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遗产
1905年，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其时是光绪三十一年，清末的新政改革刚刚拉开序幕，科举在这一年废除。轰轰烈烈的出洋考察正在进行，革命党则在筹备暗杀和起义，极少有人注意到，一座博物馆在江边小城的师范学校落成。
这是中国第一座私人博物馆，设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部。南洋的鸟类、澳洲的袋鼠、各地药用植物、全国各省矿石的标本，以及汉代铜鼓、宋代龙泉窑青瓷炉无不在列，甚至有恐龙化石与鲸鱼骨架。一切文物标本，皆注有“汉名、洋名、东名（日文名称）”。
52岁的张謇题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物苑在建成后即向公众开放，“资我学子察识物理”。
他原本是向皇帝上书，在北京设京师博物馆，以为文明开化之先导，然而上意不许，他只好以个人之力，经营一隅。
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一个南通县城里的青年刚刚放下四书五经，明白自己再不能像父辈那样考中功名，光宗耀祖。难以想象的是，当他茫然走进这里时，会被激起怎样辽阔的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张謇创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这位清末状元，以大生纱厂为根基，兴办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公司、垦殖农场，设立福利院，开办学校。在被20世纪后来的战火动荡摧败之前，南通一直是中国最富活力的近代化城市典范。
与革命党和改革派不同的是，张謇相信要引入新的国民精神，才能革除积弊，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而这一种新的精神，则需以“教育为母，实业为父”。博物馆，则是地方教育的一部分。
天才而精力充沛的张謇，让南通博物苑在发轫之初就具备了一座博物馆最富光辉的精神—公共性和人文主义。它并非仅为个人收藏癖好，而用心于拓宽人的视野，激发人的兴趣，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18世纪初，英国人艾迪生在谈论思想的公共性时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房、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馆、咖啡馆之中。”这被哈贝马斯视为公共领域的开端。而博物馆则构成了一个更加庄重的公共空间。张謇大概不知道艾迪生，也无法想象后来的哈贝马斯，但是他的创建，已经与公共的文明接壤。
一座博物馆，格局可大可小，他必然要引人领略某一方面的造物精华、人类创造，塑造见识广博、怀着兴趣和好奇、有教养的民众。无论自觉或者不自觉，它都应以这样的人文精神为根基。私人博物馆现实经营状况迥异，收藏内容也各有不同，然而内核应当无出此外。
根据今年3月首届中国私立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公布的数据，在中国内地，已经有400多家私立博物馆登记注册，超过占全国博物馆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些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私人博物馆主人，面临着全世界所有同行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捍卫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在经营与发展上获得良性循环。
博物馆从来不是一个致富的产业，与此相反，倒不如说它是优雅的累赘。在400多家私人博物馆中，大多数依然在为了避免失去活力而惨淡经营，依靠拥有者不断投入的资金维持生存，也受拥有者的精力和能力所限，无法摆脱困境。其中的一些沉溺于私人收藏的炫耀，或者与某个特定阶层交往的沙龙，甚至在财富的支持下，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人文主义的灵魂。
但是也有一些先行者正在进行私人博物馆的产业化尝试，试图寻找一条公共性和经营双赢的道路，他们未必有张謇那样雄厚的财力和超越时代的眼光，但是依然在步履维艰中捍卫着博物馆的人文精神。
交叉的歧路和困难中，张謇的荣光或许正在此重生。
古陶文明博物馆
一个文人的孤寂之路
路东之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在宣武区南菜园西街12号，大观园戏楼西边。门面已经斑驳，嫩绿的新芽从檐角的枯草间探出来。
400平米的地下室，陈列着主人1000多件古陶的收藏。有人来，工作人员才打开展厅的灯。展厅里没有人解说，只有参观者自己轻微的脚步声。展馆的工作人员默默跟在后面，客人看完一组，就把这一组的灯关掉。
