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2011年8月5日上午十时，今日美术馆隆重举办第二届中国当代版画学术特邀展——古元延安作品展研讨会“古元与生活中的中国人”。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子康、李小倩、古安村、靳之林、邵大箴、广军、苏新平、王华祥、李帆、包泽伟、李树声、宋源文、潘公凯、杨力、陈小文等。以下为探讨会实录：
李小倩：尊敬的各位嘉宾，首先我代表今日美术馆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古元与生活中的中国人》研讨会。作为当代的美术馆，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对古元先生艺术精神的分析和学习，对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的发展有所启发。
首先，我介绍一下嘉宾。古元先生的女儿古安村女士、古娟女士。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声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先生，……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先生，以及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主任李帆老师。
李帆：我简单介绍一下展览的初衷和目的。我个人觉得学术展览不是作品的简单展示与陈列，也不是为了新而新，它的背后一定要对专业的研究有所帮助，对专业的方向有所指向，对文化与精神要有策展人的态度。如果我们做展览目的过于“单纯”，我想做艺术的人也会失去方向感。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古元先生早期的作品是受德国的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短短几年就开始有自己的风格和样式。由于对“人”的尊重自然变成了具有中国人状态的一种作品和一种感觉。对现在的我们有启迪和帮助。今天我们掌握了相当多的咨询，但看看周围的艺术氛围，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每个与艺术相关的活动责任在哪里？都是作秀式的艺术现象充斥着眼球，现在对人的人尊重变得那么虚伪！我们今天的人能不能做点方向性的东西？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话题。
为了这次展览能够实现自身的思考，我需要做些功课，重读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徐悲鸿先生关于全国版画展览的文字、蔡若虹先生关于古元先生的文章，包括徐冰先生的《懂得古元》的文章，栗宪庭关于方力钧的文字等等。就古元先生为例，我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每当社会出现一种意识上的模糊，观念性混乱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到古元先生。正如徐冰曾这样说明古元与自己的特别关系：“确切地说，古元和他的艺术在我思维的网络中是一个坐标，这就像棋谱上的几个重要的‘点’。在我前前后后寻找的几个大的过程中，在我需要‘辨别’时，总会遇到它，作为一个问题和参照，我必须面对它而不能绕过去”。作为个体，他认为古元先生像一个坐标，当他走到哪儿的时候都要回去看一看这个坐标。所以，我觉得古元先生的价值还不是简单地我们看到的版画的线索和政治线索，我觉得他的背后有对“人”真正的尊重，有对作品的真正的朴素态度，但道理越简单越容易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缺失。我刚才跟潘公凯院长私下还在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就是说带有文化性、精神性的榜样的话，这些榜样集合在一起那可能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文化方向。
李小倩：请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发言，很高兴潘院长参加此次研讨会。
潘公凯：从古元先生版画的艺术性来讲，我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延安时期的这100多幅作品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有几个特点让我非常感动：第一是他的敏感性，比如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他自己在下面都会有注解，如“生活重压”，或“能到工厂做工已算幸运”等等。第二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特别生动，因为他直接从事情出发；第三，他的整个版画所运用的语言特别朴素，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东西。我觉得这三个特点其实是互相有关联的，其背后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古元先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要表达艺术的内容，要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他内心的感动。我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老一辈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在他们的整个艺术生涯当中，艺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参加到革命洪流当中去，为中国的救亡、为中国的独立、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去尽自己的一份力。这个目的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是毫不怀疑、毫不犹豫的。这一点，我觉得在古元先生的整个作品系列当中表现得特别鲜明。正因为如此，古元先生的版画展现出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创作的时候肯定不是他的目标，我想他当时一定不是想我要创作一幅特别有艺术魅力的作品留给后世看，但是他的客观效果却成就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因为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中国的革命、为中国的解放。我觉得这是贯穿他全部作品的一个精神支柱，也是古元先生的一个最重大特色。
