品的艺术家，不谈作品本身，因为我的这个语言系统和作品自身的语言系统是并置的，它不提供对作品一对一的解读。但这样又容易遇到一个误区，好像艺术家只要做就行了，最后让艺术品说话——这个概念里面最大的问题是艺术家已经接受一个契约，就是眼见为实。这样会退得更远，退到栩栩如生这一步上去。眼见一定为实吗？实际上看不到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这是我喜欢重复的话。所以我谈得更多的，简单说是作为艺术家个人对社会、对知识的一种态度，它也许可以连接展厅里的作品，也许不能。
三联生活周刊：可不可以说，你并不关心作品是否被人看懂？
汪建伟：关于“不懂”，我觉得都可以写成一本五六万字的书了。我刚开微博那天，就坐在对面那个位置，整个下午微博上都在谈“不懂”这个词，我回了一条：“不懂”是所有人面对社会的状态，不要把它当成我的专利和当代艺术的专利。为什么一定要对艺术家追问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一个关于“不懂”的世界，它只是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你到达了和你没有到达。所以我更愿意听人谈论不喜欢或喜欢。“不懂”其实是比较绅士化的拒绝，里面有一种权力化的结构，是一个想与不想接受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换个词，就是你刚才说的“到达”和“没有到达”。比如从一次观念生发到艺术作品完成，你想到达什么位置？
汪建伟：艺术家在每一个创作阶段肯定都穷尽了他的劳动，但随着时间变化，也许你会认为他到达得不准确，或者很准确。我不是太在乎这种“到达”，因为在我看来“不可理喻”是当代艺术承担的一个重要角色。真的让当代艺术可理喻了是个什么局面呢？那就是红五月歌咏比赛，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视剧。我没有丝毫贬低这些东西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在当代社会，当代艺术所存在的最基本的位置应该是制造匮乏，不需要去制造众多娱乐中的再笑一次，再哭一次。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的民主，是通过艺术家对“不可理喻”的强调才彰显这个社会真正的民主，而它要攻击的，是这个社会不给予当代艺术“不可理喻”的位置。
2007年我被邀请参与策展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发现”板块，当时我做了件事情，就是把标题中“发现的惊喜”的“惊喜”二字去掉了。我写了一段话：发现意味着挫折感，意味着对从前秩序的纠正，所以也许是不愉快的。发现从来不是惊喜，发现就是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经常谈到阅读以及从阅读中获得的认知。对你的艺术，阅读重要到什么程度？比经历更重要？
汪建伟：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阅读是我的私生活，但我从来没有觉得阅读在建立我的特殊性，它只是建立了我正常的公共知识的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黄灯》展览期间，你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已经做过两次对话，但你选择的对话者不是策展人或评论家，而是和当代艺术看起来相关又不相关的人，比如说公共知识分子。
汪建伟：“用人类全部的知识来判断当代艺术”——对于当代艺术的公共语境来说，我现在还想不出能有第二个连接可以替代这样一个连接。如果认为当代艺术可以和公共经验有关系的话，它一定不是封闭在当代艺术的特殊经验里，也不是无限度的妥协，妥协到和娱乐完全放到一个系统里去。我每次的作品都在实验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方法，不是觉得它一定就好，也许是一个漏洞，但证明了现有知识和思维方法的落后，也许可能性才能显露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有很多艺术区，宋庄、草场地、环铁……但你不在其中，离群索居。
汪建伟：我不是一个群居性的艺术家，因为我不喜欢参照。助手帮忙找到现在这个工作室的时候，我人在国外，问我意见，我就短信了两条：第一我不要在艺术区，第二交通方便。这个工作室在城乡结合部，周围全是收垃圾的人，房子租给我的价格和给收垃圾的人一样，非常便宜。
我其实很少和人谈话，也不一定能随时随地进入讨论。我现在这种生活工作状态和经历有关系。我17岁多当兵，在部队6年，记得第一年和100多人住一间大屋子，这段生活给我的“遗产”就是对集体概念深恶痛绝，还有就是对“一致性”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这种一致是赞成还是反对。
三联生活周刊：在乎市场标准吗，比如作品被收藏，或者被很多人收藏？
汪建伟：这个事情是身处这个社会的艺术家必须要面对的，但它不被作为我在工作中的考虑点。我20年前的画都被收藏了，但我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们在哪里。如果非要考虑，我有一个观点：只有与众不同才是好作品；只有不可理喻，当代艺术才有意义。我不能想象自己先知道了有多少人在等待它，我再为这多少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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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汤志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