从1997年开馆以来，这里一直少人问津。在最热闹的时候，每天来看的也不过百人。“我们注定走的是一条孤寂的路。”馆长路东之说。路东之今年49岁，有一副典型的北京面孔，头发卷曲地拢在后面。中学时，他自学诗歌和书画，曾经师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又向萧劳、孔凡章等人学习旧体诗。在他24岁的时候，拿过“全国首届微型小说大赛”一等奖，是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的会员。
1987年，他到西北大学作家进修班进修，开始对考古和文物收藏发生兴趣。当时西北大学图书馆正在施工，工地上不时挖出一些古物。25岁的路东之没事就跑过去转转，有一天居然真捡到一块石头，上面依稀有“菩萨”、“不住色”字样。他拿给考古系老师鉴定，老师说，这是唐代残碑。这算是路东之收藏的第一件文物。
这一年，在西安城郊一个小村子里，路东之从生产队长手里买下一块汉代朱雀瓦当，花了18块钱。瓦当是贵族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往往装饰繁复，纹章曼妙。而大厦倾颓之后，掩埋留存下来的，多半是这些建筑的残片。
路东之被瓦当纹饰的优美所吸引，在这之后，他收藏古陶器的劲头一发不可收。后来，他又听闻西安有个藏友家里有一枚硕大精奇的瓦当，就骑着自行车去求见。藏友捧出来，金红色的瓦当已经残破了一块，但是上面塑的一只飞鸟依然完整，光芒四射，振翅欲飞。路东之倾心不已，六次到主人家拜访，最终以1800元买下。当天，他就冒雨找到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王建新。王建新断定，瓦当上的飞鸟，正是代表太阳的金乌。而“金乌瓦当”是汉武帝时造甘泉宫的建筑构件，具有重要的考古和文化价值。
路东之的收藏很快获得了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认可。他开始申报设立一个自己的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这些历史的遗物。199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允许建立的私立博物馆名单，路东之的古陶博物馆和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同列其中。第二年，6月15日，古陶文明博物馆正式开馆。任继愈、王蒙、李学勤、唐达成等著名学者亲自到场祝贺。
馆中展品分“彩陶渊薮”、“瓦当大观”、“封泥绝响”、“古陶序列”等六个主题，总共1000余件文物，构成了一部近乎完整的古陶文明史。在后来十几年里，许多艺术家和学者远涉重洋慕名而来，其中包括今井凌雪、渡边寒鸥、谷村熹斋、东山健吾。
然而，马未都的博物馆随着他的名气而广为人知，几乎同时创办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却一直默默无闻。它所关注的东西既过于专业，又难以让人产生财富的想象，几乎没有一炮而红的可能。
时至今日，路东之的博物馆收藏已经积累了一笔不菲的财富，仅数百件瓦当，价值就超过千万。但是这些收藏并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相反，维护这些藏品，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路东之算过一笔账，每个月房租要20多万，加上收藏文物东奔西走的差旅费、博物馆的水电费，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开支，一个月需要40多万元才能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
而古陶文明博物馆的门票价是20元，周二到周日开馆，每天不足百人的参观，即便加上纪念品销售，对博物馆的运营花费也是杯水车薪。路东之说：“我是做博物馆，不是做投资，我不卖藏品，也从没想过依靠这个赚钱。”路东之主要靠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补贴博物馆的经费。偶尔，还能得到朋友的捐助。
从2005年开始，博物馆网站的公告栏就没有更新过。虽然在学界和圈内名声远播，但是对大众来说，这座中国陶器历史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博物馆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它和大多数私立博物馆一样，被大众忽视，沉默地坚持，等待着峰回路转的一天。
紫檀博物馆
奢侈的厅堂
从北京最奢华的商业街金宝街向东9公里，在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出口的北侧，坐落着一片仿明清风格建筑群，门楼匾额写着“紫檀宫”。
这是中国紫檀博物馆，它和长安街那一头的金宝街一样，属于陈丽华。2010年的胡润富豪榜显示，她的资产高达55亿人民币。这位女富豪的家就在这个博物馆后面，一座被院墙围起来的十层大楼，看上去不像住宅，而是政府机关或者写字楼。
在博物馆的介绍里，称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集收藏研究、陈列展示紫檀艺术，鉴赏中国传统古典家具于一体的”私立博物馆。
陈丽华在谈论自己和紫檀的缘分时，总是会说到“文革”时抢救紫檀家具的故事。据她回忆，那时候红卫兵大肆抢夺和损毁珍贵的紫檀家具，她冒着危险，把一件精美的衣柜拆开，埋在乡下的猪圈里。十年后，“文革”结束前，她把衣柜挖出来，发现它完好无损。这让陈丽华对紫檀情有独钟。