李小倩：感谢潘院长为我们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且联系到了当代的艺术创作，对我们很有启发。下面有请古元先生的女儿古安村女士来为我们讲几句吧！
古安村：其实我在美术方面是一个门外汉，各位老师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我只能从女儿的角度说两句。我父亲去世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地保管这套作品，要在适当的时候认认真真地办一次展览，好好地出一个画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这些作品，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那个年月他们走过的那些道路。我记得我父亲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经历的时代是很不寻常的一个时代，我只希望我经历的这个时代能在我的画版当中留下一些痕迹。”那今天，就是把延安的这段痕迹让大家来共同回忆、共同欣赏。
另外，今年正好是我父亲去世十五周年的一个日子，今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再过十天是他的忌日，这个展览横跨了两个日子，也表示了我们作为他女儿对他的怀念的一种心情。谢谢大家！
李小倩：谢谢！我们把话筒交给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声先生。
李树声：古元同志是新兴版画的代表性画家。抗战爆发后，他奔赴延安。红军在陕北建立了工农政权，给延安这样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带来了很多新的面貌。在古元先生的眼里，那简直就是看到了很多值得歌颂的东西。基于他对老百姓的热爱，他总是能非常敏感地发掘一些非常美好的事物，即农民的朴素、智慧和憨厚。
后来解放以后，绘画在原来延安的基础上往前发展，结果弄成了“高大全”、“红光亮”，把事情走向极端了。原来那种朴素的、从生活中来的那种感人的作品就消失了。经过文革之后，大家索性不往这方面考虑了，也不下工夫到生活中去，只是画些身边的，或者丑化的东西，这种丑化现在简直是流行得太过分了：一定要用丑化老百姓来达到你要唤醒群众的目的吗，他们真的认为中国人没有觉醒吗？我2009年去了宝钢，看到那些工人阶级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奇迹，那些劳动者、那些工人的淳朴形象哪里像现在画里边的丑陋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表现劳动人，究竟你是去看到他美的东西，值得歌颂的东西，还是专门去表现在外国人眼里看到的中国人愚蠢、呆头呆脑、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一面？我想我们现在的美术确实应该从这些老一代画家的作品里学习一下了。我们应该看看老一代是怎样对待现实、怎样对待劳动者、怎样对待当时的一些新生事物的。古元先生就抓住了新生的事物，他没有用标语口号，也没有用政治概念，但实际上却起到了歌颂陕北的作用。古元先生把延安的人民作为主人来歌颂，人受到了尊重，人格受到了尊重，这个意义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此，古元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会改变，因为他所起的作用在那儿。
李小倩：谢谢李老师为我们提出了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先生发言。
靳之林：我准备了这个题目，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我想古元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没有一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能像古元同志和他的木刻那样对我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了我一生的艺术道路和一生的命运。我是由古元同志的木刻作品认识延安，热爱延安的。古元同志的艺术作品给了我强烈的激情，让我感觉到那种质朴的黄土高原，那种黄土高原的农民的质朴品格。古元同志向农民学习窗花风格的这种质朴的艺术语言，启发我对延安的痴情、向往。我接触古元同志的木刻是在1948年，通过钱少武同志，我有幸看到了古元先生的作品，当我看到《菜圃》时，我就感觉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整个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环境，我了解解放区，了解共产党，了解中国革命，都是从古元木刻开始的。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菜圃》这一张，还有抗旱的《逃亡地主又归来》，那么小的一个木刻，几刀子就刻出了地主的吝啬、刻薄，他的狗那么肥，他在前边牵着毛驴，在前边那么弯着腰，他的木刻里表现的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的延安。我1951年毕业以后留校了，帮助冯法祀先生、帮助罗公柳先生建立油画系，这个时候，我跟古元同志接触。古元同志质朴的气质，对我有着强大的冲击。他个人的质朴气质，他刀下的农民的质朴的气质，黄土高原质朴的气质，完全融为一体了，我想这就是他的作品能够感染我的原因吧，后来我到了北京，还一直保存着古元的木刻集。当我需要招魂的时候，就看他的木刻。古元的作品让人感动得不得了，他对战士有那么深的感情，他对延安的农民有那么深的感情，他用版画表达了出来，这不光是任务，不光是一种政治思想，更是将具体的生活感受和农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出来。这个我觉得别人的作品是没有的。
李小倩：下面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大箴先生发言。