在故事里，陈丽华后来在一家国有家具厂的仓库中发现了满满一房间的古董文物，它们是“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的战果。她用低得不可思议的价格把这些古董买下来，然后高价出售。
后来，她开始经营家具厂，所用的材料都是名贵的紫檀木和黄花梨木。到了陈丽华移民香港之后，这个故事变得更有传奇色彩。在离开北京前，她的家具厂生意不错，但是远没有到富豪的程度，后来移民香港，据说她在那里收获了第一桶金。
她向人们讲述自己对紫檀的痴迷：每年，她都要携重金赴热带雨林地区，搜集紫檀木的资料，查访产地。这位体格粗壮、烫着卷发的女富豪跋涉在原始森林里，忍受着40摄氏度的高温，与毒蛇猛兽周旋。有一次遭到大群毒蜂的致命袭击，侥幸躲入掩体才逃过一劫。
紫檀博物馆建成的时候，陈丽华已经在北京名声显赫。那是1999年，她58岁，九年前她嫁给了比自己小10岁的迟重瑞，那个因为在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唐僧而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回到北京时，陈丽华已经是一个成功的香港商人，开始进行大手笔的地产投资。
从前认识陈丽华的人才头一回听说陈丽华原来是满族正黄旗人，满清贵族的后裔，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远亲。据说证据在“文革”期间，家里把所有能证明血统的材料都销毁了。
她的第一笔投资是开发长安俱乐部。这是北京第一家私人俱乐部，靠近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总投资4.5亿元。俱乐部里有北京最好的中餐厅，装饰着各式古典家具、灯饰，以及紫檀木屏风。俱乐部会员限额1000人，1996年的入会费就高达8000美元，后来更翻了一番。会员里名流官宦聚集。迄今为止，长安俱乐部仍是北京城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在长安俱乐部建成后不久，陈丽华投资两亿，开始修建中国紫檀博物馆，安放自己收藏的紫檀家具，以及投资创办的紫檀家具厂生产的精品。负责打理博物馆的，是她的丈夫迟重瑞。
几位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被请来，指导整个建设工程。
这座在两年内逐渐矗立起来的博物馆占地25000平方米，正门四根纯木圆柱，高8米，粗0.6米，在京城仿古建筑中首屈一指。仅正门耗费的木料，就多达400立方米。五层明清风格的大楼，使用磨砖对缝工艺，毫米不差。而博物馆前的广场地面，用青砖铺设，再浸以桐油，这被称为“海漫斗板”，只有皇家才会使用。
一层大厅，迎门就是金色的仿故宫金屏风宝座。在三层展厅里，除了各种名贵家具，还有一系列微缩古建筑模型。紫禁城御花园中的千秋亭与万春亭，山西五台山龙泉寺牌坊，山西万荣县的飞云楼，古色古香的北京四合院……一座3米高的紫檀故宫角楼，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榫卯密合，总重十余吨，而耗材超过400吨。以东南亚紫檀木的十几万一吨的价格，意味着这个角楼光材料就花费了数千万元。
在三楼，有一座巨幅紫檀插屏群雕，雕刻的是整幅“清明上河图”。这幅长32.4米、宽1.77米的木雕和高3米的紫檀木雕紫禁城角楼，御花园万春亭、千秋亭模型，组成了紫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陈丽华曾说：“寸檀寸金，馆里的藏品个个都是无价之宝，保守地估计那些紫檀家具至少值2亿美元。”这些藏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家具厂生产的新品，它们从未被出售，只作为博物馆的展品收藏。这个博物馆也从未想过赢利。自建成以来，陈丽华就不断抽出地产生意赚的钱，对它补贴。不过，它带来的荣耀，似乎并不小于长安俱乐部。
博物馆建成后，这里的珍贵藏品多次走出国门，参加中国文化部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2005年，紫檀博物馆参加了在日本爱知县举办的世博会，获得“最佳展示奖”。2005年至2007年的两年间，中国紫檀博物馆向中国故宫博物院、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法国香波堡在内的世界五大博物馆捐赠了大型紫檀古建模型，作为永久收藏。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频频露面，让只有高中学历的女富豪成为美国最大的私立艺术学院—萨凡那艺术设计学院的荣誉人文博士，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妇女博物馆创始人霍拉黛女士授予的“国际文化领袖奖”的荣誉奖章。
自开馆以来，这座富丽堂皇的博物馆迎来的尊贵客人包括：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泰国公主诗琳通殿下、斐济时任总理恩加拉塞及夫人、乌兹别克斯坦时任副总理鲁斯塔姆·阿齐莫夫、西班牙菲力普王子夫妇、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
到了2009年9月19日，紫檀博物馆开馆10周年的时候，紫檀博物馆的三期工程，一座豪华酒店—万豪行政公寓同时开业。在庆祝这个商业项目“荣耀揭幕”的横幅下，并排站立的包括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海协会会长、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陈云林，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国际影星成龙，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以及中国的航天英雄杨利伟。而在长安街往东，金宝街已经初具规模。新的工程仍在继续。这条商业街推倒了东堂子胡同、遂安伯胡同的大片古老四合院，推倒了梅兰芳的故居、沈从文的故居、邓拓的故居。
在那场开业揭幕的仪式上，陈丽华在致辞里说，她和她的团队未来努力的方向，依然是“保护历史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观复博物馆
马未都的试验
观复博物馆正在寻找新的落脚地。这个新中国最早的私人博物馆，要在三到五年内找到一个新的地址。现在是夏天，两层小楼的白墙上，爬山虎枝叶繁茂，周围的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到处是废墟和尘土。
在此之前，它已经搬过两次，先从琉璃厂搬迁到朝阳门内南小街，又搬迁到朝阳区金盏乡，在五环路边上。在朝阳区的新规划里，博物馆所在地将是一片绿地。在新的馆建成以前，观复博物馆不得不暂时做这里的钉子户。
全国两千多家博物馆中，观复博物馆是最早一个没有政府拨款，没有企业支持，仅靠博物馆运营而维持收支平衡的。它的收入来自三个地方：门票占三分之一，讲座、文物鉴定、会员年费等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大头，还有就是品牌使用费。这三项加起来，差不多正好抵消博物馆每年700万元到800万元的运营费用。
而这一切，多半依靠的是马未都响当当的名气。观复博物馆在大众中知名，也多半得益于马未都的出名。2008年，趁着国内收藏热，马未都走上央视《百家讲坛》，先后播出52讲《马未都说收藏》，随即又出了几本说收藏的书，本本大卖，成为学术明星。
事实上，早在此前，圈内如果说不知道马未都，已经是一件丢人的事了。马未都，北京人。和5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城市居民一样，年轻时下过乡，插过队。
一开始他也没想过自己会跟文物收藏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他原先是个文学青年。1981年，他24岁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今夜月儿圆》，《青年文学》相中他，把他调过去做编辑。也就在这个时候，马未都开始搞收藏。当时全国人民一心奔着现代化，对古旧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 一件官窑瓷器，市场上卖五块钱，他写小说，一篇稿费几十上百，拿回来往古董市场一蹲，就能淘换十来件官窑。观复博物馆的收藏，就是马未都这样一瓶一钵积攒起来的。不过，随着古董市场的财路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样的好日子，早已经一去不返。
到上世纪90年代，马未都收藏的精品古董已经超过千件，他开始打算建一个博物馆，来安放和展示这些收藏。1996年10月，在四年的奔走之后，马未都的博物馆获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获得批准的私人博物馆之一。他给博物馆取名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观复，出自《道德经》，原文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马未都跟人解释说，你用心去与文物盘桓，就能逐渐抵达它的本源。
第二年1月18日，观复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最初的位置，在北京传统的古玩字画集中地—宣武区琉璃厂。展出面积400平方米，陈列以明清文物、古家具为主。馆内的布置温馨而典雅，像是一家大宅居室，这在当时的博物馆陈列中算是独树一帜。他甚至考虑到每一扇窗户在不同时间的光线变化。
2001年初，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搬迁到朝内南小街，依然沿袭过去的展览方式和风格。
2004年6月18日揭晓的“首届中国收藏年度排行榜”中，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入选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两个月后，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迁到大山子。博物馆越来越有名，却离中心区越来越远。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远离中心区，比较低廉的地价让新馆更加开阔。展览面积从400平方米扩展到2800平方米，设有家具馆、陶瓷馆、门窗馆、摄影馆、油画馆、工艺馆和多功能馆七个展馆，还有客厅、书房和茶室。