邵大箴：1990年春，我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在堪培拉大学召开的一个国际研讨会，讨论亚洲现代艺术。堪培拉现代美术馆馆长委托我邀请古元先生为他们百余幅中国现代版画作品的收藏题字，古元先生用毛笔在宣纸上题了“革命先锋”四个字，交我带到堪培拉。讨论会间隙，我去参观堪培拉现代美术馆20世纪中国版画的藏品，有鲁迅先生30年代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时期的作品，有延安时期和40年代国统区的版画，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50-80年代著名版画家的作品。其中也有古元先生的作品。国外收藏中国版画的事情我早就有所了解。日本有些美术馆收藏很多中国20世纪的版画，有的作品在中国已经失传。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曾经收到过美国一些美术馆的来信，信中提到，他们对中国延安时期的版画非常关注，希望我们提供给他们资料以供他们进一步研究。国际上现当代美术馆将中国革命时期的版画视为艺术珍品收藏，由此可见他们对包括古元先生在内的这些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认可。
艺术的现代性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反映了这个民族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传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承载了他们的理想，便是现代性的艺术。古元延安时期的的木刻作品，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为劳苦大众喜闻乐见，在看似不讲究形式语言的情况下，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性，因为艺术家的灵感来自沸腾现实生活，艺术表现语言发自内心的真情。这些，正是艺术作品能真正感动人、征服人的原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古元敢于用不同于别人的线条、黑白关系，运用独特的章法，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力求艺术的真实与生动…他的木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创造。据当时在延安的艺术家们回忆，在他们当中传来传去就是一本珂勒惠支的木刻集，还有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少量版画，但他们善于吸收其技法并根据实际需要加以运用变成自己的艺术手段，他们还借鉴了民间剪纸和年画的表现方法，就这样，这群青年艺术家创造了具有时代感和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
李小倩：话筒交给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主席、原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宋源文先生。
宋源文：这个研讨会的题目起得很好，古元先生与生活中的中国人已有定论，我们研讨的目的应该是今天的中国版画如何服务于中国人，古元先生当年从广东到延安，并非为了当画家而是为了抗日，参加革命，他从鲁艺到农村确立了终身为人民大众的理想，他那卓越的艺术成就为我们提供了识辨艺术价值取向的标帜，即代表一个时代先进文化取向的艺术家，必须是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恪守自己的方位和方向，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使命同步发展。古元先生在作品中所蕴藏的现实与艺术淳朴与智慧，风格与人格的丰富内涵，永远是激励我的楷模。
李小倩：请原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原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现博士生导师广军老师发言。
广军： 我这两年一直在“复习”老先生们的作品，好像我长久被关在一个不通气的屋子里面，而现在我要打开窗户看一看了。古元先生一开始学过米勒，后来也学凯绥-珂勒惠支，但是，怎么最后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生活与艺术的紧密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关心生活，你的作品就是苍白的，如果你只关心钱，那就会是有铜锈味。做艺术，一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一种气氛里面就产生怎样一种艺术。
所以我又会回到那么一种空气里面去了，我对今天环境里面的有些东西不满，虽然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创作的自由，但是我对这种匆忙的被人往前推，或者前面告诉你钞票横飞的情况我实在难以接受，不是我甘愿贫穷，而是我们丧失了很多东西。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古元先生的这些版画，我们就会想到他们是在为艺术做贡献。按外国人讲，好像这些革命的美术，都不是艺术，因为他们是有目的的，只有把艺术本身就作为目的的艺术才能算作艺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在思考外国的这些人说的是否正确。现在看起来还真不一定是那样。因为，通过古元先生的创作，我回到艺术和生活的这种关系上了，要感人，或者你让人家喜欢，或者要变成我们中国的版画的一个经典，不是那么简单的就会成立的。
今天来看，我们是要学他的一种精神，不单纯是形式上的模仿。中国版画这么多年，我说，今天经历了的“艰苦”是另外一种艰苦。比方说我们被不理解，我们被人恶搞，至于前一阵说的“边缘化”，齐凤阁先生说，他查了半天，说“边缘化”的不是外人，是我们搞版画自己说的。我们自己把这件事做好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了。还要以李桦先生、力群先生、古元先生，这些老先生们的精神为榜样，继续走。
【编辑：冯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