门票在私立博物馆里不算便宜，50元一张。设计得很是精美，有五种款式供参观者挑选，拿回去可以做书签。而展馆的展品，在马未都多年悉心经营之下，绝不下于许多国家级博物馆。
“花50元来参观博物馆的人，我敢说没有一个觉得是冤枉的。”马未都拍着胸脯。
但用马未都的话说，现在的观复博物馆，“就像是岩石夹缝中一盆景，死不了，也长不大。”
在外国朋友看来，博物馆就是社会公益机构，“非企业”三个字，实在太面目模糊。
“民办博物馆不是企业，这我知道，可是你得告诉我民办博物馆是什么。就好比你发我一本护照，你得告诉人家我是哪国人，不能写‘不是日本人’。”马未都说。在他看来，不告诉他民办博物馆到底是什么，只说它不是什么，那就“什么都不是”。不是企业，博物馆就不能名正言顺的经营，只能另立公司，再搭一套班子。
在这几年里，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杭州分馆和厦门分馆相继成立，成为第一家有分馆的私立博物馆。但是马未都却不得不考虑博物馆的将来—假若自己不在了，这个过分依赖自己名气的博物馆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国外的经验，比如西方大学的董事会制、理事会制，我们也搞了理事会制。因为我早晚要下车，你不能说这么庞大的车一直是我自己开着，我一停车就停了。我希望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理事，所有人都是司机。我下车别人可以开，这就需要磨合出一个运营的机制。”他说。
2007年8月，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更名为“观复博物馆”。也是在这一年，观复博物馆正式实行理事会制，15名理事承担起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责任。这在内地的私立博物馆中还没有先例。他还把企业冠名引入博物馆中。观复博物馆的工艺馆，由“奥迪”汽车冠名，而家具馆、油画馆的冠名权，分别给了美国IDG集团、瑞士信贷银行。
2010年6月，马未都把自己几十年来的收藏全部捐出，成立观复文化基金会。“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变成一个真正的公共财富，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天，希望最后这个博物馆根本不依赖于我。
所以开始谋求第一步，成立理事会；第二步，成立基金会。现在两步都迈出了，只不过现在理事会和基金会都还弱小，目前还不能完全承担一切责任。”他说。
在马未都的理想中，基金会的运作，将为博物馆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援，“将来博物馆会社会化，我希望我能退下来，然后让博物馆按照制度运营。”
建川博物馆
民族记忆与生意
大邑县安仁镇，在四川成都西南40公里，地名取仁者安仁之意。五十年前，这里因为大地主刘文彩而闻名全国，如今，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所在地。从2004年开始，安仁镇已建成开放博物馆15座，收藏文物800多万件，其中121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有17个馆准备建设或者即将开放。
博物馆的主人叫樊建川，自称“樊哈儿”。“哈儿”是四川话里“傻子”的意思，最有名的“哈儿”，便是1939年率八十八军出川抗战的范绍增。四川人讲究“袍哥义气”，“哈儿”不要紧，要耿直，要有胆识。小镇上的人说，今天，这里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与樊建川的博物馆有关。樊建川和他的建川博物馆，正在走中国从未有人走的一条路。
2010年9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纪录片，名为《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的抗战历史历来所述不多，这部每集不到38分钟的纪录片，以一个博物馆的收藏为线索，拉开整个抗日战争的画面。那是一片总面积500亩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文物来自整个中国内地，内容之丰富，几乎令人瞠目结舌。
印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彩瓷砚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课桌椅、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日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请柬，有游击队的土制手枪、地雷，有防空的警报器、修建成都新津机场用的碾子……最大的展品，是一座30吨重的日军碉堡，它保留在天津，樊建川看到之后，高价买下，花了数万元运回四川。
在聚落的东南边，樊建川修建了一座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有219尊国共抗日将领和牺牲者的群像雕塑。他们按照抗战所处战区位置，矗立在广场上。
在樊建川的收藏中，最多的也正是与抗战有关的文物文献。然而樊建川的志愿不止于此。在博物馆建设之初，他就规划了三个系列：抗战、“文革”和民俗。后来又陆续增建、追加，博物馆的规模越来越大，要建的馆舍越来越多。
樊建川阐述博物馆的宗旨说：“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樊建川的经历算得上传奇。他当过知青，在内蒙当过兵，做过大学教师，后来到地方政府当办事员，一路仕途通畅，1991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宜宾市常务副市长。过了两年，他辞职下海，不久投身地产业，打拼成都江堰市最大的房地产商，同时还投资一家酿酒企业。
从1976年开始，樊建川就成为一个文物收集者。他所热衷的是有历史价值的收藏。在宦海与商海浮沉的十数年里，他积累的藏品多达200万件。
一开始，博物馆的念头他也不敢想。2000年，樊建川在四川省博物馆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第二年，展览到卢沟桥的抗战博物馆。在那里，他发现“我的东西比他们的好”，才有了自信。
成都西南的大邑县安仁镇，保留了民国时代的古镇风貌，又有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樊建川决定把博物馆建在这里，成为当地旅游业的一部分。
2004年，樊建川以个人名义在安仁镇征地500亩，卖掉了地产公司7000多平米的办公楼，开始兴建“建川博物馆”。在他的计划里，这是一个由20多座博物馆组成的群落，他称之为“博物馆聚落”。“你可以管它叫博物馆聚落，也可以叫博物馆村庄，更可以叫博物馆超市。”樊建川说，“我们想打破博物馆本身比较弱的产业模式，做成经济的行业，用来赚钱。同时里面也会有些风景、园林，像一个主题式的公园。”
按照樊建川的想象，未来的博物馆聚落，将有三大部分组成：抗日战争、红色年代和民俗馆。
最初的计划，整个博物馆聚落建成，需要投资两亿元，然而这个计划在后来几年里不断扩充，馆舍从最初的20多座变成30座，花费也随之翻了番。建川博物馆的最初在大众中知名，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樊建川出资收购地震遗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头在废墟中被埋了36天的猪，当时网民称它为“猪坚强”。
当年6月12日，地震后一个月，临时地震博物馆展览开始。最初藏品只有5000余件，在后来一年里，樊建川四处搜集，包括救灾冲锋舟、失事直升机残骸、大型挖掘机械、背妻子尸体回家的男人所骑的摩托车。他请来北京奥运会“鸟巢”的中方总设计师李兴纲担当建筑设计，建造3000平方米的“5·12汶川大地震博物馆”。
与此同时，在地震馆边上，一片小树林里，有一座灰色水泥小屋开始悄悄修建。
它看上去像一座帐篷，长5米，宽3米，顶上开了一个圆形天窗。打开门，四壁全是粉红色。这是胡慧珊纪念馆，纪念地震中一个死去的普通女生。设计师和出资人是著名建筑师刘家琨。
人们对于这个女孩的了解，只是简单几句陈述：胡慧珊，女，四川省都江堰聚源镇聚源中学初三一班学生，生于1992年10月11日，埋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汶川地震，卒时不详。享年15岁，火化时间2008年5月15日。生前喜欢文学，梦想成为作家。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
这是博物馆中最小的建筑，小得看起来有些寒酸。屋子里陈列的，也只是这个普通女生的日常用品，她的照片、课桌、奖状、作文……差不多是一个小女孩儿在15岁的生命里所拥有过的所有东西。天气好的时候，被枝叶筛过的阳光从圆形天窗里照进来，让小屋里格外温柔而娇艳。
设计师刘家琨说：“这个纪念馆，是为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
如今聚落中已开放的15个博物馆，套票价格是100元。到去年，建川博物馆接待游客总数超过了百万人次。然而维持规模如此庞大的博物馆系统运行，仅靠门票收入远远不够。博物馆员工500多人，加上水电维修费用，开门一天，就烧掉8万块钱。54岁的樊建川，在人前半开玩笑地自称“馆奴”。
他试图用多种文化产业来为博物馆造血。博物馆聚落已经是国家4A级风景区，里面的几家酒店、餐馆和茶楼，取的名字很合博物馆的特色，叫做国民大食堂、国民接待站、阿庆嫂茶馆。开放日里，也迎来不少客人，成为配套产业的一部分。
在网上，博物馆开了淘宝店，出售纪念章、宣传画以及古董相机、搪瓷茶缸等老物件。
不过，生意看上去还没有什么起色。
“门票收入不行，我就卖水、饭、旅游品、书、光碟，办夏令营、拓展训练住宿、会议，慢慢把产业链条拉起来，现在已经初见成效，至少在吃喝方面能自食其力了。”樊建川说。
在他的计划中，未来还要建更多的博物馆，尤其是“文革”主题博物馆。现在展出的，都是些比较“软”的文物，当时的瓷器、钟表、印章。在仓库里，他收藏着8吨的“文革”检讨、两万本日记、50多万封信件。因为种种原因，“现在见不得天”。
八年来，樊建川都在四处跑，他还在不断寻找藏品，天南地北，从一张信纸，到一辆汽车，甚至一艘船。“硬干苦干八年，胜利在望。痛苦，人还在，钱没了。办公楼、加油站、商业、车库……都变卖了，还是缺‘弹药’……逼迫本馆奴只好重返商业，挣点弹药去。”樊建川说。
2004年，博物馆的注册单位是民政局，性质被定为“民办非企业”。“非企业”这三个字，让马未都在跟外国友人解释时大为挠头。
【编辑：易小燕】
